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大中華迷思 滿洲後人富察：中國史觀就是「你征服我，我就是你祖先」 賴昀＠沃草20190912

【Comment】

橫的切亞洲：北「內亞」，中「東亞」，南「東南亞」。

長城以北到中亞是內亞，長城與長江間是東亞，長江以南是東南亞。

八旗出版社，很努力的引進新的、合理的史觀，破除為政治服務的意識形態。

只要不墮落，八旗後代有較佳的機會發展宏觀的視野。

但，要不墮落很難，因為「皇帝」概念，太爽了！爽到忘本，只好變成「正統」的奴僕！

破除大中華迷思　滿洲後人富察：中國史觀就是「你征服我，我就是你祖先」    賴昀＠沃草20190912

你認為東亞就是中國嗎？你的歷史課本是不是告訴你，中國文化涵蓋了整個東亞地區，大家都是「文化上的中國人」？來自滿洲的文學博士、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延賀上週在一場講座上指出，所謂東亞文化是不斷受到來自西方和長城以北的「內亞」軍事力量、技術力量、思想力量影響，反而中國引以為傲的儒家文化和漢字難以擴散到內亞，東亞其他國家也在 19 世紀就開始去除「漢字統戰」。東亞的歷史也不是像中國詮釋的「不同中華朝代更迭」，而是不同政權互相征服，但是中華史觀一定要確認正統「祖先」，詮釋歷史的方式是「你征服我，我就是你祖先；你征服不了我，我就醜化你一輩子。」

富察延賀希望透過向台灣人重新解釋東亞的歷史觀念，讓台灣人在思考台灣歷史的時候，對東亞的理解不要再只有中國，而是能跳出大中華概念的迷思，了解東南亞、內亞對台灣的意義和連結，並重新思考台灣自己的歷史文化，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從內心去除掉威權、專制的思想。

大東亞諸國反抗漢字的統戰

八旗文化於 9 月 6 日舉辦「身在東亞的哪裡？台灣必須知道的東亞真相」講座，由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延賀主講。富察延賀介紹，所謂「東亞」、「大東亞」是 19 世紀時日本重新思考自己的亞洲身份時提出的概念，而從人類學和考古學來看，大東亞無法簡單的用「中國」的概念來理解，而是分為從中國東北大興安嶺開始，涵蓋整個長城以北直到現在中亞五國1範圍的「內亞」、從長江以南到現在的東南亞，涵蓋太平洋島嶼和台灣的「東南亞」、以及內亞和東南亞之間的黃河下游地帶，才是傳統「東亞」，也就是傳統中國。富察延賀指出，所謂中國文化引以為傲的儒家文化和漢字一直難以擴散到內亞。反之內亞的軍事力量、技術力量、思想力量一直影響東亞並擴及東南亞、台灣、日本和韓國。

富察延賀舉例，來自內亞的西夏、遼、金在 10 世紀時已經接觸西方文明，認為比漢文化更優越而放棄漢字，採用西方「回鶻文」字母造出自己的文字，而同在東亞的日本、韓國、越南也在 19、20 世紀時減少或是停用漢字，富察延賀稱之為「反抗漢字的統戰」更直指台灣前總統馬英九說「推廣正體字不是為了爭正統，而是爭文化本位」是一個錯誤概念，因為本位就是指正統，在傳統上漢字和中國正統關係密切，「密切到了有漢字就是正統」，富察延賀還強調漢字和英文的最大不同就是「漢字不僅僅是一個文字工具，他是一個統戰工具。」

大清幻滅的五族共和

富察延賀表示，來自內亞的滿洲人入主中國建立大清帝國之前原本是由八旗「四大貝勒」2共同議政、共同執政，像羅馬一樣的貴族政體，保障決策不會被一個壟斷，入關後卻「迅速墮落成中國文化的政治概念：「皇帝」讓專制政體斷送國家創新、技術發展的可能性。富察延賀自嘲，滿洲人原本和一種叫海東青的大鷹關係親密、一同狩獵，到了清朝晚期滿洲貴族變成拿著鳥籠遛小鳥，「這就是典型的墮落，所以就被人家打敗。」晚清時期，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隨著歐洲國家軍事征服而輸入東亞，清朝因而受到了轉型成民族國家的壓力，開始發展出「五族共和」的概念。富察延賀提醒，是共和，不是共融。

現在的中國自稱是多民族融和國家、稱清朝時期擴張的廣袤領土是自古以來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富察延賀解釋，清朝實施的統治政策是民族隔離，分成滿蒙藏文化區、漢文化區、伊斯蘭文化區（即新疆，當時叫回回）三大區塊，除了統治地位的滿人和蒙古人可以到其他區域外，漢人、維吾爾人都不可以擅自離開自己區域，絕非現代人以為的民族融合。富察延賀還提到，清朝在台灣也實施民族隔離，用土牛界線把漢人和原住民隔開「因俗而治」。他打趣道：「這個很好理解，就像你要民主國家跟專制國家的人一起生活是很難的，所以有一國兩制。」而清朝中央也未完全實際控制現在中國所稱的許多「固有疆域」。

而當晚清開始嘗試轉型成君主立憲的共和政體時，帝國就出現了分歧：漢人要建構一個中國，蒙古人想建立蒙古國，藏人在 1914 年時也希望正式建國，維吾爾人更兩度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滿人則建立了滿洲國，但最後成功的只有中國和蒙古國。富察延賀表示，中國建國以後，就用中華民族的概念替代了五族共和，逕自將中國境內許多民族通稱中華民族，實則由漢族主導整個國家，實施了「假共和」，把還是帝國體制的中國「偽裝成民族國家」。

富察延賀嘆，晚清原本在 1908 年時參考日本，立了憲法、成立內閣，雖然被譏諷為「皇族內閣」但他認為清帝國已經艱難地嘗試改革，但轉型開始不久就遇到三場革命——1911 辛亥革命、1927 國民革命、1949 共產革命，經歷袁世凱憲政體制、中國國民黨黨國系統、中國共產黨統治，越來越專制，徹底毀棄君主立憲的可能。富察延賀猜想，如果沒有這三場革命，清帝國真的按照 1908 年憲法完成轉型，各方政治勢力能夠互相平衡、慢慢演化的話，五族共和的理想有可能會實現，各民族成立國家，共同奉大清皇帝為元首，走向英聯邦的體制。但是末代皇帝溥儀沒有變成伊麗莎白女王，而是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改造過的公民。

中華史觀就是：你征服我，我就是你祖先

富察延賀解釋，東亞歷史和中國思路詮釋的非常不一樣，例如漢代「張騫通西域」，其實西域是匈奴打通的；又例如現在人認為漢朝打敗匈奴，事實上漢朝前期 70 年漢朝都必須向匈奴和親朝貢，漢初的「平城之圍」3和「嫚書之恥」4更被當時人視為國恥，後來漢武帝發動長達 40 年的漢匈戰爭，造成「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最後漢武帝下罪己詔，向匈奴使者繳交鉅額歲貢換取和平。

而中國從夏商周開始朝代更迭的譜系其實也是出現不到 100 年的近代產物。富察延賀指出，現在大家看到的朝代譜系來自《二十四史》，以東亞獨特的，以皇帝為中心的歷史觀，就像中國傳統家譜一樣，一定要找到一個皇帝「傳承」譜系，其他人都要和皇帝有關係才會被歷史記載。富察延賀說，這樣的「家譜」在近代被偷梁換柱成「一個主權國家，不同朝代更迭」，只要任何古代政權和中國產生關係，就是「中國文化區域政權」，不同的國家都因此被說成「中國的不同朝代」，這樣的說法來自「祖先」的概念，變成了中國的政治觀念。

但是到了談論魏蜀吳三國歷史的時候，中國這種政治觀念就被挑戰了，因為繼承「中國正統」的皇帝只能有一個。富察延賀比喻，西晉時寫《三國志》的陳壽就像是當時的中國官媒《人民日報》總編輯，因為西晉來自魏，所以用官方立場奉魏國為正統，原本蜀國的國名是「漢」，也被視為偽政權而改稱「蜀」，到了東晉時史學家習鑿齒寫《漢晉春秋》又重新詮釋，將魏國視為偽政權。富察延賀說，有趣的是，兩人都不特別提吳國，因為他們認為不爭中國正統的孫權所建立的吳國「根本不是中國」。富察延賀進一步比喻，曹操劉備相爭正統，就像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爭中國正統，而無心爭奪中國正統，只想談台灣的民進黨就像吳國。漢遷移到蜀地變成蜀漢，就像中華民國在台灣，而共產黨不允許中華民國存在，國民黨一定要談中華民國，不想讓民進黨談台灣，就像是三國的關係。

富察延賀說，分裂和統一是中國史觀獨有的陳舊觀念，不用大一統觀念的話，我們可以把不同朝代理解成不同政權互相征戰或是內亞征服東亞，並立政權局面則可以說是東亞政治史上的多極化時代，事實上日本人就是這樣思考的，但是中華史觀會理解成「分裂」，說分裂連年戰亂，事實上「分裂沒什麼不好，分裂挺好的」，戰亂是因為蜀魏爭中國主導權才一直打仗，不爭正統的吳國過得不錯，但中華史觀一定要爭正統、一定要確認「祖先」是誰，詮釋歷史的方式就是「你征服我，我就是你祖先；你征服不了我，我就醜化你一輩子。」

談台灣文化　富察延賀：台灣應該把形式性的東西去掉，真正改造自己的內在

富察延賀表示，中國所謂文明，是弱民強國、沒有組織、只要順民的散沙社會，「畏威而不懷德」：沒有感恩之心、愛錢、怕死、愛面子。而中國所謂盛世，是政府發大財，不是人民有錢，到現在都是如此，像是今天北京很繁華，但是北京周邊非常非常窮，北京人都說是「環京津貧困帶」5，中國的城市結構一直以來都是如此，一定會剝奪周邊環境，沒辦法達到像日本、台灣的均值社會。晚清時中國人提出「中體西用」的概念，實際上中國一直無法跳出中體的概念，中體就是專制，就是士大夫和皇帝控制天下的概念，在今天就變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漂亮言詞來修飾自己，控制人民、專制、禁止自由思想、禁止自由移動的本質從古到今都沒有改變。

而台灣本身是東南亞文化的一部分，後來在日本統治下進入現代化，戰後國民黨又把中國的官僚體系、東亞文化體系強加到台灣，在台灣社會留存到今天。富察延賀說，他出版許多亞洲和世界歷史的書籍，向台灣人重新解釋東亞的歷史觀念，希望台灣人在思考台灣在東亞何處的時候，也可以思考內亞和東南亞的文化，對東亞的理解不要再只有中國、不要拘限在漢字文化區，而是能跳出大中華概念的迷思。像是現在台灣政府推南向政策時，台灣人可以思考東南亞背後和台灣的連結是什麼。

富察延賀表示，自己很反對革命思維，文化層面的東西必須慢慢去改變，不能說東亞文化就是官僚、就是專制，所以全部切割，台灣需要的是從東亞傳統和本身的東南亞文化根基重新找一個平衡跟連結。現在台灣幸運的是鑲嵌在戰後美國主導的世界貿易體系當中，處於相對有利的位置，他認為台灣已經有很好的根基，現在需要的是台灣的有識之士從歷史跟文化當中更多的去思考並理解現存未解的問題，像是中正紀念堂是否要拆就是一例。富察延賀認為，如果台灣人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從內心去除掉威權、專制的思想，外在事物的存在，像是中山路、中正路、中正紀念堂其實對台灣人已經失去意義，不構成影響。反之，如果專制還是留在台灣人心裡，那麼把中正紀念堂拆掉也沒有意義。他認為，台灣其實應該把這種形式性的東西去掉，真正改造自己的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