The Dilemma of Taiwan’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nd the Challenge of a Sovereign Wealth Fund
For decades, Taiwan’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were a taboo subject
prior to democratization. A portion of these reserves is reportedly held in
California’s Bank of Canton, rumored to be tied to the capital of the
Kung-Soong families. More alarmingly, funds held under private foreign names
risk becoming the personal property of heirs upon the account holder’s death.
Despite Taiwan’s reputation for fiscal discipline, the security of it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remains fraught with uncertainty, raising serious concerns.
Historically, Taiwan’s status as a “war trophy” ceded from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 shaped the allocation of its assets. Following post-war conventions,
assets were divided as of the date of Japan’s surrender among the Allied powers
(notably the U.S. and U.K.),
This historical context explains why Taiwan’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are
predominantly invested in U.S. Treasury bonds rather than channeled into a
sovereign wealth fu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a fund presupposes unambiguous
sovereign statehood—a status Taiwan has yet to fully sec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t best, Taiwan could contemplate a “quasi-sovereign
wealth fund,” unrecognized by the global community. However, such a fund would
entail a more dynamic deployment of reserves, clashing with Taiwan’s entrenched
tradition of fiscal prudence. A critical question arises: can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such a fund adequately mitigate moral hazards? These issues challenge
Taiwan’s conservative financial orthodoxy, as evidenced by the vocal opposition
from former
The management of Taiwan’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is deeply entangled with
historical legacies, international legal frameworks, and the unresolved
question of sovereignty. It represents a high-stakes balancing act between
fisc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aspirations. Navigating the tension between
caution and innovation will test Taiwan’s strategic wisdom and resolve.
台灣外匯存底的困境與主權基金的挑戰
長期以來，台灣的外匯存底問題在民主化前幾乎是禁忌話題。這些資金部分存於美國加州廣東銀行，該銀行據傳與孔宋家族的資本密切相關；更有甚者，部分以外國私人名義存放的資金，若名義人過世，即淪為其繼承人的私產。即便台灣以財政紀律穩健著稱，其外匯存底的安全性卻始終充滿不確定性，令人憂心。
回顧歷史，台灣作為二戰後從戰敗國日本割讓出來的「戰利品」，其財產分配遵循戰後慣例，以終戰日為界，由戰勝國（盟國如美、英）、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與國民黨）、台灣省政府等主體按比例分割，衍生出「國有財產」與「黨產」之爭議。
然而，中華民國作為「中國合法政府」的地位長期存疑，相對地，台灣作為戰後處理的對象，其財政政策必須極度保守，嚴禁任意舉債，以免影響戰勝國的責任與權益。而作為〈對日和約〉中定義為「主要佔領國」（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的美國，則在財產監管與背書上握有主導權。
這也解釋了為何台灣的外匯存底多數投資於美國國債，而非設立主權基金。
主權基金的前提在於明確的主權地位，必須是具有國格（staehood）的國家，而台灣的國際地位至今未明，僅能考慮設立國際社會不認可的「類主權基金」。然而，設立此類基金意味著更積極地運用外匯存底，這與台灣傳統的謹慎財政紀律背道而馳。更關鍵的是，主權基金的制度設計是否能有效防範道德風險？這些問題無不挑戰既有的保守標準。無怪乎前央行總裁彭淮南公開反對，凸顯此議題的複雜與敏感。
台灣外匯存底的運用，牽涉歷史遺緒、國際法理與主權定位，是一場關乎財政安全與國家未來的艱難博弈。如何在謹慎與創新間尋求平衡，考驗著台灣的智慧與決斷。
1951.09.05 杜勒斯於「舊金山和會」之演講◎Taimocracy翻譯 1/2
1951.09.05 杜勒斯於「舊金山和會」之演講◎ Taimocracy翻譯 2/2
國家私房錢 主權基金又掀漣漪
反對賴總統在這個時刻成立國家主權基金，台派裡底下這篇文章應該算重磅。
回覆刪除反紫光購併奇遊團，從小英總統上任開始，至目前為止在重大政策方向曾阻止民進黨因政治盲點做出錯誤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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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美華 FB：關於「主權基金」的重磅評論來了！
520賴清德週年演講說要成立主權基金，立刻收到鐵粉私訊問我，「你之前不是說反對？」，還找出一年半前我的發文截圖。（也太認真XD
沒錯，我是反對台灣成立主權基金，但我最近實在太忙沒時間寫。
沒想到在戰友「奇遊團」群組討論這題後，反紫光的帶頭大哥X先生，花了三個晚上寫出一篇「主權基金不適合當下的台灣，懇請賴總統三思」。
X大哥的論述能力一向很強，2016年春天，就是他帶著自己寫的武林秘笈，當面說服即將上任的蔡英文，當場做出擋下中資紫光的決策。（故事我再貼一次連結
）
以下就是X大哥寫了三個晚上的文章。雖然有點長，但其實很容易讀；他大老闆難得願意這麼認真自己寫文章，請大家務必捧場看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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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反紫光業界X大哥
「主權基金不適合當下的台灣，懇請賴總統三思」(Part 1)
賴清德總統發表520執政周年談話，提到成立主權基金，宣稱要「充分運用台灣產業的優勢，由政府主導，協同民間企業的力量，佈局全球，連結AI時代的主要目標市場；未來通過立法後，政府會考慮前瞻性、必要性，也會協助國內產業在全球的佈局。」賴總統強調：「當前是非常理想的時刻」，並呼籲立法院支持。
賴總統的宣示，讓我看了有點擔心。
主權基金在全世界，都是以國外股票為主要標的的積極型投資基金。主權基金不是壞事，對有些國家而言，更是他們追求長期發展的關鍵佈局。
但是做任何重大決策，都要先釐清目的。只有想清楚台灣成立主權基金的目的，才能正確評估是否該做，還有該怎麼做。
然而，賴總統在520講話中短短的幾句宣示，卻透露賴政府可能不太了解主權基金的本質，更忽略台灣在朝野極端對立的惡劣政治現實下，主權基金可能成為政治毒藥的風險。
綜合利弊得失，我認為台灣目前並不適合成立主權基金；從許多面向來看，甚至可以說，主權基金並不適合台灣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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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主權基金的主要國家有兩類：第一類高度依賴能源收入，第二類則有獨大的ㄧ黨政府。這不是巧合，其背後是有脈絡可尋的。
挪威、沙烏地阿拉伯、卡達、科威特等是第一類國家的代表。這些國家每天從能源賺進大把鈔票，卻缺乏自己的前瞻性產業。環保意識抬頭，使他們擔心能源收入的長期展望，主權基金於是成為這些國家替未來世代投資的有效手段：雖然自己沒有能力發展AI，但手上滿滿的現金，可以拿來投資全世界做AI最厲害的公司；將來AI大好，因為前人種樹，後代就可以繼續享受好日子。
他們的投資方向非常單純明確，就是找到好公司、當個「沈默」股東，抱長線，僅此而已；沒有什麼「協同民間企業力量」、「連結AI時代的主要目標市場」、「協助國內產業在全球佈局」等虛假幻想。
我很明確知道，幾個上述國家的主權基金有投資我的公司。他們從不對公司的經營指指點點，更不會尋求參與董事會，在股東會永遠投票支持經營團隊（他們如果不贊同公司經營方向，出脫股票就好了，不需要跟你囉嗦）。他們頂多偶而來拜訪一下，關心公司長期技術和展望，但對短期財報就不怎麼在意。
我的公司不重要，來看看最重要的護國神山台積電。根據公開資訊，挪威主權基金（還有其他多國主權基金）是台積電名列前茅的大股東，但從沒聽說他們對台積電經營有任何影響力。合理推測，中國主權基金也可能投資了台積電ADR，但他們不會張揚，也不會有人說這有國安疑慮，因為主權基金就是純粹投資，追求長期回報而已。他們不會說，因為我投資了你的公司，所以希望我們可以結盟合作，更不會請你協助他們國家公司的全球佈局。
台灣大大小小，身懷絕技的厲害公司太多了，大家本來就隨時在全球積極尋求結盟合作夥伴，實在不需要國家主權基金來幫忙促成。說得更直白一點，做這些事情，民間企業比政府強太多了，政府真的沒有能力幫上什麼忙，即使砸了千億美元設立主權基金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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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類主要的主權基金是強勢一黨獨大的國家，如中國、新加坡。
這道理也很簡單：投資有賺有賠，當不幸碰上大賠的時候，強勢一黨獨大政府，對政治風暴的風險有比較好的抵抗力。跟第一類國家一樣，他們因此容易維持長期一致的投資策略，不必太在意市場短期波動，基金也因此較有機會獲得好的長期回報。
許多支持主權基金的人，都忘了股票投資，三不五時就會面臨大賠。主權基金既然是為了佈局未來，自然必須積極投資成長型公司；但即使投資大方向對了，長期投資回報雖然可觀，但卻難以避免短期的波動風險。隨手谷歌一下，全球最大的挪威主權基金，今年第一季就大賠400億美元，這當然跟川普關稅引發的全球股災有關。時間稍微往前一點，半年前還當紅的特斯拉，曾經是全球主權基金的寵兒；但沒人預料到，幾乎是一夕之間，特斯拉從當紅炸子雞淪為過街老鼠，之後短短不到半年，市值一度跌掉六成！
時間再稍微往前一點，在2022年，規模最大的挪威主權基金年度虧損1670億美元，達總資產的13.3%；同年，其他國家主權基金也都經歷類似的鉅額虧損。
當然台灣主權基金規模應該不會那麼大（不過也不能太小，否則就失去設立的意義），但大家還是可以模擬想像一下，一年虧掉5兆台幣（1670億美元），若發生在台灣，會是怎麼樣的場景！這應該不是倒閣可以解決的吧？在野黨大概會要總統自己去跳樓自S，以謝國人吧！
即使不是如此股災式的崩盤，光是正常的股票波動，因為金額龐大，再加上你總是會有一些失敗的投資，這時候什麼執政無能、人謀不臧、弊端叢生、官商勾結、做不好就下台等等，各種有的沒的指控都會冒出來，在野黨可能會天天撿到槍，永遠說嘴不完，而且，巨嬰處處的台灣社會能夠理解承受嗎？
相對於央行將外匯存底投資美債，主權基金理論上的確可以獲得更高的報酬率。但高報酬必然伴隨高風險，也必需有長期的投資眼光和耐心，台灣社會對這些有足夠的認知嗎？不要說萬一出現弊案，那肯定是政治死棋，即使只是短期操作績效不佳，或是遭逢幾年就可能來一次的全球股災，執政團隊能頂住在野黨和社會的指責嗎？
提醒一下，主權基金並沒有許多人想像中那麼神奇。再複習一下挪威主權基金，過去25年，他們只有6年的報酬率是負的，其他年年都賺錢，所以，他們是業界公認的資優生。即便如此，他們的累積年化報酬率也只有5%，並沒什麼點石成金的夢幻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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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既不依賴能源收入，也不是一黨強勢政府，更何況台灣已經是黃仁勳口中，全世界稱羨的「世界運算產業中心」。要協助台灣企業在全世界維持競爭力，政府有許多事情可以做，但砸下鉅資成立主權基金，在世界上四處投資別人的公司，這和台灣公司要「連接AI時代主要目標市場」、「全球佈局」是完全無關的。賴總統宣示主權基金成立的目的，恐怕需要再更深入想想。
何況，沒有人規定每個國家都需要設立主權基金。事實上，美國、日本、英國等金融先進國家，都沒有主權基金；同樣的，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瑞士等發達工業國家，也都沒有主權基金。
賴總統也很強調台灣的主權基金要「充分運用台灣產業的優勢」。台灣的產業確實有許多優勢，但是，產業優勢真的跟主權基金成敗沒什麼關係。事實上，幾乎可以說，國際上主要的主權基金大國，之所以需要積極經營主權基金，正是由於他們自己的產業缺乏優勢，才需要利用主權基金來做另類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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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反紫光業界X大哥
回覆刪除「主權基金不適合當下的台灣，懇請賴總統三思」(Part 2)(因為留言有長度限制)
接下來，主權基金一旦成立，立刻要面對的最現實問題是：誰來負責操盤？
關於主權基金，早有許多論述，探討是否該由央行管理、是否該對國會負責，篇幅有限，我先不討論這些問題。我只想指出，無論由誰管理、對誰負責，主權基金總要有人負責操盤；問題是，少則數百億，甚至上千億美元的基金規模，伴隨而來的是龐大的操盤利益大餅和投資績效的重責大任，政府打算如何決定基金操盤人？
附帶一提，關於主權基金的規模，賴總統沒有明白宣示，但給大家幾個數字參考一下。挪威、新加坡、沙烏地阿拉伯、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科威特、香港等大型主權基金的規模都超過四千億美元，挪威甚至遠超過一兆美元，而這些經濟體都比台灣小。跟台灣特質較類似的韓國主權基金也有兩千億美元，而中國也超過兆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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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操盤手只會有四種可能：政府常任公務人員、外聘專業人才進入政府體制、國內機構法人、國外機構法人。
賴總統目前只點出政策方向，還沒有這些細節。
第一種可能，是交給現有體制內公務人員負責操盤，但我希望賴總統不要天真到以為這是可行的作法。管理規模如此龐大、放眼全球的股票基金，對投資專業的要求極高，政府官員缺乏相關的養成和歷練，不太可能具備足夠的經驗和能力，要他們承擔如此龐大的責任也不公平。
至於有沒有可能外聘專業人才，進入政府體制來管理基金？理論上完全可行，其他國家主權基金也有類似作法，事實上，我還真的實際接觸過這類操盤人；他們在國際金融市場累積多年經驗後，被延聘進入國家主權基金投資局負責操盤。只是，台灣的公務體制有辦法延攬這類人才嗎？國際金融是高收入行業，我們能制定合宜的績效獎勵機制來吸引人才嗎？
對此，我個人的經驗是悲觀的。
多年來，我的公司有許多和國立大學產學合作的經驗，我對台灣僵化的公務體系有不少親身感受。台灣的國立大學很難從海外延聘資深教授回國，因為待遇差距太大；即使廠商願意透過產學合作方式加碼預算，錢依然無法進到教授口袋，因為「於法不符」。我真心希望我們可以解決這個體制問題，否則，外聘專業人才進入政府體制，是困難重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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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容易的作法，是委託給國內和國外的機構法人操盤。但可以想像，在台灣的現實環境下，立刻會面臨各種尷尬問題：
委託國內法人，是像柯文哲前市長跟新光集團、威京集團類似的關係嗎？還是以前的「馬友友」，或是現在的「綠友友」？無論是誰中選，都擺脫不了其他人的惡意眼光。這些質疑不見得合理，但這就是台灣社會的真實現狀。不知道賴總統有沒有想過，要如何應對這個問題？
淡馬錫是國際知名，而且規模龐大的新加坡兩大主權基金之一，有非常多年的時間，淡馬錫是由新加坡強人李光燿的媳婦何晶負責經營。多年來當然也大賠過，但淡馬錫大致上還是有不錯的經營績效，何晶女士也算具備相關的專業。然而，任用政府高層親信的類似情況，在新加坡沒問題，但台灣可以嗎？
委託國外法人，除了一樣有「馬友友」、「綠友友」問題之外，還有另一個台灣社會可能會「水土不服」的問題。國際上（包括台灣在內），基金管理的慣例是，基金經理人會得到一個固定百分比的管理費（基金規模越大，百分比越低），這是基金管理人的「保底」收入，可以讓他們聘任專業人士、進行投資分析、支付下單手續費等等。通常管理費只夠支應例行運作，操盤手要真正賺錢，得依賴另一個更重要的收入，就是投資利潤抽成，這是業界獎勵基金操盤人的主流方式。
問題來了，利潤抽成是「包贏不包輸」的。如果主權基金有一年績效大好，依據合約，操盤人可以領走可能是天文數字的分紅；但萬一下一年度基金大賠，經理人可不會把之前的分紅利潤吐還給國家。這樣的情況，台灣的反對黨、媒體、社會大眾可以接受嗎？然而，如果不提供符合國際慣例的獎勵機制，台灣主權基金能在國內外找到好的操盤手嗎？
希望大家不要認為，這些有關操盤人的各種疑問，只是瑣碎的執行細節。這些「細節」處理不好，可是會捅出大問題的。
講到主權基金，許多人聽到就覺得很威，想到的都是好處；但在台灣面臨內外艱困挑戰的今天，我看到的卻是完全不成比例的風險和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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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八免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