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偉大標語的復興，台灣？

【Comment】

「最近一年間，中國的許多城市都出現了大量按統一風格、統一模板製作的標語畫。」薄熙來的唱紅歌，與習近平的自我批評和標語，是同一個調。兩人，成王敗寇而已。

文革的一代，都是一個模子。重點是「我們能把這麼無聊的東西貼到無數面牆上，你能嗎？」

「許多句子都省略了主語」，也正是我的觀察，我常常在問的：主詞是誰？

台灣山路上的蜂蜜廣告「不純砍頭」是最好的例子──誰的頭該被砍？

老闆的頭：一種品質保證；客戶的頭：一種恐嚇；蜜蜂的頭：一種剝削或戲謔。

以後議員質詢或人民陳情要記得問官員的語言邏輯：「用主詞是誰？」作為開端最好。

注意到了嗎？當中國在文革時，台灣在戒嚴。

在台灣，戒嚴的一代呢？答案是：正在掌權。難怪有權的政治人物毫無想像力，只會抄襲，遇事拖拉推。台灣社會還要一段時間，才有機會（但不保證）掙脫這時代魔咒。

本文還點出「孝道的合理性」，「孝道中的殘酷性和不平等意味」、「孝道中的經濟剝削意義」。但台灣正在由王建煊為開端推行給父母「跪著洗腳」。跪父母，是滿人的文化習慣。

中國新標語○紐約時報（2013.12.24）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224/c24murong/zh-hant/

我的老同學林如今已經是位不大不小的官員，和許多官員一樣，他崇拜毛澤東，同時卻極度反對商業化，常常引用毛的名言：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他去過紐約，最喜歡的是自由女神像，當然是因為它代表了「一點精神」，最不喜歡的是時代廣場，因為「那裡只有生意，全無精神」（而天安門廣場在精神上要高貴得多）。

時代廣場和天安門廣場確實少有相似之處，不過同樣都遍布廣告，不同的是，在紐約，做廣告的是商業品牌；而在北京，則是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很少有人會把「中央人民政府萬歲」這樣的標語視為廣告，在一段時期內，上述八個大字牢牢佔據天安門城樓的一側（後來才改成「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每到十月一日，也就是共產中國的國慶日，這個廣場還會出現許多如「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之類的巨幅標語。

1949年以來，標語一直是共產黨重要的統治工具，即使到了今天，中國人依然活在這些簡單而粗暴的話語之下。只不過到了後極權時代，這些話語對人的影響已大不如前，或許可以視之為老式宣傳在信息時代最後的的掙扎。

最近一年間，中國的許多城市都出現了大量按統一風格、統一模板製作的標語畫，沒人作過準確的統計，但估計總數要超過幾億張甚至幾十億張，它們貼在公園裡，在工地圍擋上，在學校的牆壁上……幾乎無所不在，令人目不暇接，卻很少有報紙或電視台報道過它們，這些標語畫是誰製作的？目的何在？花了多少錢？完全不得而知。

這些標語的內容頗為龐雜，最引人注目的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肯定和讚美，包括「共產黨好，百姓樂」、「中國何以強？緣有共產黨」。在這一主題之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類別。

首先是來自毛時代的話語，只是畫風作了與時俱進的改變，其中包括「高歌一曲頌黨恩」、「唱支山歌給黨聽」，後者是六十年代譜寫的一首歌，演唱者是一位藏族歌手，她的歌聲是我童年記憶的一部分，很多次，當我走過村口，都能聽到喇叭里放的她的美得令人心碎的聲音：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那時我還不知道「光輝照我心」的意思，錯誤地聽成「光會找我親」，還以為這是一首我那個年紀不太適合的浪漫歌曲。

共產黨似乎準備用這些標語畫來重新樹立它的權威，但它帶給我的卻是一種難以言喻的錯亂感，兩個月前，在長沙，我曾對着一張「唱支山歌給黨聽」的招貼畫久久停留，好像回到了我出生不久的那個年代。在七十年代的的山野間，這樣的話或許可以打動人的心靈，但現在，我生活在北京，四望高樓林立，滿目車水馬龍，重提給黨唱支山歌，或者把黨比作母親，都讓我覺得有點不合時宜。

其次是對中國夢的詮釋和解讀，包括「中國夢，我的夢」、「中國夢，強國夢」，「用智慧汗水鑄就中國夢」等等。

「中國夢」是習近平2012年提出的一個概念，和他的前任們一樣，這位共產黨的總書記顯然也希望自己能夠在意識形態領域有所創造，「中國夢」可以視為是他的發硎之作，在接下來的九年里，相信類似的流行詞還會不斷湧現。

雖然官方對「中國夢」的解讀還不算詳盡，但各領域、各地區都已經發展出了相應的版本，論地域則有河南夢、廣東夢、四川夢……論行業則有航天夢、航母夢、體育夢……而成都一家專治不孕的醫院更是別出心裁地演繹成了「中國夢，懷孕夢」。

在習近平本人的版本中，中國夢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根據習近平的講話，要實現這個夢想，「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最近幾年，「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等詞彙頻頻見諸報端，顯然它們已經成了宣傳部門最得心應手的利器。

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這些東西依然行之有效，他們很天真地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滿」，只要國家富強了，自己的生活也會跟着好起來。但在微博上，也開始有人思考這樣的問題：國家富強和我本人有什麼關係？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有過富足繁盛的時期，但最後還是不免覆亡，共產中國的命運又將如何？同時，這樣的宣傳也給全世界留下了一個問題：富強之後的中國會做些什麼？

第三類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宣傳，包括「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行善最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等，其中更重要的是孝道，比如「百善孝為先」。對我父母那一輩人而言，這樣的變化令人眼花繚亂。在他們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年間，這些顯然都屬於應該破除的「封建時代的糟粕」。

而最近十幾年來，政府大概是發現了孝道中所蘊含的巨大維穩價值，開始不遺餘力地推廣孝道，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二十四孝，這是大約700年前的一位古人收集整理的二十四個與孝有關的故事。

這24個故事多少都有點極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第9和第21個故事，前者講的是一個人怕兒子跟自己的母親爭奪食物，就把兒子帶出去活埋； 後者講的是一個人因為擔心父親的病情，所以就偷偷地嘗食父親的大便。

從上世紀早期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就開始質疑孝道的合理性，其中就包括魯迅、胡適和林語堂，他們清醒地看到孝道中的殘酷性和不平等意味，主張「移孝作愛」，即：子女要愛父母，但父母也要平等地愛子女。

我的朋友、學者冉雲飛曾著文論述孝道中的經濟剝削意義。事實上，孝道完全可以成為政府推脫責任的借口，根據中國的傳統觀念，成年子女應當承擔父母的生活支出，這一條至今依然寫在中國的法律中，所以政府就沒必要過分操心老人的救濟和福利問題。我推測其用意，除了可以省錢，恐怕也是看中了其中的順從意味，那就是：不管父母做了什麼，都必須假定他是出於善良的好心，然後無條件地服從。再聯想到把黨比作母親的歌曲，以及舊時代的官員常常自稱「父母官」這個事實，其用意就更加明顯。

六十幾年來，即便在最偏遠的小山村，也可以見到許多標語，從「永遠忠於黨」到「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從「把革命進行到底」到「計劃生育是中國的基本國策」，包括網上常常被人取笑的「寧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個」，和「搶劫軍車是違法行為」。

在我讀書的八十年代，標語始終伴隨我的成長，開運動會時，我們要高喊「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這是毛澤東的話。在每間學校的門口，都可以看到八個大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還是毛澤東的話，「團結」和「活潑」我都可以理解，「嚴肅」我勉強可以理解，但始終想不通的是，我們為什麼要緊張？緊張什麼？這個政府為什麼一定要讓我們緊張？

遵循六十四年來的傳統，這些新出現的新標語在風格上依然明快、直接，文字琅琅上口，易誦易讀易記，只要堅持宣傳，相信它們也會深入人心，像過去的六十四年一樣，不僅影響人們的語言風格，也會改變人們的觀念。缺點是稍嫌粗暴，不太注重內在邏輯，為什麼「共產黨好」，百姓就會「樂」？有哪些統計數據支持這個判斷？做過什麼樣的論證？不得而知。從語法上看，許多句子都省略了主語，誰「唱支山歌給黨聽」？是希望13億中國人都來為黨唱一首山歌嗎？

我沒有理由反對人們唱歌，唯一的擔心是，黨的官員恐怕沒那麼多時間來聽他們唱，這些官員實在太忙了，連下跪和哀求都沒時間受理，而根據我的個人經驗，要見到他們並不容易，說不定還要通過重重的安檢。

如今中共的宣傳部已經不叫 Propaganda Department，而是改稱 Publicity Department，與之相適應，新出現的標語也有了許多變化，首先是「打倒」「批臭」「嚴肅打擊」等劍拔弩張的詞語不見了，代之以清新溫和的詞句，有些簡直可以算是溫柔忠厚；其次是畫風更加親切，有民間藝術，有大師之作，有些還帶點卡通風格，看上去平易近人。

對這些新出現的標語，人們有各種各樣的反應，出租司機老張說：嘿，哪有工夫理那些東西呀，忙賺錢還來不及呢。在公司工作的許小姐說：挺好看的，估計要花不少錢吧？

曾任《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的程益中認為這些新標語手法很專業，形式也很新穎，「估計是外包廣告公司設計的」。而在我的朋友王小山看來，這些標語只配得上兩個字的評價：無聊。「他們知不知道這是什麼時代？到底要幹什麼？」

而我的老同學、官員林的看法不盡相同：「無聊當然無聊，可誰會在乎？我們能把這麼無聊的東西貼到無數面牆上，你能嗎？」

慕容雪村為《紐約時報》的評論版作者，小說《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的作者。本文英譯稿由Stacy Mosher提供，中文稿經慕容雪村本人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