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棋局：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一）脫亞入歐○夏格明 (2015.11.23)—2/3

大棋局：泛亞主義與20世紀遠東（一）脫亞入歐○夏格明 (2015.11.23)—2/3

對大清抱有好感那些人，一般來說不是跟朝廷打交道的人，而是跟李鴻章打交道，或者是跟江南這些總督打交道的。他們跟這些人打交道的時候，還覺得這些總督府的人搞改革開放算是比較有指望的。但是跟朝廷打交道那些人，很快就對大清整個絕望了。後來到甲午戰爭前夜，你看早期泛亞主義的分化，就可以看出這個背景來。走南方路線，或者是走總督府路線的這批人，對大清還抱有一定的幻想；但是走朝廷路線這一批人，最後就變成堅定的反清反華分子，覺得不打倒大清，什麼事都沒法說了。

甲午戰爭是一場很奇特的戰爭。日本人的宣傳部門好像懷有一種統戰的心理，就是說，他們只反清，不反中國，號召十八省的義士把滿洲朝廷打倒，然後我們團結起來，共同搞維新變法，好像他們是專門來搞革命似的。但是這個宣傳不是完全落空的，後來孫中山他們其實幹的也差不多就是這種事情。只不過這事在甲午戰爭的時候剛剛萌芽一點，後來才真正的蔚為大觀。

甲午戰爭這個關口過了以後，泛亞主義的團體就發生了一次嚴重的分化，也就是說，以後，你很少看見朝廷一級的官員，像何如璋或者李鴻章手下的大員一樣，理直氣壯地捐五百兩銀子，加入興亞會或者振亞社，然後跟日本士大夫一起吟詩作賦這樣的情況了。甲午戰爭以後，朝廷上層，至少北京這一塊來說，跟日本算是結了仇了。以後你再參加日本的活動，就顯得政治不正確了。但是民間還是這樣的，康有為和梁啟超一到日本，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參加內田良平和曾根俊虎他們的活動。

對於日本來說的話，甲午戰爭則是日本面臨選擇的一個重要的機會。在甲午戰爭以前，日本維新志士，誰是當權派，誰是在野派，還處在一個混沌狀態中；在甲午戰爭以後，它就要面臨著一個升級的問題了。因為它是勝利者。在甲午戰爭以前，大英帝國和歐洲國家眼裡根本就沒有日本，只有大清。對於他們來說，東亞就是大清。其他國家差不多都是微不足道、雞零狗碎的。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就有漸漸升格為東亞主要國家的希望了。然後日本就面臨外交政策的選擇問題。泛亞主義意味著一種外交政策，就是說，日本要當東亞的領頭羊，出來率領被壓迫的東亞人民，搞維新變法，最後推翻歐洲人的統治。

泛亞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什麼呢？它是雙重的，它認為西方的東西只有工具性的價值，東方的精神文明畢竟還是最好的。雖然我們現在迫於形勢，必須接受西方的技術，而且接受得越徹底越好，但是這不是目的，不是說我們以後要變成西方人，我們還是東方人，要利用西方的技術使東方強大起來以後，最終用東方先進的精神文明去感召他們，最重要的是，用他們的術語來說叫做用王道政治的精髓去改變世界。也就是說，他們最核心的價值觀，仍然是有一定儒家色彩，或者說是有一定華夏色彩的東西。

這在近代以前的東亞並不奇怪，因為華夏文化或者說是儒家價值觀，本質上是一種非常國際主義的東西，它不是完全屬於明清士大夫的。朝鮮就自己說它是小中華，它比清朝更正統一些，因為清朝是蠻夷，而它比清朝更忠實地遵循了孔子的教導。而日本的國學家則說，日本人在道德性這方面比大清還要強一些，雖然大清原來是孔孟的故鄉，但是即使是孔孟率領軍隊打日本，他們也要反抗孔孟的，因為日本人的道德還是比你們要強。而華夏主義或者說是孔孟之道歸根結底是國際主義的東西，是不看你是哪一國人的。這個精神在二戰以前的日本仍然是相當根深蒂固的，也就是說日本人明治維新以後學習西方，但他的精神結構中間，他的內核部分還是沒有改過去。所以泛亞主義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野，都還有一定相當強大的基礎。

但是現實政治是另外一回事。泛亞主義那種意識形態說是，我們將來自強以後，解放東亞，反抗西方，這個是沒有固定時間限制的，也許是十年以後，也許是一百年以後，也許是五百年以後，誰知道呢。但是現在，在甲午戰爭以後，就面臨著一個外交選擇的問題，也就是說，日本將來的外交是怎麼走，我們怎樣利用現有的資源？如果走泛亞主義道路，那豈不是說是日本要團結、要改造朝鮮和大清，建立一個東亞聯盟來反抗西方麼？

這個道路在現實政治角度上講是不好走的。一方面，這要引起西方國家的猜忌。因為西方國家對日本也不是完全信任的。直到庚子之亂的時候，英國人要求日本人出兵，因為英國在遠東的軍隊不太多，他希望日本人加入聯軍到北京去維持秩序。但是同時，英國人也害怕日本說不定會跟大清結成聯盟，共同反對西方。因為義和團用的口號就是，殺盡西方人，基本上是黃種人對白種人的判斷。而日本人再怎麼說他也是黃種人，所以英國人還對他不是很放心，他擔心日清兩國會不會結成聯盟，共同反對歐洲人。直到日本人一下就答應了，派出大批比英國人多得多的部隊到北京，服從八國聯軍的共同指揮，然後英國人才放下心來。英國是跟日本比較友好的國家，連英國人都是這樣，你可以看出當時歐洲列強對日本其實也不是完全放心的。如果日本真的在甲午戰爭以後就打起大東亞團結起來反抗歐洲的旗號，那很可能使日本自身遭到毀滅。

另一方面，你要團結東亞來反對西方，也要看你能不能團結得住，朝鮮和大清肯不肯聽你團結。首先大清第一個就不答應，它一下子繼承了大明江山，覺得自己才是東亞的老大，如果讓日本人出來當老大的話它要氣死。同時剛剛被甲午戰爭打敗了，正處在氣不打一處來的狀態下，它是怎麼也不肯回應的。朝鮮呢，朝鮮處在內戰狀態中，一種內部分裂的狀態中：事大黨是堅決要求維持跟大清的傳統關係，他們在內政方面也是保守派，不主張改革的；而開化黨呢，在內政方面主張改革，在外交上主張聯結美日，但是在政治上也沒有完全占到上峰。朝鮮內部的政策上的爭論，跟外交上親日還是傾向大清的外交政策是連在一起的。改革派同時也是親日派，保守派同時也是親華派，如果這時候的大清也能算“華”的話。就是這樣的。

所以一方面你帶不動大清和朝鮮，另一方面，你如果深度干涉大清或者朝鮮，強迫它進行改革的話，還很可能引起其他國家的干涉，特別是俄國的干涉。像日本在朝鮮支持開化黨的活動，就引起了朝鮮王室和閔妃家族向俄羅斯帝國求援。同時日本在大清朝廷內部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的做法，也引起了比較保守的派別，提出大清應該依靠俄羅斯的保護，來抵抗英國和日本的干涉這種學說，也就是把內政和外交給攪在一起了。這種情況下，帶動它是很難的。

如果聯合大清和朝鮮的路走不通，另外還有兩條路可以選擇：遠東的另外兩個強國就是大英帝國和俄羅斯。於是甲午戰爭後的日本現實主義外交分為三派。中日提攜派，這其實就是明治時期泛亞主義的一個自然延伸，但是在現實政治角度來講，這一招其實是最不明智的。另外一派呢，就是日俄協調論。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就是著名的伊藤博文。他的意思就是，歐洲國家是從海上來的，它關心的主要是貿易利益，也就是說，它對東亞大陸沒有實質性干涉的欲望，它只想做點生意賺點錢就行了，你如果把希望放在這些商人的身上是不靠譜的，他們賺了錢就走人，他們不會做長久的干涉。但是俄羅斯是陸上的國家，而且俄羅斯是半個亞洲國家，他在亞洲的活動是扎扎實實的，他在亞洲要佔領領土，要做長期經營，所以日本在亞洲大陸的真正對手不是大英帝國或者歐洲國家，而是俄羅斯。而日本的實際國力跟俄羅斯來說還是不相稱的。日本雖然打了大仗，但是俄羅斯是大國，日本是小國，所以日本還是要和俄羅斯搞好關係。搞好關係的重要之處就是在於，要瓜分利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伊藤博文就提出滿韓互換論，也就是說是，日俄兩國友好，分勢力範圍：把大陸方面，鴨綠江以北的滿洲交給俄國；但是俄國方面要承認，朝鮮歸日本。雙方劃分勢力範圍，這樣就不起衝突了，日本不要去得罪俄國。

這條路線的主要障礙不在日本方面，而在俄羅斯方面。因為俄羅斯跟大清一樣，它對十九世紀末期的日本是非常低估的。而且它也有種族主義傾向，在它看來，黃種人都是不行的，我畢竟是白種人，日本人是黃種人，而且又是小國，連大清這樣的大國對俄羅斯都是奴顏婢膝的，日本一個小國算屁。儘管你願意把滿洲讓出來，我還是不能滿足，滿洲是俄國的，這一點是沒問題的，但是你根本沒有資格提這一點，因為我完全有能力把滿洲拿下來，我用不著你日本人幫忙，但是朝鮮要由俄國和日本共管。也就是說是，我的本來就是我的，你不用再管；你的也是我的，我跟你共管。俄國人採取這種外交是有悠久傳統的，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實際上，日俄利益交換論是日本一頭熱的做法，日本人拼命地想要跟俄羅斯達成協議，但是俄羅斯對他愛理不理，不把他放在眼裡。如果在義和團事件以前，俄羅斯肯稍作讓步，給日本人一點面子的話，說不定日本會變成俄羅斯的盟國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