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魚之論】英文拷到 G / D 找中文翻譯
對於文明的原則，要有堅定的信念。其原則就是：文明的進步，來自創造力；且沒有「思想自由」就沒有創造力。思想自由，才是文明源頭。其本質是「質」。
可怕的是中共懂得以上的「原則」，在不願開放思想自由前提下，他們扭曲「思想自由」為「供需關係」，變成：「需求」創造文明進步---在美國的制裁下，中共只好自行發展。激出活力，所以必然超趕英美。美國人一聽「供需法則」，就不加思考相信這套。
中共信仰「量」，而不是「質」，注定無法成為領導者。
這就是尼克森訪中時中國所展現過的電影手法：針灸下開刀、大蘿蔔等，令美國人大吃一驚。這就是認知作戰，此次所謂DeepSeek衝擊，不過是以國家之力做空金融市場而已。當真的人，就落入中共的陷阱了。
知彼知己：正確評估中國的挑戰 Foreign
Affairs 2025 割蘿蔔外電譯站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躍居全球領導地位，但華府高層不時就會陷入一種焦慮：認為美國正在衰落，並且在跟某個對手的競爭過程中節節敗退。1957年蘇聯發射「史普尼克1號」衛星時，就曾經引發這樣的恐慌，1960年蘇聯的擴張主義也曾經帶來類似的憂慮。1980年，華府高層就曾經擔心美國的產業競爭力無法跟日本經濟巨頭互相抗衡。甚至在蘇聯剛剛解體的1992年，《哈佛商業評論》雜誌還刊登一篇文章，標題是「美國正在衰落嗎？」
如今，關於美國衰落的觀點與對美國民主體制新弱點的擔憂，以及對中國實力迅速增強的恐懼已經結合在一起。這兩種憂慮皆不無道理。雖然美國選民對於民主受到威脅的原因看法不一，但普遍擔心美國的民主制度已經無法實現「美國夢」所承諾的結果。蓋洛普在去年10月所做的民調顯示，四分之三的美國人對國家發展方向感到不滿。
同時外界認為中國高速前進、積極推動經濟與外交議程，並進行大規模的軍備擴張，而美國卻在不平等、薪資停滯、參眾兩院政治僵局、政治兩極化以及民粹主義的重壓下步履維艱。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確實已經成為「世界工廠」，主導全球製造業，並在某些高端科技領域引領潮流。
2023年，中國製造全球將近六成的電動車、八成的電池以及超過95％的太陽能板。同年，中國在電網中新增3000億瓦的風能與太陽能電力產能，大約是美國的七倍。中國同時也掌控相當多數的關鍵礦物開採和提煉領域，這些礦物對全球經濟來說非常重要，其基礎設施更是世界領先，擁有最大規模的高速鐵路網以及先進的5G系統。
在美國國防工業努力應付需求的同時，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產武器。在過去三年，中國建造超過400架現代化戰機，研製出新型匿蹤轟炸機，展現研製極音速飛彈的能力。軍事分析家Seth Jones評估，中國如今武器的增產速度是美國的五到六倍。
在一些專家看來，這些進展似乎表明中國的政府體制比美國更適應二十一世紀的需求。中國領導人很常宣稱「東升西降」。而現在，一些美國領袖似乎也開始認定這是必然的走向。
但如果因此就斷言中國在整體上更具優勢，那真的是大錯特錯。中國的進步與力量確實很有份量，但中國的「資產負債表」上也有很龐大負債。如果只看中國的優勢而不看隱藏在底下的弱點，就無法正確評估美國的真實地位。即便是看起來很強大的地緣政治對手，也往往有難以察覺的脆弱之處。因此，美國政府高層必須能更敏銳洞察對手所擁有的力量，也要包括對方的弱點。
雖然中國今後仍將是一個強大且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角色，但中國正面臨一連串越來越複雜的挑戰，這勢必會嚴重干擾中國未來發展。
中國目前面臨動盪不安的房地產市場、債務飆升、地方政府財政緊繃、國內各產業生產力下滑以及人口迅速老化等多重壓力，中國也勢必要在此過程中做出兩難的取捨。在國際上，中國遭遇區域軍事緊張，並且在先進經濟體中面臨越來越嚴格的審查與反制。
誠然，過去二十年推動中國驚人成長的基礎條件正逐漸瓦解。然而在當前的困境急需靈活政策應對之際，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卻持續鞏固自身的權力，徹底壓制異議人士並排擠技術官僚，這讓中國的決策流程越來越僵化、被動且容易犯下大錯。如今，中國年輕人都在感嘆他們實現抱負的空間正不斷縮小，而且在中共領導階層改變之前，這種情況好轉的機率越來越低，而且遙遙無期。
雖然自己存在種種缺陷與弱點，美國仍然掌握著中國所無法相比的「戰略深度」：那就是美國擁有獨特的經濟活力、全球軍事優勢、卓越的人才資本以及能夠自我改變的政治體制。
美國的經濟擁有極強大的韌性與適應力，並擁有世界上最深、流動性最強的資本市場，並且對全球金融體系擁有絕對的影響力。美國持續吸引世界頂尖人才，包括很多因為中國威權政治環境而離開家鄉的中國政治難民。
老實說，美國仍在經濟活力、全球影響力以及科技創新方面對中國保持關鍵的領先優勢，我在這裡強調這一點真的不是得意忘形也不是故步自封。因為只有深刻理解自身的優勢，才能制定明智的戰略。
如果華府高層因為過度悲觀或恐慌而喪失意志，或因為自我懷疑而目標模糊，又或因為排外與保護主義傾向而關閉國門，美國就有可能會自我埋沒這些「非對稱性優勢」。
雖然自身面臨不少問題，中國在某些領域（例如量子計算、再生能源和電動車製造）依然取得進展，這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與繁榮造成挑戰。像中國這樣的政治—經濟體制，即便在自身擁沉重問題的壓力下還是能在部分領域保有競爭力。
中國往往能在美國大幅度忽視或投入不足的領域拔得頭籌。中國的最大優勢不在於自身的基礎條件，而在於中國的「極度聚焦」及「不惜砸下龐大資源、容忍極度浪費」來追求目標。這表示美國沒辦法在二十一世紀至關重要的產業領域裹足不前，否則可能重蹈上一個十年在5G領域落後的覆轍。
美國總統川普在競選期間特別依賴「美國衰落」來造勢。美國確實面臨一連串艱鉅難題，不論是在國際上還是國內，然而跟中國所面臨的困境相比真的是相形見絀。而且美國常常過度渲染對手的能力，進而低估自身優勢，最後往往適得其反，成為導致重大政策錯誤的陷阱。即使是最悲觀的川普顧問也應該理解這段歷史，如果只是一味對中國做出被動的反應而不是善用美國相對優勢來推進自身利益，可能會造成代價昂貴的誤判。
信心遊戲
在過去的100年，美國不斷高估對手的實力，也同時低估自身的能力，這種習慣在冷戰時期非常明顯。當時美國官員和分析家都深陷恐懼，擔心蘇聯在軍事、科技和全球政治影響力方面已經居於上風。例如1950年後期，美國官員相信蘇聯擁有規模更大、性能更先進的洲際彈道飛彈庫存。然而之後由U-2偵察機等取得的情報顯示，所謂的「飛彈差距」主要都是美國高層所想像出來。在冷戰接近尾聲時，蘇聯經濟實際上已經在軍費負擔的壓力下徹底崩潰，以前所擔心的「蘇聯優勢」有很大部分都被誇大，或者根本是出自誤判。
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對自身弱點的認知及呈現方式不同，這也導致美國長期以來往往低估自身的優勢。民主制度較為透明，而且鼓勵對國內的缺陷進行公開辯論。這種機制往往會讓社會更聚焦於自身的不足，這讓自己弱點呈現的特別明顯。
與此相對，威權獨裁政權會壓制各種批評聲音、透過大外宣塑造比實際狀況更正面的形象，因而就顯得特別強大。蘇聯在這方面就極力維持「無懈可擊」的外表，例如審查媒體、舉行盛大的閱兵式，遮掩自身經濟停滯、政治內鬥及缺乏創新力的現實，這一度也讓美國決策者上當。而美國自身民主社會的自我批評傾向，反而掩蓋了自己的優勢。
有時候，這種現象卻能帶來對美國有利的結果：對手崛起的前景能激發美國的資源和政治意志。例如「美國在彈道飛彈生產能力落後蘇聯」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錯的，但這確實成為推動美國政府增加國防預算、加速科技研究的強大動力。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錯以為蘇聯正超越美國」，美國才得以維持相對優勢。
另外類似的情況還有蘇聯在太空競賽初期取得的領先以及人們對「美國在這項象徵性、關鍵性的競賽中可能落後」的擔憂，在這個背景下就推動美國政府成立NASA，重新大量投入科學教育與研究經費，這些投資奠定之後半世紀美國科技在全世界絕對領先的基礎。
當然，低估地緣政治威脅也可能會帶來慘痛代價，例如1930年對納粹德國崛起的忽視、1990年對「蓋達基地組織」茁壯的漠視。這類事件帶來的動盪使得美國「寧可高估威脅」顯得更安全一些。然而在很多情況下，過度高估對手也可能導致美國錯誤的分配資源、忽視加強自身的重要性、在次要議題上浪費精力，甚至被捲入不必要的戰爭。例如美國對越戰的巨大人力與資金投入，部份源自於「骨牌理論」：美國如果放任蘇聯支持越南共產黨在東南亞立足，那麼共產主義就會勢不可擋席捲全球。
這種信念讓美國執著於一場曠日費時、代價高昂的戰爭，最終消耗美國自己的資源、傷害美國的國際形象，也削弱美國人對政府的信任。
因此美國藉由特別強調對手強大來推動國內的行動，這種做法堪稱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假想的威脅可以讓自己調動資源、推動創新，並在面對潛在挑戰時凝聚團結。例如在太空競賽期間和冷戰期間的軍備發展都是如此。
但當對手的力量被「略微放大評估」時，其實有助於推動建設性的投入，只要不至於引發恐慌或無法持續的負擔即可。
但如果這種高估對方嚴重扭曲美國政府的政策優先順序，這會讓華府高層有限精力被無謂的事情分散，或者引發不必要的軍事衝突，那麼後果就會不堪設想。要分清這兩者的差異，就需要針對對手的實力有細膩的理解，並能制定適度且永續的應對策略。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中國
現在有很多美國人擔心中國即將取代美國的地位。表面上看來有不少證據支持這種判斷，尤其在許多關鍵領域，從極音速飛彈到造船業，中國的實力越來越強，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經居於領先地位，似乎能證明中國的「政府主導」政治經濟模式依舊能像鄧小平所說的那樣「集中力量辦大事」。
然而中國實力的基礎如今正受到一連串挑戰的衝擊。從2007年達到巔峰以來，中國的經濟增成率已經持續下滑，特別是最近五年更是遭遇結構性難題和經濟動盪不安的局面。房地產市場作為中國經濟與城市發展的關鍵支柱，正在經歷史無前例的衝擊，這種影響非常深遠。
2024年8月，國際貨幣基金評估，中國大約有一半的房地產開發商面臨破產危機。這些問題部份源自於房價持續下跌。截至2024年10月，房價的下跌速度創下2015年以來的最快紀錄，因為超過七成的中國家庭財富集中在房地產上，房價大幅下跌不僅衝擊開發商，也波及幾乎所有中國人。
房地產危機也在侵蝕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長期以來，地方政府依賴賣地收入為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提供資金。當地價下跌、土地交易萎縮，這些地方政府的收入急劇下滑，導致自己沒辦法償還債務，也無力維持最基本的公共服務。
彭博社在2024年4月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地方政府當月賣地收入創下八年來的新低記錄。為了補足財政缺口，一些地方政府竟然開始瞄準企業亂開罰單，或追回已經發放的公務員獎金，甚至向私人企業借款來支付薪資。
連中國民眾對中共的經濟治理也逐漸失去信心。《華爾街日報》報導，從2023年6月到2024年6月，有高達2540億美元的資金悄悄外流，這顯示國內對前景的失望。年輕世代更是掀起一股「躺平」風潮，對社會期待的「拼盡全力、以換取越趨渺茫的回報」進行消極抵抗。青年失業率創下新高紀錄，對他們來說，即便高學歷與長工時也不再能保證穩定就業或向上流動。
中國曾經受益於的外部發展環境，如今也出現顯著轉向。外國企業過去為了開拓中國廣大的市場，爭先恐後搶進中國市場，但現在外資卻變得非常謹慎，甚至陸續退出中國市場。2021年至2023年期間，外國對華直接投資暴跌80％，創下30年來新低記錄。2021年中國政府對科技產業的打壓，讓中國科技業的市值蒸發數千億美元，再加上中國政策和政治上的不可預測性，讓跨國公司開始重新思考它們在中國的布局策略。
美國商會去年9月的調查顯示，只有不到一半的外資看好中國未來五年的商業前景，這是該調查25年歷史以來的新低。
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曾經被全球市場熱烈擁抱，很多國家非常渴望從中國製造業的規模優勢中獲利，也希望分得中國巨大投資需求的紅利。如今，中國仍然極度依賴世界市場，但很多外國政府對中國經濟勢力與軍事擴張的戰略影響越來越憂慮。
一些曾經視「一帶一路」協議為基礎建設發展途徑的新興國家，正擔心這種協議對當地環境及勞動力帶來負面衝擊。澳洲及加拿大等先進經濟體則增設投資審查機制，藉此防範中國投資所帶來的國安風險。2019年3月，歐盟執委會在一份「戰略展望」報告中明確把中國視為「系統性對手」，由此看出歐盟對中國的態度由單純的「市場機遇」轉向更謹慎的立場。
其後，歐盟對中國在歐洲關鍵基礎設施、科技及數位產業的投資採取更嚴格的規範，並對中國電動車祭出最高可達45％的關稅。
與此同時，習近平推行的是一種「被動且不透明」的決策風格，反而加劇中國國內與國際的矛盾。他將權力集中在少數忠誠派系之手，削弱黨內原有的互相制衡機制，否定或排斥過去那種較能緩和決策風險的運作方式。中國在最初面對COVID-19疫情時的做法就是最明顯例子：隱匿關鍵資訊、鎮壓吹哨者，這導致疫情失控與耽誤世界各國的緊急應變，讓病毒快速擴散至全世界各地。如果當初能儘早發布明確訊息並在當地進行有力防疫措施，也許可以將疫情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但最後中國卻遭到國際譴責，更暴露自己「壓制批評、禁絕反應」體制下的風險。
習近平聲稱要縮小貧富差距，並整頓中國欣欣向榮的私人企業，可是這些措施不只缺乏透明度，也充滿人治風格，這往往讓輕視更混亂。中央政府在拯救地方政府財政方面猶豫不決，同時也遲遲沒有出手控制影子銀行以及高風險的資本市場，這讓中國的金融體系陷入流動性危機，房地產巨頭紛紛倒閉。大規模的突襲搜查行動已經波及科技和私人教育等領域，不僅讓企業界恐慌，也動搖國際投資人的信心。
如今，習近平更進一步主張「整體國家安全觀」，把「維護政權安全」嵌入政治與經濟決策，這種做法正侵蝕過去推動中國經濟飛黃騰達的關鍵動能。從1970年開始，中國領導階層在鄧小平的影響下傾向務實並鼓勵市場化的策略，賦予地方一定的自由度去因地制宜。然而，現在很多地方官員被要求嚴格執行由上而下的意識形態指令，非常缺乏彈性，難以靈活應付越來越嚴重的財政和就業壓力。
企業家曾經是中國經濟奇蹟的引擎，如今卻在恐懼與不確定中走一步算一步，他們都不知道下一步的監管或打壓將落在哪個領域。中國決策過程缺乏透明度，也沒有法律途徑保障當事人能夠提出異議，最終暴露集中式體制更深層的缺陷：決策時很少諮詢利害關係人或提供解釋，導致企業與民眾只能在政策的迷霧中摸索。
雖然習近平的權力集中在短期內能以「舉國體制」的方式取得特定戰略或科技領域上的突破，但長期來看，這也會讓中國的決策機器更難以反映國內外的真實狀況、讓中國的決策更僵化與跟外界脫節。
穩固美國自身的基礎
如果以「宿命論」或「自滿論」的極端態度看待中美之間的競爭，都可能會產生誤判。更明智的做法就是：認知中國全球影響力的擴張，也要看清美國在經濟韌性、創新能力、堅定盟友關係與開放社會等方面擁有其他國家難以抗衡的長期優勢。
以美元來說，美國的經濟規模不只大於中國，也大於接下來三大經濟體的總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美國在2024年和2025年的經濟成長速度都領先所有G7國家。在拜登政府執政期間，美國與中國的GDP差距不減反增。
美國經濟研究公司榮鼎集團的分析師Logan Wright預測，中國在全球GDP中所佔的比重或許在2021年已經到了頂峰，但之後的日子都很難超越美國。即使有些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前景沒那麼悲觀，但也普遍同意中國經濟衰退是大勢所趨，並受到結構性挑戰和內部笨拙的決策過程所自我限制。
美國企業在全球市場佔據主導地位：截至2024年3月，全球市值排名前十名的公司中有九家是美國公司，中國市值最大的騰訊只能排在第26名。美國還是全球最能吸引外資的經濟體，而中國則因為資金持續外流深陷困境。美國擁有全球最多高科技移民，而中國則在吸引外國人才方面成效不彰。
隨著人工智慧的革命不斷加速，美國特別有機會成為全球AI創新與應用的中心。根據史丹佛大學的「全球AI實力排名」，美國在AI領域領先全世界，尤其在研究、私人企業資金以及頂尖AI科技的開發上，都遙遙領先中國。在過去的十年，美國科技產業在AI領域的發展速度一直遙遙領先中國，AI新創公司數量更是中國的三倍以上。
2023年，美國企業共開發61個重大AI模型，而中國只有15個。美國當年投向AI領域的資金規模幾乎是中國的九倍，成功孵化897家AI新創公司，而中國則是122家。這些成果很大程度上源自於美國的「去中心化、市場驅動」模式，讓私人企業和學術界之間可以自由合作，加上美國能吸引全球頂尖人才，這些都是中國以現有體制難以複製的優勢。
在能源方面，作為世界最大原油進口國的中國，有超過七成石油依賴進口，容易受到地緣政治、供應鏈瓶頸或區域衝突的影響。而美國幾乎已經能源獨立，並成為全球主要的石油與天然氣生產國，而且透過不斷創新的提煉與鑽探等技術鞏固自己在全球能源領域的地位。
美國在全球能源市場中因此擁有很大的影響力，也進一步強化自身的地緣政治籌碼。例如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導致歐洲能源供應受阻後，美國迅速增加液化天然氣(LNG)出口量，削弱歐洲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
而美元作為國際的強勢貨幣，給予美國最強大的金融槓桿。2023年，全世界大約六成的外匯存底以美元持有，遠高於歐元的兩成和人民幣的不到3％。這讓美國在舉債與金融制裁等方面擁有絕對優勢，但同時也有一些負面影響，例如長期的貿易逆差以及強勢美元對製造業競爭力的壓力。
話雖如此，這些「痛苦」卻是中國所渴望擁有的。中國正積極推動去美元化，並開發數位貨幣，希望削弱美國透過金融體系「武器化」的能力。
在軍事方面，中國對航母、匿蹤潛艦以及人工智慧驅動系統等領域的大舉投資，確實重新塑造印太區域的軍事平衡，並對美軍在該區域的部署形成嚴峻挑戰。中國的軍工產業如今能大規模生產第五代戰機、極音速武器以及先進的飛彈系統。中國開發「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戰略意圖非常明顯，就是要限制美國在西太平洋活動的自由。然而中國解放軍同時也面臨重大難題，例如包括嚴重貪腐，這削弱部隊的作戰能力。還有缺乏實戰經驗，這難以確認中國解放軍是否有能力在高壓戰爭中執行複雜的任務。
一旦戰爭爆發在中國近海或周邊地區，中國龐大的海上貿易命脈也將受到嚴重衝擊，這對中國經濟的打擊將會非常猛烈。相較之下，美軍具備全球投射力量，有豐富的作戰經驗、龐大的盟國情報網，以及常年部署於世界各地的前線部隊，綜合實力依然是全球第一。
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還無法匹敵美國最強大的「力量倍增器」，那就是美國的全球盟友體系。
美國與北約以及在太平洋地區的澳洲、日本、菲律賓與南韓等締結的防衛條約關係，不僅在面對天災、科技競爭或敵對野心時能共同因應，也能透過全球駐軍達成快速協防及即時協調的目標，進一步提升美軍的戰鬥力與備戰能力。讓美軍得以在世界各地投放武力或影響力並產生深遠的影響，才是超級大國的定義。以上條件，中國都還沒有辦法達到。
美國民主制度的「權力分立」同樣是一種優勢，很多事務都是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負責。跟中國不一樣的是，美國每隔數年就舉行選舉並和平轉移權力，人民可以透過選票來對政府表達不滿。當然，美國也非常需要嚴肅面對極端分化和制度侵蝕對民主造成的威脅，但目前美國仍然擁有「權力制衡機制」：新聞媒體的自由報導、獨立的立法機構以及透明的司法系統，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監督並掣肘行政權力的濫用。
美國不要再自設天花板
必須牢記的是，中國的最重大成果常常並非「在美國積極努力抵禦之下取得」，而是在美國缺席或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取得。
以5G通訊為例，中國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下一代無線網路的開發與部署，並在非洲、亞洲和部分歐洲市場擁有大量客戶。這並不是因為美國沒有能力競爭，而是因為美國動作太慢，沒有即時投入龐大資源來迅速擴展5G網路戰略。
中國在量子通訊和衛星網路領域的迅速突破，也突顯是在美國投入相對不足或動作較慢領域大力搶攻的策略。這些成果受益於中國政府的大量補貼、積極的產業政策，以及對關鍵原物料的強勢掌控。當然，這些「大力推動」的行動本身也產生其他代價，因為中國在少數「戰略領域」過度投入資源，就相對忽略例如改革社會安全體系、刺激國內消費等更能帶動長遠成長的項目。
現在正是中國陷入掙扎的時刻，美國一定要好好把握機會，拼盡全力發揮自身優勢。要做到這一點，華府高層就必須在表面上看起來「已具優勢」的領域進一步加大投資，包括為研發和頂尖產業提供更多的資金、透過積極的移民政策改革吸引全球高科技人才、強化美國跟亞洲跟歐洲的盟友關係，以及重建美國國防工業。如果華府高層依舊只是擔憂「中國崛起」，卻不著手推動上述關鍵措施，那麼美國的戰略優勢將很快被侵蝕殆盡。
毫無疑問，美國自身也有不少嚴峻挑戰。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美國仍然擁有強大的基礎，美國民主制度雖然面臨考驗，卻依舊具有自我新陳代謝的潛力。
美中競爭將是未來幾十年的主流。雖然中國的集中式治理模式能在特定領域迅速推動發展，但這些成果也非常脆弱。對美國來說，最大的危險或許不在於面對一個「不可阻擋」的新對手，而是自己不肯正視並善用自身「無可匹敵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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