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菁英 早期就被中共鎖定並滲透

【雙魚之論】
John Tkacik’s article Taiwan "Lost in Translation" reveals that high-level U.S. officials, such a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s, are prime target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nfiltration. This process often begins at the outset, during the formative stages of their careers, when the CCP identifies and cultivates them through exclusive opportunities and accelerated promotions unavailable to most.
Initiated at a nascent stage, this pervasive infiltration explains why, despite disdain from successive U.S. presidents and officials for Henry Kissinger’s positions, the State Department’s “Kissinger approach” endured until 2012.

根據譚慎格的文章〈台灣「消失在翻譯之中」〉，可看出美國國安顧問等高層官員是中共滲透的關鍵目標，且滲透時機可能早在這些人物尚未嶄露頭角的初期。中共在他們年輕時便鎖定目標，通過普通人難以獲得的特殊歷練與順利升遷，長期進行培養與影響。
這種全面性的滲透始於極早期階段，因此能夠解答文章提出的疑問：若歷任美國總統或特定官員皆對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立場表示不屑，為何國務院的「季辛吉路線」仍能延續至2012年？
州長與委員長 譚慎格＠自由 20230319

星期專論》台灣「消失在翻譯之中」    譚慎格＠星期專論 20250601

一九七一年五月七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籌劃他極機密的首次訪問中國任務時，曾經思考一個問題：是否應該選擇「在巴基斯坦與中方代表會面，由巴基斯坦人負責會議的錄音，還是乾脆在中國由中國人錄音？」他稍微思考了一下，便決定由中方負責所有錄音、翻譯與謄稿的工作。這項決定反而意外造就了一個機緣，歷史學家如今得以掌握數千頁記錄季辛吉博士與中方談判內容的逐字稿。弔詭的是，在幕後整理這些會談紀錄的中方速記員，繕打英文逐字稿的速度，竟然比他們將英文翻譯成中文，並打出中文稿還快。陪同季辛吉的中方口譯員一邊做筆記，一邊將中方官員的發言翻譯成英文（季辛吉自己當然是說英語），而他們的英文打字機輸出譯文的速度，遠遠超過微軟公司（Microsoft）尚未誕生之前的中文「字盤」產出的中文文本。美方的口譯人員根本無需參與談判。

事實上，尼克森與季辛吉不信任國務院的口譯人員，認為他們對外交官同僚圈的忠誠度，遠甚於服從白宮的指令。基於相同的理由，他們反而對中方保密的能力充滿信心。在尼克森總統與季辛吉博士多次會晤毛澤東主席與周恩來總理及其高層幕僚時，季辛吉曾一再強調：「我們不會使用我方的口譯員，而是有勞貴方的口譯員。我們會對媒體說，我們的何志立（John Holdridge）先生在場，是為了核對貴方的翻譯是否正確。」當季辛吉說出這番話時，一位中方口譯員可能忍不住挑了挑眉。這位哈佛大學教授隨即改口：「我向貴方的口譯員致歉。」他還向周恩來保證，說何志立會「核對」中方口譯員的翻譯，「當然，只是一種障眼法」，「目的只是讓我們自己的人不要說我們任憑你們擺佈」，季辛吉嘆了一口氣，承認「我們確實就是如此。」

尼克森與季辛吉拒絕讓任何美國口譯人員，參與他們和中國領導者的秘密會談。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中國期間，隨行的國務院口譯員傅立民（Charles W.“Chas”Freeman）坦言，他的總統口譯任務僅限於為第一夫人在晚宴上的閒聊翻譯。總統曾請他翻譯在宴會上的致詞，但由於致詞中引述「一些毛主席的詩詞，要是由我來翻譯，恐怕會慘不忍睹。所以，我做為中譯口譯員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婉拒翻譯總統講話。」雖然傅立民號稱是此次訪問的「首席美方口譯員」，他卻從未替尼克森或季辛吉翻譯過一句話。

排除國務院口譯人員參與會談的決定，確保了尼克森式的保密原則—對國務院保密！可是，對於他的中國朋友，季辛吉卻毫無保留。正好相反。在與中方領袖長達數百小時的會談中，季辛吉甚至鼓勵中方安全部門監聽他與國務院持懷疑態度的外交官之間的通話。

舉例來說，在杭州與尼克森代表團中的國務院隨員就《上海公報》中涉及台灣的措辭展開一場激烈爭辯後，季辛吉不得不向中方求援。他懇求當時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我希望你們有在監聽我的電話，因為這樣你們就會知道我面臨何種處境。」其實，他根本無需擔心。中國間諜機關透過竊聽電話、安裝隱藏式麥克風和其他手段，早已全盤掌握美方代表團在中國的一切對話。

外交處理漏洞百出 漠視台灣議題

二○○六年，美國國務院解密了這些對話紀錄的數千頁檔案，我認為，我們現在已經掌握一份季辛吉博士與中方領袖會談的「完整」紀錄。我不知道有多少歷史學家曾經真正耙梳過這些冗長的會談紀錄，更遑論能夠理解當時的歷史脈絡。我猜想，若非親身經歷，恐怕難以洞悉箇中奧義。然而，在我遍覽大部分文件後，我對季辛吉在對中外交上的處理方式，只覺得漏洞百出、毫無章法，他對台灣議題更是漠視，甚至鄙夷。從他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首次會晤周恩來時開始，沒有安排美方口譯員就已經構成不利的溝通障礙。

不得不說，周恩來試探季辛吉對美國在台灣法律地位上的立場，其手法之細膩，實在令人嘆服。在為季辛吉及其兩名隨員遞上中國最頂級的「熊貓牌」香菸後，周總理提及毛主席在前一年的一月接受美國記者史諾（Edgar Snow）訪問一事。

季辛吉欣然回答，他確實讀過那篇專訪。可是，周恩來關心的不是這個。他真正想知道的是，季辛吉和美國是否深入研究過台灣議題，是否注意到毛澤東早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接受史諾訪問時，就曾經做出一段重要的表述，即同為日本殖民地的「福爾摩沙」（台灣），與朝鮮一樣皆應獨立。這段話載於史諾的第一本著作《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記》）第九十六頁，後來廣為流傳，甚至成為毛主席一言九鼎的權威宣示。

當季辛吉一行人表現出不知道史諾著作與台灣有何關連時，周恩來便先聲奪人，試圖糾正「錯誤」。周總理堅稱，不論毛主席是否曾經在「一九三六年他（史諾）離開中國的時候」說過那些話，史諾都不是可靠的訊息來源。他進一步對一頭霧水的季辛吉強調：「當然，他的著作並不全然準確，因為那些內容是以對話形式寫成的。」他還說：「有些地方不太準確，個別處甚至是錯的。」

事實上，根本沒有什麼「翻譯錯誤」。史諾當年撰寫《紅星照耀中國》的草稿，是一九三六年在延安由中國共產黨宣傳部門嚴格審查、編輯之後，才獲准在美國出版，史諾也才能離開中國。甚至在史諾返回紐約後，他還收到來自中方的修改建議。

當這位中國總理確認，在座的這些貴賓對台灣歷史一無所知（而一位受過訓練的專業口譯員應該就會熟悉這些內容）後，他便開始向季辛吉滔滔不絕地大談台灣的法律地位，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一九七一年十月，也就是加州州長雷根（Ronald Reagan）訪問台灣參加十月十日雙十國慶僅兩週後，季辛吉再度訪問北京。周恩來再次以故作輕鬆的玩笑話迎接他，這次是以「加州的天氣」做為開場白，季辛吉依然反應遲鈍，沒聽出對方的弦外之音，中方據此判斷，雷根不會惹出什麼問題。在我二○二三年三月十九日刊於《自由時報》的《星期專論：州長與委員長》一文中， 曾經談到雷根的訪台行程、他與季辛吉的決裂，以及他在一九七六年對時任總統福特競選連任的挑戰。當年在北卡羅來納州初選期間，雷根曾經憤怒地表示：「我們要怎麼幫一個說自己當選後會留任季辛吉的人辯護？」他不是唯一一個這麼想的人。

在一九七六年十月的總統候選人辯論中，喬治亞州州長卡特（Jimmy Carter）向美國人民保證，他不會像福特那樣，「我絕不容許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友誼，凌駕於維護台灣人民的自由與獨立之上。」當卡特入主白宮，著手研究尼克森與福特時期的對中政策紀錄時，《紐約時報》記者邰培德（Patrick Tyler）寫道，卡特花了好幾天翻閱季辛吉的談話紀錄。他對「季辛吉的逢迎諂媚」感到震驚，私下對幕僚表示：「他根本就是在拍他們的馬屁」；季辛吉與中方領袖的私下談話，讓卡特「感到不齒」。卡特也因此確立了新的對中路線，尤其是在台灣議題上。

卡特任命的駐北京聯絡處主任伍考克（Leonard Woodcock），是我一九七七年至七九年在中國任職時的上司。他也通讀了相關談判紀錄，同樣深感厭惡。他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廿六日抵達北京就職後不久，便向聯絡處同仁表示：「你們可能以為我只是個外行，但我不是。」（伍考克其實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資深勞工談判專家。）他說：「我已經盡可能地閱讀關於中國的一切資料，包括華沙會談、巴黎會談，以及國務卿季辛吉與中方的談話紀錄，我想說的是，」伍考克總結道：「我們絕不能再容許自己像亨利‧季辛吉對中國那樣，在一個外國面前如此卑躬屈膝。」

季辛吉之後 中國政策不再一人拍板

我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底抵達北京，晚了伍考克大使幾天，因此錯過了他那場痛批季辛吉的演說。不過，在我與他共事的兩年期間，他確實對季辛吉評價極低，當時我以為那只是黨派立場的意氣之爭。如今回顧，才知道他當年的看法其來有自。在季辛吉之後，中國政策不再是一人拍板的獨角戲，不論是卡特還是雷根，都無意履行季辛吉與已故中國領導者之間任何沒有行諸於文的口頭承諾。

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國的領導階層、意識形態與戰略方向，都已經徹底改變。北京急於和美國建立正常關係，而美國總統卡特的書面指示則是：「告訴伍考克與其他人，要堅持立場—不要急。我們必須捍衛美國的利益和原則。」

對於季辛吉在台灣議題上的外交操作秘密紀錄，雷根總統同樣感到震驚。然而，隨著歲月流逝，許多回憶錄相繼問世，季辛吉一九七一年「開啟中國之門」的壯舉深植人心，卻掩蓋了他那場未經充分翻譯把關的秘密外交對台灣所造成的長遠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