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0到2026：見證國史館跨越歷史鴻溝的七年

從1950到2026：見證國史館跨越歷史鴻溝的七年　雲程

國史館陳儀深館長將於9月14日卸下七年重任。回顧其任內的建樹，包括出版兩蔣日記、國史數位化與普及化、深化戰後研究、揭櫫轉型正義等都令人耳目一新，但也留下中正紀念堂轉型為歷任總統文物館的未竟之憾。

這七年不僅是一次人事更迭，而是繼張炎憲、吳密察館長後，中華民國在歷史詮釋上的再次跨越。長期以來，許多人對國史的認知往往陷入自囈想像，他們否認1949的斷裂，彷彿中華民國是從1912年起無分裂、無內戰、不間斷的秋海棠傳承。這種荒誕史觀不僅與現實脫節，更只服務部分人的政治利益。儀深館長打破史學禁忌，在歷史的大架構中縫合「中華民國」與「台灣」這兩個概念。

以時間尺度稍加檢視便知：中華民國自1912年獲大清皇帝授權後創立至1949年敗退台灣，在中國的存在僅38年；而從1950年以「同名異物」的政體扎根台灣至今，反而已邁入第76年。中華民國在台灣落地生根的時間，已是在中國的兩倍長。如此中華民國與憲法難道是同一「連續體」？它能代表誰？應代表誰？

歷史的轉捩點出現在1987年。那年，中華民國存在台灣正好滿38載。蔣經國敏銳地察覺到這關鍵時刻，被迫改採現實主義的本土化與民主化，將政權從「客居」轉向「扎根」：他在1984年選擇台灣人李登輝為副手；1985年對外宣稱「蔣家後人不會接班」；1986年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1987年對地方父老表達：「我是台灣人，我也是中國人。」1987年的先人智慧，正是2026年強扮中國人的政客嘴臉的照妖鏡。

陳館長理性務實地強化國史的台灣部分。七年中，他在廟堂中舉辦開創性的研討會與展覽，揭露從太平洋戰爭到《舊金山和約》、《日華台北和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甚至《台灣關係法》等奠定台灣戰後地位一脈相承的歷史脈絡。

僵化者批評這種揭露是「改寫歷史、去中國化」，但館長強調：揭露並非要抹除過去，反而是透過史實的併陳，讓台灣人民週知：「中華民國」轉骨為「中華民國台灣」的必然性。唯有正視我們在台灣土地上76年來的奮鬥、民主化過程中的紛亂與逆流，以及台灣多元文化的交融，才能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文化主體性。

當館長即將功成身退之際，我們正看見一個更清晰、更具生命力的國史框架—台灣，或稱「中華民國台灣」，終能成為國史中不容撼動的主聲部。

 

陳儀深：台灣民主化賦予政府正當性　人民有定義權

國史館長陳儀深今天表示，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未經全面改選時，會被認為是非法的外來政權。隨著1987年解嚴、1991至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民主化在相當程度上賦予政府正當性，台灣人民歷經數十年努力，也呼應1950年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主張，「把定義權還給台灣人民」。

國史館舉辦「亮光與暗影：1945年前後台灣的多重視角」開展記者會。展覽探討二戰結束前後台灣地位與身分認同的複雜轉變，分為「戰後處置」、「錯置的身分」、「碎裂的熱情」及「被遺忘的聲音」四大展區。

將於14日卸下擔任7年的國史館長職務，陳儀深說，今天特展開幕也是告別館長職務的「儀式」之一。

陳儀深以「尋找戰後台灣新生的胎記」為題致詞。他指出，開羅宣言（或稱開羅會議公報）在歷史上確實存在，第一手檔案就保存在國史館。1943年的開羅會議，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和英國對日宣戰，中華民國也對日宣戰，加上後來蘇聯加入，構成所謂中美英蘇四國「同盟」的概念。

他說，雖然蘇聯領袖沒有參加開羅會議，但中美英三國領袖確實在會議中達成一份宣言或會議公報，也就是同意在戰後將台澎「歸還」中華民國。不過，1945年10月在台灣的日本軍投降對象是同盟國，當時公會堂、也就是現今中山堂，布置的是中、美、英、蘇4國國旗，並非只向中華民國投降。

他說，中華民國接管台灣後，片面改變台灣人國籍，並未獲得英國、日本等國際承認。英國外交部當時即認為，由於戰後對日和約尚未簽訂，無法同意中華民國政府片面改變台僑國籍。

陳儀深指出，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美國政府明顯改變對台灣地位的看法，具體反映在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的「台灣地位未定論」，以及1951年簽訂、1952年生效的「舊金山對日和約」。相關史料顯示，舊金山和約「並未產生」將台澎主權移轉給中國的作用。

他說，台南佳里醫生吳新榮、台中霧峰林獻堂的日記，呈現戰後初期台灣人歡迎「國軍」、接受「祖國」、「光復」概念。但二二八事件後，吳新榮無端被關押100多天，林獻堂1949年避居日本，島內台灣人在長期戒嚴及黨國體制下噤聲，海外台灣人則延續反抗力量。

陳儀深也說，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並非「一無用處或一無是處」。冷戰結構下，美、日、台合作遏阻共產勢力，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也有軍事、經濟援助及共同防禦條約等合作。

他表示，中華民國政府若在台灣高壓統治、未經全面改選，會被認為是非法外來政權。但1987年解嚴，1991至1992年全面改選國會以後，民主化在相當程度可以賦予政府正當性。台灣人民經歷數十年的努力，呼應了1950年麥克阿瑟的主張：把定義權還給台灣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