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心為善的人》：為什麼祖克伯急著想禁臉書前全球政策總監回憶錄 Savior 20250410

【雙魚之論】英文拷到 G / D 找中文翻譯
the book title Careless People literally translates to “careless individuals” (漫不經心的人) is inappropriate. A deeper look at the author’s intent suggests “people lacking goodwill” (無心為善的人) as a closer fit. Personally, I find “heartless people” (沒心肝的人) to be the most evocative rendering, capturing the title’s true spirit. Alternatively, the author may be paying homage to Hannah Arendt’s concep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 from her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which refers to the disregard for minor sins or wrongs.

書名Careless People，直譯是「漫不經心的人」，稍微深入作者原意會翻譯為「無心為善的人」。對我而言，翻譯為「沒心肝的人」才夠傳神。或者，作者是在向Hanna Arendt的〈極權主義的根源〉（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中「無視於小罪小惡」（Banality of Evil）致敬。

Facebook幫中共監控台灣人

《無心為善的人》：為什麼祖克伯急著想禁臉書前全球政策總監回憶錄    Savior 20250410

　　2025 年三月，一本回憶錄意外登上了國際政治與媒體科技交界的舞台。它既非預言未來，也非回顧科技成就，而是由臉書前全球政策總監莎拉‧溫恩─威廉斯（Sarah Wynn-Williams）所撰寫的《無心為善的人》（Careless People，中文書名為暫譯）。此書甫出版即引發風暴，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緊急提告，試圖中止出版與宣傳，並聲稱作者違反保密條款與誹謗規定。溫恩─威廉斯隨即成為科技業史上少見的吹哨者——一位從體制高層走出來的人，選擇不再沉默。

　　但本書之所以撼動世界，並不僅僅是因為它揭露了幾個內部八卦，而是它點出了這個時代最核心的問題之一：當我們以為自己在使用平台表達，實際上，我們正在被平台定義為有資格講話或沒資格講話的人。

　　雖然祖克伯氣到跳腳，但《無心為善的人》得到英語世界自由派媒體極高評價。

　　美國《大西洋月刊》特約記者查理・沃澤爾（Charlie Warzel）在評論中指出，儘管臉書早已深陷爭議多年，《無心為善的人》仍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制度內視角」。溫恩─威廉斯曾是 Meta 第一位專責全球政策的高階主管，長期參與公司對中國、緬甸、東南亞的擴張計畫，也在 2016 年美國大選後目睹 Facebook 如何錯失改變路線的契機。

　　溫恩─威廉斯筆下的 Facebook，並非某個邪惡帝國，而更像一架急速奔馳的成長機器：只要能多接觸一點使用者，只要能擴張市場，便不惜繞過文化、法治與倫理的基本規範。這場擴張邏輯，甚至被內部稱為「延長道路」（extend the road）——因為用戶增長逐年趨緩，管理階層便將各種進入新市場的手段視為維持市值的必要手段。

　　書中揭露，緬甸平台擴張時，Meta 根本沒有在地審查制度，也沒有把社群守則翻譯成緬語，連「檢舉內容」這種基本按鈕都無法操作，最終導致虛假訊息在族群衝突中擴散，引發屠殺。而這樣的災難，並非意外，而是預料之中——公司內部文件早就警告這樣的風險，但沒人停止這場「規模化優先」的運作。

　　更具警世意味的，是溫恩─威廉斯揭露，早在美國國會關注前，Facebook 就曾與中國政府直接接觸數年，考慮資料中心落地中國、調整內容審查機制，只為換取市場准入。而這一切的實施者，正是那位總是強調「自由連結」的傢伙——馬克·祖克伯。

從 Lean In 到 Lean Over ──荒謬企業文化的真實寫照

　　如果說沃澤爾的文章帶領我們進入制度結構，那麼英國《衛報》專欄作家瑪莉娜・海德（Marina Hyde）的評論則直接撕破了 Facebook 所有虛偽光環。《無心為善的人》不只是一本紀實書籍，它同時也是 Meta 頂層權力文化的控訴。

　　海德揶揄地指出，當祖克伯忙著與喬‧羅根（Joe Rogan）講一些「企業需要更多陽剛氣息」的屁話時，卻又因為一位前員工寫了本回憶錄就情緒崩潰，哭哭啼啼急奔法院要求禁止出版，這種行徑，與其說是守護事實，不如說是惱羞成怒的自戀防衛。他那麼寶貝的陽剛氣質去哪了？

　　溫恩─威廉斯的書中還有多項可笑荒謬情節——祖克伯的幕僚偷偷調整演算法，讓他的貼文始終維持高互動；高層玩桌遊《卡坦島》時沒人敢贏；甚至雪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推廣「Lean In」所謂女力理念，背後卻被爆料為性別階級製造者，還有女員工被暗示鼓勵「Lean into her lap」（靠向她大腿）。

　　這些細節看似瑣碎，實則揭示出一個關鍵現象：這家公司不只是產品有害，它的組織文化本身就滿滿是雷。在這樣的環境下，「追求的不是效率，而是不受挑戰的信仰感」。而這所謂信仰，就是：我能設計演算法，我就是上帝。

　　海德最後將 Meta 比擬為當年的東印度公司，指出它實質上已超越一國一法，成為一種全球性的「科技寡頭政體」；我們不是在使用它，而是被它統治著。

Facebook 對台港輿論的干預，已不再只是陰謀論

　　對於許多長期關注人權與民主議題的台灣社會使用者來說，「為什麼我寫香港、新疆的貼文，常常擴散不了？」這個問題早已在心中盤旋多年。從「反送中」運動的街頭實況無預警被下架，到批評中國政府的貼文觸及率明顯異常低落，這些「難以量化但普遍存在的現象」，長期被視為是個「陰謀論」、或至少「無從證明的懷疑」。如今，隨著溫恩─威廉斯在美國國會公開證詞，這些懷疑終於得到結構性證實。

　　根據中央社報導，溫恩─威廉斯在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下轄的犯罪與反恐小組委員會作證時明言，臉書確實曾在香港與台灣啟用特定審查工具，而該工具的核心設計，出自祖克伯本人。其機制為：當貼文瀏覽次數超過一萬次，就會自動提交「總編輯」進行人工審查。這位「總編輯」不只是內容的仲裁者，甚至可以在特定時機（例如六四紀念日）調整平台運作、或在新疆等區域完全關閉服務。

　　更令人震驚的是，這套工具在開發過程中，曾被中國共產黨官員實際測試，並提供「優化意見」，包括「需要加入哪些過濾功能」、「哪些圖片需要攔截」、「應該怎麼樣才能更有效控制某些訊息擴散」。這不是第三方的臆測或流言，而是由曾在 2011 至 2017 年任職 Facebook 全球政策總監的高階主管，於國會聽證會上，經宣誓制度約束下親口提出的證詞。

　　這一切，不僅顛覆了台灣過去對「平台中立性」的假設，也直接揭示出一個殘酷事實：在我們以為可以自由討論的網路平台上，輿論場其實早已被「由外部權力指揮的演算法與人為干預」重新佈局。這樣的干預並非抽象的「政治力」，而是系統性設計的審查工具，一旦啟動，誰能發聲、誰會消失，根本不取決於事實、道理或共鳴，而是來自於一套與極權國家合作後誕生的內部邏輯。

　　而最令人不寒而慄的，是 Meta 曾計劃將資料中心設於中國。這不只是將用戶資料暴露於中共法律的管轄範圍內，更代表著：如果沒有足夠的國際監督機制，台灣用戶的帳號、身分、對話，可能早已被當成「市場準入代價」的一部分，出賣於談判桌上。

當平台代替你寫下「歷史」，你的自由意志其實不存在

　　這已經不是單純的企業擴張「不得不然的妥協」，而根本是由科技權力與極權利益共同編寫的現代網路殖民計畫。祖克伯在面對國會質詢時聲稱：「我們不知道中國會如何適用其法律。」溫恩─威廉斯直接打臉這項說法，指出公司早在 2009 年前就做出上百項與中國相關的決策，到了 2018 年時，早已與中共展開為期四年的直接談判。

　　這意味著，我們在 Facebook 上發表的每一篇關於中國民主、人權、乃至香港抗爭的貼文，若真的無法傳出去、若真的被莫名下架，並不是演算法「無心的錯」，而是有人故意設計它如此運作。而這「有人」，就是曾親自要求習近平替他孩子命名、在書中被形容為「永遠扮演最適角色以接近權力核心」的馬克·祖克伯本人。

　　當我們在網路上為言論自由掙扎，實際上卻已被封鎖在演算法後方的「看不見的審查室」裡。這不是虛構情節，而是來自 Meta 核心高層的回憶錄，與美國國會紀錄雙重交叉印證的事實。而當這項工具曾在台灣實地啟用，我們更不能自外於這場歷史的再書寫。

　　《無心為善的人》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它讓我們看見 Meta 的內部結構與文化，更因為它讓我們理解一件事：當代的輿論場早已不再是新聞媒體或公共論壇主導，而是由演算法與審查工具所設定。

但，誰是那些「無心為善的人們」？

　　溫恩─威廉斯在書中最後寫道：「他們握有的權力越大，責任感就越稀薄。」這句話不只是總結 Meta 的發展歷程，也是一句送給我們所有人的警語。我們會想問，究竟書名描述的「粗心大意」、「無心為善」的人們是誰？

　　表面上，她指的當然是臉書內部決策階層。從書中內容與她在國會的證詞來看，溫恩─威廉斯明確批評的對象包括馬克·祖克伯，親自設計審查工具，並選擇與中共對話以追求市場擴張；雪柔·桑德伯格，將女力包裝作為掩飾權力與企業文化暴力的工具；還有各部門主管與政策團隊，視用戶為數據、無視在地文化風險，只為追求增長與KPI。

　　在這個層次，「Careless」並非指「單純粗心」，而是更有「失職」與「道德冷感」的意味存在：他們不是不知道後果，而是選擇不去在乎。

　　第二層次，她可能也在質疑「我們這整個時代的人」。溫恩─威廉斯並沒有把自己完全排除在外——她寫這本書本身，就是一種「試圖彌補曾經的沉默與順從」。她坦承自己也曾在那個系統中做出妥協，也曾在被性別壓迫時選擇沉默，甚至在某些會議中被動接受不道德決策。

　　而這種「我們都在其中」的態度，讓書名《Careless People》在英文語境中變得更複雜——不是「指責他們」，而是「警告我們」。副標的「權力、貪婪與失落的理想主義警世寓言」，也讓人不得不自問：這故事的主角，是祖克伯，還是也包括轉貼、滑動、沉默、按讚、逃避的我們？

　　溫恩─威廉斯並沒有像史諾登那樣演出一場烈士式揭露，不以道德高地來喊話，也不單純當受害者，而是用書寫去處理一種更難承認的真相：在權力系統內，你可以是加害者、被害者、也可以是沉默的幫兇；但最危險的是，你可能根本沒有覺得自己該抗議什麼、爭取什麼──或者信仰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