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修昔底德陷阱」到「艾利森陷阱」 Yuming＠上報 20210131

從「修昔底德陷阱」到「艾利森陷阱」     Yuming＠上報 20210131

TVBS日前採訪哈佛大學國際政治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一方面以拜登核心幕僚來稱呼艾利森；另一方面則刻意摘錄艾利森訪答內容中，有關「一個中國」的部分。強調拜登很清楚「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台灣這個獨立國家，美國更不可能承認台灣獨立」。

這裡姑且不論艾利森的「美國不承認台灣獨立」說，只是美國「一個中國政策」（one China policy）的老生常談。比較特別的是，本次訪談的主辦方長風基金會，在基金會董事長江宜樺領導下欣欣向榮。經常性的各種邀請國外專家學者針砭台灣、吹捧中國乃至分析亞洲情勢，並假借外國月亮來照亮本地黑暗的「洋和尚念經」模式，操作起來也算是毫無違和。這種利用資訊落差與意識形態偏好，引入外國學者作為島內政治鬥爭工具的「挾洋自重」模式，我們就暫時稱為「艾利森陷阱」，以作為艾利森近期受到中國高度關注，甚至多次被習近平引用的關鍵字「修昔底德陷阱」之致敬。

長風的紀錄堪稱各種大手筆。算上本次活動，近年共有三場經典之役。第一次莫過於2017年，邀請法蘭西斯福山訪台舉行論壇，論壇內容圍繞兩大主題「全球民粹主義對美式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挑戰」與「中美對抗」。其中內容大致持平，所有人皆正常發揮，推廣中國模式的推廣，警告中國影響的警告。但在問答中，有人將2014年的318運動提出，並且又將之與歐美的右翼民粹主義相提併論，認為這是對台灣民主體制的筏害。這種問題的問法，若是稍有不慎，自然就是一個「挖洞給跳」的「艾利森陷阱」，變相幫江前院長洗白背書，試圖讓江前院長從「學生拍肩殺手」變成「民粹洪流堤防」。

但福山何許人耶？是著有《歷史最後一人》，在冷戰結束前強調自由民主價值必當席捲世界的那個福山，更是青年成名標的冷戰終結，中年持續更新立場，不停探索政治秩序型態與國家繁盛秘密的福山。這個在美國知識圈與智庫圈都堪稱神獸級的存在，怎會輕易上當？自然立刻謹慎的回應，將318運動視為一種略帶左翼平等色彩的民族主義，更是一種反對中國霸權的公民民族主義崛起。如此答法碰得長風一鼻子灰，反而被請來的洋和尚倒打一耙。

第二個經典案例則是長風與促轉會前主委黃煌雄主導的台灣研究基金會所共同舉辦的「21世紀新興全球秩序之探索─從西方中心到後西方世界」學術研討會。這次的議程設定看似偏向純學術而少有對台灣現實政治的分析，但細看議程內容，很大部分都在為中國模式歌功頌德，更對中共領導擦脂抹粉。而這場會議雖沒有如福山般具有媒體聲量的傳奇人物，但也邀請了許多國際關係與政治思想相關的世界級名家，如以民主理論傳世的劍橋學派思想史三大家之一John Dunn、在國際關係理論學界已具宗師地位擅長跨文明理論分析的Peter Katzenstein，以及當代英國學派國際關係理論大師Barry Buzan。

可相對的，除了學者大師妝點門面外，更有許多平日就擅長擦脂抹粉「妝點中國門面」的學術人作為本次盛宴的主力。如經常為中國外交政策辯護，近日又因性騷擾醜聞狼狽逃離新加坡的國師鄭永年、在中國任教多年擅長以社群主義思想為中國獨特性辯護的Daniel A. Bell （貝淡寧）。當然，更不能忘了美國當代政治思想巨擘羅爾斯那聲名狼藉，甚至被婦女新知點名批判有大量性騷擾案底的徒弟Thomas Pogge。這種牛驥同皂、魚目混珠，為了替中國宣揚國威而將許多西方世界思想巨擘引入晚節不保境地的作法，也是一個槍口對內的「艾利森陷阱」。

兩次的操作一勝一負，長風對於這種設置「艾利森陷阱」的模式越發駕輕就熟，第三次案例，就是日前專訪艾利森，引發朝野譁然的「新任拜登政府不支持台灣獨立說」，同樣也是請了一個德高望重的洋和尚來唸經，意圖讓彼岸唐三藏治治本島廟堂之上的孫悟空，藉此打擊川普第二任期美中新冷戰下，自認美台關係提升的島內民意。

就其著作《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書來看，艾利森的貢獻在於，抓住了後冷戰至今美中競爭的時代氛圍，並且延續了美國外交政策概念中的「季辛吉傳統」。也就是，季辛吉之所以積極推動「聯中制蘇」戰略，其實源自於他本人對英德衝突掀起兩次世界大戰導致生靈塗炭的恐懼。承襲這個「季辛吉傳統」，艾利森因此強調美國必須有容納區域大國崛起的雅量，甚至應該讓美國保持「離岸平衡」，最低限度的介入歐亞大陸內部衝突，以最小的代價，維持全球海洋「自由航行」與全球市場「自由貿易」構成的當代「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正因為季辛吉「聯中制蘇」戰略強調容納區域強權的思維，打破了自肯楠以降強調發動冷戰全面圍堵蘇聯的思維，因此催生了美國全球大戰略的新典範，也才有艾利森蒐集世界史案例強化季辛吉傳統，強調美中應該避免霸權消長與權力轉移間的注定一戰。但無論如何，所謂「唱衰美國」或「誇大敵人」，一直是英語世界知識份子反省自躬的習慣。誇張對手的強大，更是從二戰德國、冷戰蘇聯、八零年代日本到二十一世紀中國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傳統。因為這樣，就要說所謂的「熊貓派」、「交往派」或「藍隊」通敵或不愛美國，那就是錯把台灣的脈絡置入了美國的狀況。

所以艾利森是否為拜登的對外政策核心幕僚？艾利森作為哈佛知名學者對外交決策者的影響利有多少？或甚至艾利森是否有介入美國對中戰略思維的主觀意圖？這些問題基本上都是刻意設定、無法回答的假議題。艾利森本人曾任雷根時代的國防部長特別顧問，又於柯林頓任內任助理國防部長，更是享譽國際的國際關係學者，其徒子徒孫遍布產官學，但也早已退出決策圈。如此看來，其思想框架豎立的影響不可小覷，但要說有直接的決策影響力卻又差強人意。

不過，若是從外交決策學這個艾利森的老本行來看，上述幾個問題都會顯得荒謬而可笑。在艾利森的成名作《決策的本質：還原古巴導彈危機的真相》一書中，他分別從「理性選擇」、「組織決策」與「官僚派閥鬥爭」來看1962年甘迺迪總統處理古巴飛彈危機的過程。他在書中闡述，外交政策看似由官僚層級結構的精密齒輪卡榫構成，但事實上，在情勢快速變遷的高張力下，決策確經常是在瞎燈黑火的「戰爭之霧」中進行。在這個過程裡，極大化個人利益的理性選擇與官僚本位之間彼此傾軋，國家最後決策的產出過程本上就是混亂而多元的。

甚至為了避免在古巴飛彈危機前不久，支援古巴革命軍登陸反抗卡斯楚徹底失敗的「豬灣事件」再度重演，避免小圈子決策造成的沉默螺旋或是其它盲點，甘迺迪政府還特別找了一群遠離政策圈核心的專家學者，指出官僚預擬方案的錯誤。由此可知，外交決策的過程本來就是混亂的，所以既要有專業官僚與幕僚籌畫又要有專家學者建議試錯，在這個無法疏理的決策團隊與外部訊息交錯下，盡量進行多元的考量，避免「戰爭之霧」的影響，這才是決策的本質。

所以從這個角度切入，「誰是核心」、「誰有影響力」或「誰在內圈，誰在外圍」，說到底都是假想臆測居多。況且，相較冷戰時期，肯楠、季辛吉或甚至布里辛斯基那種一夫當關、羽扇綸巾的國師，可能還可以出謀劃策後在大棋盤上談笑用兵；但當代是個比甘迺迪面對古巴飛彈危機時還要分眾的時代，各種平台、各個單位大家都有各自的影響力，要說「誰是核心策士」這種討論，最後無論「算命模式」或是「國師模式」都是「腦補」（想像）居多。

對於叢爾小島上的臺灣人來說，應該很難理解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國各種外交決策勢力的交鋒，以及外交政策言論市場競爭的分眾程度與激烈。試想，連台灣這種中型新興民主國家，網路側翼粉專的各式分類械鬥都可以如此煙花燦爛了；在這樣一個後真相的分眾時代，對決策過程有直接影響力的各色言論，在美國外交政策的觀念市場中，相較台灣就更顯得崢嶸壯大。

國際政治學者Daniel Drenzner在《話語權的世紀角力》一書中，就描繪了這樣的圖景。根據他的調查，在美國外交政策的言論市場中，可以概括出一個最具影響力的前二十大外交政策知識分子，裡頭充滿了耳熟能詳的名字。外交智庫專家、大報專欄作家、學者與退休高官，可謂各顯神通、百家爭鳴。裡頭有在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新聞周刊或大西洋等知名報章雜誌開設相關專欄的佛里曼、克魯曼與卡普蘭；或甚至直接成為一線國際大事節目主持人的扎卡利亞；也有華府智庫學者作為政府重要諮詢顧問單位如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哈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已故的布里辛斯基；更有以學者身分綜橫外交政策產業的意見領袖如佛格森與福山；也有謹守學界身份但觀點犀利對外交政策言論市場有高度影響力的華特與米爾斯海默；或甚至自己就是一個品牌的季辛吉。另外，觀察拜登的外交決策團隊，從國務卿布林肯、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到國安會印太協調官坎貝爾，以及國安會中國與亞洲事務主任羅森伯格，他們的著作都散見於美國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與外交事務兩大期刊。

所以從美國外交政策觀念市場的多元紛雜這個角度切入時，國師與神棍；核心與邊緣，都不該是研究美國對台政策時臆測的重點，甚至有時連抱著國務院公告來「說文解字」，以一種「克里姆林宮學」或「中南海學」的態度，分析各種文字變化所乘載的意義，有時都是當代社會科學專業化以後，強調「實證科學預測能力」的產物。這種心理，把複雜的社會現象簡化，將政治學視為選舉的預測，將國際政治學視為國家對外行動的預測，很多時候就算是學者大師，最後也有可能變成算命師，各種KOL（意見領袖）變成LOL（大笑表情符號）的出糗，自然不在少數。

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戍客望邊邑，思歸多苦言。長風基金會如此辛苦的用學術包裝各種大外宣，真的是不用再思了。「多苦言」不如「直歸去」。更不用假基金會社會賢達之名，以各種外來和尚念經，行打擊政敵之實。這種挾洋自重、議程設定、危言聳聽組合而成的「艾利森陷阱」，在台灣面對中國威脅時，遠比「修昔底德陷阱」更值得所有人警惕。

最後，附帶一提。那份Daniel Drenzner提出的美國二十大外交政策影響人士名單裡，其實沒有艾利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