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魚之論】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f a historian’s work does not lie in
storytelling—telling a story is merely the most basic task when addressing a
new topic. Once the contours of historical facts gradually become clear, the
historian’s true skill lies in discerning which pieces of evidence are capable
of conveying the truth (that is, possess probative value), and which are false or
meaningless.
In
conducting oral history, the historian’s direct subject is the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who may conceal aspects unfavorable to themselves, while also
exaggerating their own contributions and influence. A historian’s craft lies in
cross-referencing sources and scrutinizing language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ruth from distortion.
When matters involv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or politically sensitive issues,
the difficulties multiply. Beyond the passive resistance of institutions, even
archival records themselves may contain inaccuracies. As a matter of fact, when
Chen Ming-tong served as Director-General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he
likewise adopted a passive stance toward the disclosure of archival materials.
歷史學家工作最困難的部份不在於說故事——說故事是處理新議題時的最初級功夫。當史實的輪廓逐漸清晰後,歷史學家的功力將用在辨別什麼證據可傳達真相(具有證據能力),什麼證據是假的或無意義。歷史學家在進行口述歷史時的直接對象是人——人會對己不利的部份有所隱之外,也會誇大自己的貢獻與影響力。歷史學家的功力就在於比對史料、鑑別語言內容的真相。
涉及情報工作與政治敏感事項的資料,更是困難重重,除了機關的消極對應之外,連檔案也可能記載不實。就事論事,陳明通當國安局長時,也一樣對檔案資料的曝光採取消極態度。
文中提及之〈國家情報工作法〉第 8 條,如下:
涉及情報來源、管道或組織及有關情報人員與情報協助人員身分、行動或通訊安全管制之資訊,不得洩漏、交付、刺探、收集、毀棄、損壞或隱匿。但經權責人員書面同意者,得予交付。
人民申請前項規定資訊之閱覽、複製、抄錄、錄音、錄影或攝影者,情報機關得拒絕之。
第 30 條 違法洩漏或交付第八條第一項之資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蔣介石固然偏聽 但仍有選擇佔領政策的自主空間 Although
Chiang Kai-shek may have relied on one-sided information, he is free in
choosing the policies of occupation
國安局曾警告陳儀深:出書印線民「可關7年」 蔡英文稱「我也不能下條子」 新頭殼 20260226
國安局全數解密戒嚴時期政治檔案 不遮蔽移交國發會 中央社 20260223
國安局曾警告陳儀深:出書印線民「可關7年」 蔡英文稱「我也不能下條子」
新頭殼 20260226
威權時期的政治檔案公布之所以困難,法制上,除了受限國家機密保護法外,最主要還因國家情報工作法保護線民之故。國史館館長陳儀深今(26)日透露,國史館出版「蘇東啟案史料彙編」前,國安局除了遮蔽相關情節,還警告若揭露線民,可以關7年。而當時總統蔡英文則跟陳儀深說,她也不能直接下條子,只能修法。所以,最後才有〈政治檔案條例〉修法等事。
台灣教授協會今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邀請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就「紀念二二八:談蔣介石的責任問題及其他」發表演講。
台教會會長薛化元表示,2006年陳儀深提出中央政府責任歸屬,認為蔣介石必為二二八事件負最大責任,還被一狀告進法院。今日希望他能針對研究成果,透過史料、考證、對照讓真相與責任歸屬更清楚。
對於最近檔案史料開放引發關注,國安局才剛移送一批檔案給檔案局,陳儀深表示,國史館曾出版林宅血案史料,大家不要期待一張檔案會寫什麼,但真相也已呼之欲出。他提醒檔案記載不一定是真的,需要分辨。尤其是林宅檔案,大部分檔案都是故佈疑陣,不然怎麼會連游錫堃都被調查,家博被關在圓山偵訊那麼久。那就是要把線索給搞糊掉。從檔案可以看得出情治單位當時心態。
國史館2022年9月出版「蘇東啟案史料彙編」。蘇東啟1961年9月19日被逮捕,該案牽連達上百人,其中有50名遭判刑確定。書中記載了一位高級線民李秋遠(化名「袁春雨」),在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期間就已向當局密報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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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深也透露「蘇東啟案史料彙編」出版前的秘辛。原來是國安局把史料給檔案管理局,國史館向檔案局出版,這檔案局在回去問,國安局,讓國安局檢查一遍。結果回來後,重要部分都被遮蔽。
陳儀深說明國安局如何遮蔽,「翻起來都是白色的,你如果姓名遮蔽還知道說不合適。你還有情節。如果連情節都沒有了,我翻開是白色的,我出版這個幹什麼?我就說拍照,傳給(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安耶甘有意思嗎?他說,好啦,來協調、協調,把國安局、國史館找來。」後來在那裡爭議。當時國安局則以情報工作法第8條為由,對於線民,尤其是江南案等跟國外有關的情報,不能揭露。
顧立雄則說,「你如果姓名不揭露還有道理,你連那個情節都沒有了,不像話。如果那個是不適合公開,那你就不要交給檔案管理局。你給檔管局,之後又說這個不宜印。」
陳儀深還轉述國安局的說法,「如果大家去那邊(檔案局)看都有姓名,都知道誰在看。你國史館把它印了後,普天都發了,各大圖書館都有了。這個對於資訊.....」。陳儀深說,國安局的意思是太多人知道不好。
陳儀深說,經過抗爭後,一些白色的有恢復,但姓名遮蔽。但國史館協修吳俊瑩就利用導論,把那些遮蔽的通通寫在導論裡面。所以,如果書裡面看到遮蔽的,看導論就知道是誰。
陳儀深說,協調時,國安局長陳明通也在。他的態度就是跟國安局幕僚一樣。而國安局還跟陳儀深警告,如果出版公布現名人名,要關7年。後來出版才有公布情節,但線民的名字被遮蔽。但線民的李秋遠則在導言裡有揭露。那次溝通的成果就是沒有那麼多空白頁。
陳儀深說,他也曾去官邸跟時任總統蔡英文反應,但蔡總統說,她沒辦法下個條子說「你們國安局怎麼樣」。她說要修法。這是後來政治檔案條例修改原因。
陳儀深說,當然檔案有其國安考慮,但不能讓檔案產生機關如此任意決定,需要有客觀機制處理。他肯定國安局這次公布資料。
陳儀深說,隨著民主深化,政治檔案逐漸開放。陳水扁總統時,他們去軍情局看資料,軍情局只給一張A4的清單。但蔡英文時代已經可以到情報局登門入室,戴口罩、手套進去檢選檔案。
中華民國要勇敢的面對歷史的傷痛,這樣台灣人民共和國才能夠在傷痛上站起來,台灣人民也才有能力出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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