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棋局：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一）脫亞入歐○夏格明 (2015.11.23)—1/3

【Comment】

多謝網友FF相報。但，這篇原始出處到底在哪？

長期架構與短期抉擇，處於一種辯證狀態，後者常挑戰前者。

這一挑戰若成功，便拖延了長期架構至少50年，甚至改變了長期架構。

大棋局：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一）脫亞入歐○夏格明 (2015.11.23)—1/3

今天我們提一下大亞洲主義或者泛亞主義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對於近代遠東的歷史是非常關鍵、而且通常被忽略的一章。忽略的原因，是因為人為地構建歷史體系，把前後幾段之間的邏輯聯繫和歷史聯繫基本上切斷了。

泛亞主義產生的時候，實際上不是一個純粹的日本的現象，毋寧說是以日本為主，大清、朝鮮和越南士大夫都參加過的一個集體現象。它是歐洲勢力滲入遠東的一個自然現象。最初的泛亞主義者，主要是日本的漢學家。他們首先宣導泛亞主義是一種本能的反應，就是說，歐洲人強勢進入遠東，大清也好，日本也好，朝鮮、越南也好，都處在巨大的壓力之下，面臨著救亡圖存的壓力，最好的辦法就是，這些在文化上天然比較相近的亞洲國家能夠團結起來，構成強大的聯盟，足以抵抗歐洲人的勢力。

泛亞主義最初的代表，像勝海舟這些人，開始提出他自己的觀點的時候，德川幕府還沒有倒臺。勝海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角色，他本人在年輕的時候是一個狂士。在幕府當官的時候，幕府的大老問他，你對日本和西洋各國有什麼看法，他說，我去日本和西洋看過，其實全人類大體上來講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日本和西洋不同，就是說，在西洋能夠占到人上人那個地位的角色，一般來說都有些過人的長處，但是在日本嘛，我看就不見得是這樣。那位大老聽了以後勃然大怒，說，你這個年輕人太傲慢了，怎麼能把這樣的話都說出來。這是他在年輕時候的做法。

他當時提出的計畫是，東亞的主要希望就寄託在大清和日本這兩國上面，因為亞洲的大多數國家在歐洲擴張的過程中已經倒下來了，現在這兩國最重要的辦法就是，要趕緊興辦教育，開闢利源，尤其是要發展海軍，等兩國的海軍勢力強大以後，結成可靠的聯盟，才能對抗歐洲人的勢力。他一直到甲午戰爭爆發的前期仍然堅持這種說法。在日本因朝鮮問題跟清朝關係惡化以後，他是極少數堅持日清兩國應該友好，不應該打仗的人士。他之所以堅持這個邏輯，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東洋在世界上是處在比較弱勢、比較危險的形勢上，在這種情況下，日清兩國特別有必要團結起來，不能搞兄弟之爭，如果搞起兄弟之爭來，那麼就更加沒有什麼希望了。

不要說他是這樣的，後來一位大家都知道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脫亞入歐這種理論的創始人，著名的福澤諭吉，他的肖像現在還印在日本紙幣上，其實一般人不大注意，福澤諭吉在年輕的時候，剛出道的時候，他也是日清提攜和大亞洲協和主義的積極宣導者，他鼓吹這些東西一直鼓吹到李鴻章搞《天津條約》的那個時代。開始的時候他是非常天真或者純潔地要求東洋人提攜起來，中日韓三國團結起來的。但是一直到了中日兩國在朝鮮問題上搞得一塌糊塗，最後在《天津條約》的時候，伊藤博文跟李鴻章談判的時候，遭到李鴻章嚴重的侮辱，日本舉國鼎沸以後，他才帶著一種近乎賭氣的態度寫了那篇著名的脫亞入歐的文章。

在那篇文章中間，他把大清稱為惡鄰，他說日本以後要脫胎換骨的話，不能對這種惡鄰抱有什麼希望，我們老老實實去學歐洲人吧，不跟他們合夥。現在的人一般是純粹從文本方面來理解，覺得這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先聲、日本近代化的先聲。其實對福澤本人來說，因為他寫那篇文章的時候，他其實還不是國父和重要人物，只是眾多維新派知識份子當中的一員。你得從當時的語義上理解，他當時也是基於愛國之情，覺得是日本人被李鴻章嚴重地侮辱了，我們是一番好意要跟你們聯合，結果沒想到大清完全不把我們放在眼裡面，這麼欺負我們，算了，我們不跟你玩兒了，我們自己去玩兒了。其實他當時就是這種心理。脫亞入歐的理論，是從這種心理上產生出來的。

有好多在明治初年一派天真地主張泛亞主義的人，到後來都轉向了。他只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但不是最後一個。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比如說像桂太郎這些人，他一開始出道的時候也是中日提攜、泛亞主義的口號喊得很響的，但最後都轉向了。這有很複雜的原因，基本上是形勢比人強的緣故。也就是說，你談論泛亞主義是抽象談論，但是一旦涉及到具體的衝突的問題上，你就很容易堅持不住你最初的理想。勝海舟是一個例外，但他不是多數派。甲午戰爭是一個重要的關口。甲午戰爭以前，明治維新中宣導中日提攜的好多人，在這個關口上都堅持不住，最後變成為國粹主義者了。

泛亞主義者最早期是三個組織：振亞社、興亞會和玄洋社。這三個組織開始的時候都是非常國際主義的，或者說它們是東洋人的組織，而不是純粹日本人的組織。它參與的人中，有很多都是大清方面的要員，朝廷的官員和民間的知識份子都有。大清派駐日本的最早兩位公使，包括何如璋，包括後來寫《日本國志》的黃遵憲都參加過他們的組織。再往後，康有為和梁啟超是它們的成員，孫中山和宋教仁也是它們的成員。它們出版的雜誌，官方語言是漢語。當時日本的上層人物和知識份子會漢語是一個普遍現象。再加上泛亞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就是，振興大東亞，把大東亞從白人的統治之下解救出來，所以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極其正常的現象。

大清在這方面的反應可以分為兩種層面。對於日本交涉比較密切的那一批人，對這一方面的反應是相當積極的，包括像是北洋水師的提督丁汝昌、公使何如璋這些人，都是積極回應這方面的態度的。著名的長崎事件中，當時的兩國之所以沒有打起來，跟丁汝昌當時抱有這種想法是有點關係的。當時的海軍將領的權力比現在要大得多，因為通訊之類的不大靈便。當時在海外的外交人員和將領，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權力要大得多。像當時那種情況，北洋艦隊的水兵已經在長崎跟日本員警打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他作為艦隊司令，是有一定的便宜行事的權力的，也就是說，如果他認為是敵意很強的話，他真的可以升起軍旗，就地跟你打一仗的。但他沒有這麼做。理由是怎麼說呢，因為中日提攜，中日之間應該友好，結成一個聯盟。最後雙方是講和，相互賠款了事。最後講和的酒會上，丁汝昌還興致勃勃地向他的日本客人說，我們大家都是東洋人，打來打去不好，我們還是團結起來，將來建立中日聯合艦隊，可以不要讓歐洲人欺負我們。日本東道主對這一點表示非常讚賞。這是大清方面比較對日友好的這一方面的看法。

但另一方面，日本志士真的到北京和其他方面遊說，包括像是曾根俊虎、勝海舟這些人都做過這些事情，跑到北京來，希望北京的朝廷能夠像日本一樣改革，建立西方化的政體和軍隊，共同對抗西方的時候，北京朝廷的做法基本上是麻木不仁的。這跟李鴻章幕府的做法是不一樣的。像王韜他們東遊的時候就會發現，李鴻章幕府的人、洋務派督撫手下的幕僚，跟日本那些志士是玩得很好的，經常交換思想，他們都是維新派。但北京朝廷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去遊說北京朝廷這些人，基本上都是接二連三碰釘子，灰溜溜地回去了。朝廷不是說要反對你，而是對你根本就是不理不睬。其實這一點也不是偶然的，李鴻章手下的幕僚甚至李鴻章本人在朝廷遊說的時候，其實也是經常受這樣的待遇的。從朝廷的角度來看，這些亂七八糟的吹牛家也用不著反對，只要不理就行了。很多日本的泛亞主義者最初進入政壇的時候，是抱著理想主義態度，在各國之間來回遊歷的，但是在北京碰了釘子以後，就一變而為反清，認為是大清不可救藥，只有日本自己單幹。這個原因也是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