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覆EMEI與存在

【縛雞之見】

EMEI太客氣了，EMEI是專家，我才是一般人，而不是專家。
但EMEI雖然是淡淡的一句「眼鏡說」，指責卻很嚴厲。同樣的，6/6網友「存在」的留言，也很深邃。

人們必須依據「情境」戴上適當的眼鏡，「彈性變通」變得很關鍵。這是〈傳道書〉說的「時」——在時間軸下，一切都是變動的。
所以，人可以樂天知命——指個人道德層面說的，人也可以拼命卻很灑落——存在主義的精髓。這是哲學上「選擇」或「自由」的大哉問。

去年，邊境守得好（包括疫情預警、口罩徵收、邊境管制等），使本土一年無疫情。在此，穩扎穩打是正確的，人們也因此對政府有信心。這是事實。
但，作為政務官們（不只指揮中心），應該利用這寶貴時間，趕緊調度資源，建置包括快篩、PCR篩、疫苗、野戰醫院等儲備能量至少是應變計劃，以因應未知的變局。
理由很簡單：只要國際上疫情未解除，邊境一定守不住，這幾乎是99.99％確定的事，於是，台灣疫情爆發只是時間問題。

一年時間很寶貴，稍縱即逝。
所以，作為應該具備戰略視野的政務官（特別是內閣），應該預想、預先調度這些資源。
鄰近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經驗，無論是慘痛或成功，都是一年間政務官寶貴的借鏡。

似乎，一年是白白浪費了！
西線無疫情＋守勢作為，大家應拍拍手；病毒已入侵＋守勢作為，這可不行。
兵隨將轉，體制內陳時中雖貴為指揮官，但遇上需要大兵團作戰的情勢，他也只是兵——他根本無權號令友軍（其他部會）官將。

對照2003年SARS的委員會（請注意，也只是臨時的委員會而已），當時的扁則會納入包括國防、內政、陸委會等單位，以有權調度所有行政資源的院長作為召集人，禮聘的專家李明亮作為副召集人。另外也不惜重金，以ECMO作為武器，不惜以約200萬元/人的經費，將疫情守下來。隨後才是重點：建立法律體制，建立專責醫院、負壓隔離病房等。
這是扁政府的貢獻！
讀者願意對照一下歷史，便會感到不勝唏噓。

我們觀察事件「時間範圍」很重要，若限定在這幾天、這幾週，以及一年、三年，所觀察的心得會很不一樣。
還記得去年彰化抓到的丹麥工程師，以及引起的「政風移送」（暗示主事者涉貪，要以「退休金」為對價？）風波。我們也記得鄰國（從越南到日本）不時抓到從台灣入境確診者，台灣當局一律以對方錯誤以或標準不同為由否認。但，「都是」這樣嗎？從不狐疑我們也有社區無症狀感染者，從而進行內部查證嗎？

就「現代社會即為管理社會」而言，本來就應該不斷的廣篩（對全台灣、一地區、人口抽樣、邊境全篩等不同形式，並用或擇適而用），目的是不斷掌握現狀，以調整防疫策略。
這本來就是管理的基礎常識——瞭解戰場環境。
此時有特別的少數網友，針對單一議題不斷的大量發言，完全不願意討論除了指揮中心所說的以外的任何可能性。其他的議題，則完全不見其蹤跡。這樣就不是參與討論者了。

畢竟，敵人是病毒，目標是防疫。

理想是：CDC甚至應該主動出錢贊助願意做社區研究的單位，無論是地方政府或學術單位，以提前取得「生數據」，作為防疫參考。順便提升台灣篩檢量能，使之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韓國就是這樣。

疫苗也是一樣，去年有很有經驗的前官員與學者示警：疫情守得好是好事，卻會在疫苗研發上栽跟斗，因為沒有本土CASE可以對照，只能到外面去。另外，當疫情守得好，我們容易偏安，所以忘記台灣與世界密切交流的需要，而鼓勵大家打無國際承認的本土疫苗，使台灣人出國遭遇重重險阻，怎辦？

抱守殘缺者，無法應對萬變的局勢。該「快」時，要快；該「多」時，要多；該「有」時，要有。如此「風火山林」（疾如風，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也是「時」。

「數據管理」遇上「道德統治」。

高虹安的質詢，是典型的「現代」對上「前近代」，前近代的道德領導者，遇到現代數據管理者，完全的敗戰——戰勝戰敗根本不是重點，重點是「事實如何？」
我們一方面注意到院長使用其僅會的街頭語言，一方面也見到指揮官的發言必加上「條件句」，或者加上模糊的前置詞（好像、可能、大概、多半、大約、我們覺得等），也常避開行之有年的專有名詞（如回溯）。在國會上的正式質詢支支吾吾答不出預算（或無主管官員能夠火力支援），在體制上就成為很有疑問的議題。院長可能忘記，才在半年前正是他自己，以新建醫院的停車場數目等細微數據，公開質疑醫院院長的能力。
還在戒嚴的年代，有次見到李光耀的元旦演講，對照蔣經國的元旦文告，才恍然大悟兩者之不同：新加坡是現代社會，用數據來描述、
承諾並管理國家未來的一年。相對的，當時台灣仍以口號與不斷迴旋的套套邏輯。當然，新加坡是較鬆的威權社會，台灣卻從較嚴的威權社會，一路轉型到民主社會。但在管理上，卻沒有很大的變化——直到近年的文告，雖邏輯佈局有進步，仍然多平行概念的堆砌。這是就管理面說的。

此時跑出好心肝和阿味阿的特權事件。好心肝要了1000人份的100瓶疫苗，不尋常。將承辦人員移送政風、停止合約、罰款是正確的。該罰就罰之外的恩師論，就是政治鬥爭了。又以
另被新聞以菲律賓為例，而擴大推論為將影響到之後COVAX分配的數量，也是多餘推想。
COVAX是以分配為主的，台灣的大宗應該是個別合約價購完成的千萬劑以上疫苗，這部分怎會有影響？至於「一個」政治人物的特權施打，難道會是「個案」？除了風頭水尾之外，也應該查一下台灣頭，與其他政通人和的地方。那些從未讓人放心過的議會，現在卻很放心而且他們也無聲無息？紛紛擾擾的語言，實在是真相前的迷霧。但，阿味阿豈止是孤立案件？前一陣子傳出的院長丁丁近側等，本屬第12類人員者卻施打了疫苗，不正好趁此機會查一下？
於是，指揮中心直送疫苗到醫院。繞過了地方政府時，責任也要自己扛。繞過地方政府了，所謂的「大量施打」會變成牆上的畫餅，因為醫院根本無多餘醫護人力。

如果有疫苗，這些都不成為問題，因為疫情發燒又沒有疫苗，所以人們會細究：為何如此？於是，疫苗數量不足，是根本題。
我們的對照組不是美國、英國這些有疫苗開發能力的國家，而是日本、韓國、新加坡，這種提前購買、趕緊代工的國家。台灣不應落到如此不堪的窘境。

即便是新聞事件，我們也應盡量去看原始資料（官方網站、現場發言文字、影片等），可以的話加上一些常識性的資料。這是本部落格很努力的轉貼原文的原因——希望讀者從原文中建立自己的意見，而不是僅依賴與傳播二手意見。
6/3日本茂木敏充大臣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答詢時表示，「台湾では７月以降、生産体制がかなり整ってくる。当面、緊急のニーズがあると認識している」直譯為「台灣國內7月以後國內的生產體制會完備。故，認知到目前有緊急需求。」（6/3產經新聞）。
以日文的省略主詞、曖昧特性而言，讀者對茂木大臣言論的理解有兩焦點：數量、時間。是否理解為數量，就一定是「惡毒」？

生技界風險巨大（大賺或大賠），介入者們無論學術上、獲益上都有數不清的長年瓜葛。從而，介入者會有偏好，嚴重的話阻擋另外的更好選項與產業發展。外人很難釐清，此是我們要特別謹慎的。

至於三方合約，根本是商業上的日常。
三方合約是壓縮一串雙邊合約，提升效率作法，其基本型仍是串起首尾兩端，使兩端透過複數中間人發生權利義務的雙邊合約。國際貿易就是這樣。
在經驗上，我們親身經歷在工程最後階段我的上包（與政府契約的乙方）倒閉。此時一般首長只能雙手一攤，所有參與者都是輸家，反正都是公家的錢，我只是照章辦事。當時，這位首長具有承擔的魄力、通曉契約原理先，他立即介入：扣押乙方應付款，召集各子下包，在乙方保證條件下，請下包完成。若有剩餘，經費才支付乙方。首長願意成為各下包的平台，工程、文件、貨款直接在平台交換、同意與執行（包括付款）。在首長的應變下，完成本來會成為爛尾的重要工程。
緊急時，首長要應變，不可by the book。特別是法律賦予「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的尚方寶劍，更應積極作為。但要刻花者整地，絕非簡單事。當然，郭董之言與之行能否實現？他答應會報告大家，我們也就拭目以待。

〈聯邦論〉實在是一本非常好的書，美國有建國先賢們（國父們）的用心討論，所以奠定了基業。主要是民主不應指望「天使」，民主是建立：使壞人無法得逞，平庸者也能順利領導的國家體制。方法是拒絕壟斷性的單一權力，從而發展出「分權與制衡」。
國家是法人，自然人在中間來來去去。人走了，民主仍留下來，這是民主體制的關鍵性質。於是，我們是國家的主人，我們對國家忠誠，但不一定支持那個固定的政黨或個人。一言以蔽之，我們支持的是價值與自由的生活方式。
民主體制的基礎是個人主義、多元呈現、健康競爭，缺了這一部分，甚至於壓制這一部分，民主就很難前行，就會逐漸墮落到威權主義。
在政治操作上，治理能力較低的國家常會以外敵來團結人民「於執政者」之下。韓國政府所稱的外敵，一直是日本而不是朝鮮或中國，幾乎就是這種操作。要小心的是，特效藥只是用於短期，長期重複使用會傷到根本。

先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