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全的名義下，被監視、被控制 紐時 20190412

【Comment】

認為自己是守法公民。只有罪犯才需要害怕，但忘了問：誰有權定義「罪」？

假使，有權的人（無論大小官）想做壞事呢？比方說覬覦自己的美色？

在安全的名義下，被監視、被控制    紐時 20190412

中國有句老話，叫「天高皇帝遠」。我們用它來寬慰自己，在一個面積這麼大、人口這麼多的國家，我們能失去的自由就這麼些——中央政府不可能監控所有人。

我的童年時代是上世紀90年代在上海度過的，當時中國認為自己正朝著所謂的新加坡模式努力。在中學，我的老師告訴我們，新加坡是一個富裕又美麗的國家，有一個高效、廉潔的政府，未來有一天，中國也會那樣。上大學的時候，我才知道這種模式的黑暗面，一位國際關係教授解釋說，新加坡是一個專制國家，政府對民眾的日常生活指手畫腳。

即便如此，中國走向新加坡模式，無論是它最好還是最差的一面，似乎都不太可能。新加坡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國家，人口不足600萬；而中國是天高皇帝遠。不過在今天，這似乎沒有那麼荒謬了：皇帝就走在我們中間。

很難說我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的隱私可能會受到侵犯。2010年，當我從大學畢業時，我記得自己對互聯網所能帶來的改變，是感到樂觀的。曾因政治原因在中國被禁的書籍和電影，可以從當時最受歡迎的雲存儲服務115網盤下載。人們在天涯、西祠胡同等論壇上談論政治，儘管用的是網名。很快我們又有了微博，它相當於中國的Twitter。每當國內發生醜聞時，我們可以在上面關注那些公共知識分子發表的評論，這樣我們就不用只接受政府的一面之詞。

當時我覺得，所有這些社群媒體將幫助我們形成一個真正的公共領域，它將推動中國走向民主和言論自由。我對祖國的未來充滿信心，因此，我在2011年放棄了在英國的碩士學習。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家；我相信它會成為一個像我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如魚得水的地方。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才意識到事情在此之前就已經發生了變化。2008年，就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幾個月，西藏地區首府拉薩爆發騷亂。次年，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爆發暴亂，有報導稱，少數民族維吾爾人發起了針對漢人的暴力活動。這些事件促使全國各地加強了安全檢查。2010年上海世博會前不久，它的地鐵系統增加了安檢。慢慢地，我們習慣了警察在換乘站檢查身份證。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一些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的微博帳號開始被註銷。我們會聽到有人因為在微信群說的話而遭警察拘留，通常他們被控擾亂社會秩序。然後，這些消息會在網上遭到刪除，人們搞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

2016年我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我不確定海外生活的經歷是否增加了我對隱私問題的敏感度。我確實記得2017年的一個早晨，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一夜走紅的報導：「BBC記者挑戰中國天網工程，潛逃七分鐘後被抓獲！」我說不出哪個更讓我害怕：是中國無所不在的人臉識別監控攝像頭網路，還是我的同胞們在驕傲地為它喝彩。

去年春天，我回到中國，在六個城市為我的書做巡迴宣傳。進入火車站就像在國際機場通過邊境管制一樣——不僅有人檢查我的文件並確認我的身份，無處不在的面部識別攝像頭也在確認我的身份。有一天，在上海的讀書會後，一個朋友開車送我回家，我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前面有一個攝像頭。他注意到我的不適，說我們都不能幹「壞事」了。這本來是一個玩笑，但我們陷入了長時間的死寂。

許多中國人似乎對監控網路承諾的人身安全感到高興。長久以來，我們的思維定勢是將安全和自由視為非此即彼的選擇。我記得我在美國第一年訪問芝加哥的時候，一個中國學生告訴我，他不敢在下午5點以後一個人在城裡走。我告訴他，我前不久晚上10點一個人去附近的7-11便利店買啤酒，他驚呆了。「為什麼？」我問他。「這一帶是安全的。」他依然面色蒼白，說：「你運氣好而已。」

2017年6月，年輕的中國訪問學者章瑩穎在伊利諾大學的厄巴納-香檳分校失蹤一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中國之外到處都很危險的感覺。她被一名前研究生綁架的消息引起舉國的關注。她失蹤的那一週，分享到我微信朋友圈裡最多的一個帖子是:「別把國內的安全感帶到美國。」

我的同胞似乎不擔心隱私受侵犯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認為自己是守法公民。「只有罪犯才需要害怕，」他們說。但我聽過其他的故事。

2018年，浙江省的年輕單身母親王倩在P2P借貸平台票票喵上失去了積蓄，隨後自縊身亡。她的自殺遺書在社群媒體上短暫出現，她在其中承認了自己的沮喪：由於她是一場金融欺詐的受害者——因此心懷不滿——她被認為對公共安全和秩序構成威脅。

她說，她和其他數百名受害者一樣，遭到了警察的毆打。她自殺前一個月，像她一樣失去資金的投資者計劃在北京舉行集會，但只有少數幾個人出現在現場，因為警察和保安人員聚集在每個街角，在地鐵站檢查所有接近北京金融區的人的身份證。與中國其他大多數抗議活動一樣，國內新聞媒體從未報導過這次活動。

但是，普通人或許會覺得王倩的故事和自己毫無關係，或者至少不值得大驚小怪。許多在類似事件中蒙受損失的人選擇了接受現實，而不是冒著惹麻煩的風險；沒有遭受損失的人只是沾沾自喜地搖頭，說其他人一開始就不該把錢借出去，這樣的騙局看上去太美好了，不可能是真的。

更有趣或許也更悲哀的是，「天高皇帝遠」的概念已經被它的反面所取代。我的同胞們現在說，我們有這麼多人口，如果我們不監視他們，安全就得不到保證。曾經看似不現實的東西，如今被技術變成了可能，並以安全的名義得到了正當化。

如今，再也沒有人談論新加坡模式了。他們談論中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