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專論》如何防止中共控制 吉耐獅（Guermantes Lailari）＠自由 20251207

【雙魚之論】
The author’s description of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eeks to control the world is not a new observation. The real challenge lies in the CCP’s method of “infiltration”—using seduction or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obstruct or distort other nations’ efforts to develop countermeasures.
Infiltration has long been the CCP’s signature weapon, likened to “a demon preaching while cloaked in a monk’s robe.” This weapon works by exploiting the darker sides of human nature—greed, vice, and indolence.
Intelligence agencies worldwide are not unfamiliar with such tools, but they impose strict limits on their use, preventing them from spreading unchecked across all levels of society.
By contrast, the CCP treats all Chinese citizens as party members and state property. Through national security laws, it imposes a legal obligation on every Chinese citizen to assist in its global infiltration and expansion.
Under this framework, any Chinese individual, regardless of time or place, can be compelled to act as a CCP agent. Those few who resist face threats against their families, forcing compliance.
Thus, the CCP’s success would signify not only the collapse of human morality and institutions, but als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ay of life we have long known.

作者所敘述的中共如何控制世界，並非新的觀察。困難在於中共的「滲透」：經由女色或金錢利益，阻礙或扭曲各國建立反制政策。
「滲透」一直都是中共的法寶，是一種「披著迦裟的惡魔在講道」。這法寶是透過利用人性黑暗、惡與懶散等負面因素達成。
人類的情報界並非從不利用這些工具，但並會嚴格限制其運用範圍，不讓其氾濫到所有層面。但，中共將所有中國人視為黨員與財產，透過國安相關法律，強制課與所有中國人都負有法律義務幫助中共全球滲透與擴張。
在這架構下，所有中國人無論身處何時何地，都有可能搖身一變是中共間諜，倘少數不從者，中共會以家人做威脅逼迫順從。
因此，中共得逞意味著人類社會道德與制度的失敗，或我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的滅亡。

星期專論》如何防止中共控制    吉耐獅（Guermantes Lailari）＠自由 20251207

中國國有企業「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COSCO Shipping Corporation）與「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CMG）持有高雄港「高明貨櫃碼頭公司」（第六貨櫃中心）三成股權，中遠海運還承租第六十五、六十六號碼頭。讓中國企業或國有企業經營關鍵基礎設施，對台灣來說極為危險。

嚇阻理論家對「懲罰式嚇阻」與「拒止式嚇阻」兩種概念，應該都耳熟能詳。懲罰式嚇阻是以報復或制裁等高昂代價威脅侵略者，使其行動的利益不足以抵銷可能的損失；拒止式嚇阻則是讓攻擊行動變得極為困難，以至於毫無意義。

現任美國戰爭部（國防部）政策次長柯伯吉（Elbridge Colby），著有《拒止戰略：大國衝突時代的美國防務》（The Strategy of Denial: American Defense in an Ag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暫譯）一書，主張美國必須將國防重心轉向「拒止戰略」，阻止中國成為亞洲的區域霸權，尤其是不能讓北京主宰台灣。他提出現實主義的觀點，強調美國應該優先配置軍力與資源，以制衡中國擴張，並與區域盟友建立「反霸權聯盟」（anti-hegemonic coalition），藉由足以遏制中國長驅直入的可信威脅，嚇阻衝突的爆發。具體而言，就是美國必須有能力挫敗任何軍事侵略行動，捍衛盟邦的安全，尤其是台灣。

然而，柯伯吉的理論只有在中共行事理性，而且各國即使與中國在經濟上密切連結，還是願意投入資源壯大國防的情況下才能成立。那麼，各國還能額外採取哪些行動，進一步擺脫對中國的依賴，以掌握足夠的行動空間，來推動柯伯吉主張的拒止式嚇阻呢？

「牽連式嚇阻」（DE）是嚇阻理論的要素之一，指涉的是透過創造一種情勢，使行動者發動攻擊的成本，與其自身福祉密不可分，從而讓侵略的代價大於可能的獲益，來阻止侵略行動的發生。藉由提高彼此之間的相互依賴，例如經濟、科技或政治上的依賴，潛在侵略者將會受到嚇阻，因為任何攻擊行動都將對自身造成重大傷害。

中共對國民黨諜報行動 是倖存主因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採取牽連嚇阻戰略？因為中共在早期發展階段便體會到，若非在情報工作上投注大量資源，他們早已被擊垮。讓我們回顧一下國民黨幾乎擊潰中共的五個歷史場景。

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在上海與其他中國城市，針對共產黨員與工會成員發動一場有計畫、事先協調的暴力清洗行動。中共因此折損約八成黨員。這場「清黨」行動是國民黨對中共造成的最沉重打擊。

一九三一年，中共高階情報官員顧順章叛逃至國民黨，並協助策劃一場大規模逮捕行動，目標是抓捕在上海的中共領導層。而這次行動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為國民黨特務機關「中統」內部的中共間諜錢壯飛及時攔截情報，並迅速通知中共領袖。倘若這次大規模逮捕行動成功，等於是在關鍵時刻將中共「斬首」，勢必造成致命打擊。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蔣介石對中共發動數次「圍剿」行動。在第五次圍剿期間，蔣介石將中共紅軍逼入絕境，造成重大傷亡。在走投無路之下，紅軍被迫展開一萬二五〇〇公里的大撤退，即所謂的「長征」。

在整個長征期間（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紅軍一路受到國民黨軍與各地軍閥部隊的追擊。當紅軍於一九三五年底抵達相對安全的延安地區時，原本八萬六千人的部隊僅剩約七千至八千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共內戰期間（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在兵力、裝備與美國支持方面均佔有顯著優勢，一度也取得多場勝利。一九四七年三月，國民黨軍甚至攻佔中共的戰時首都延安。當時中共的兵力嚴重折損，被迫退守偏遠農村地帶，生存再次岌岌可危。最終，中共得以倖存，仰賴的是滲透在國民黨控制區的間諜網絡，加上國民黨的無能、腐敗與惡性通貨膨脹。

在以上這些案例中，中共對國民黨的諜報行動，是其得以倖存的主因。因此，中共深刻理解情報與反情報工作的重要性。

中國三個步驟 組織全球情報工作

如今，中共從事情報活動的規模與複雜程度，已經超越西方傳統的手段與能力。中共經由三個步驟來組織其情報工作：（一）利用經濟手段取得接觸管道；（二）藉此創造機會蒐集情報；（三）將取得的情報加以分析，從而使中共能夠在其選擇的時間與地點，以其選擇的方式採取行動。以下提供幾個參考案例。

海運港口是各國經濟的關鍵來源，原因在於其貨物吞吐量與規模。全球貿易有超過八十％的貨物仰賴海上運輸。中國及相關的香港航運公司，在至少六十個國家營運超過一一五個活躍港口。中國企業在海外九十多個深水港擁有或經營碼頭，其中包括全球前一百大最繁忙港口中的卅四個。中國大型國有企業「中遠海運港口公司」（COSCO Shipping Ports）在全球營運與管理三七一個泊位，涵蓋中國全境及海外據點。

至少有五個國家（日本、印度、加拿大、巴拉圭與克羅埃西亞），沒有任何港口是由中國實際營運或控制股權。中國企業部分持有五個美國港口的碼頭，包括洛杉磯、長堤、西雅圖、休士頓與邁阿密。

中國藉由監測港口 蒐集經濟及情報

美國港口使用的船到岸（STS）起重機，有八十％為中國製造，加拿大的溫哥華港也採用這類設備。二〇二一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在中國製起重機上，發現情報蒐集裝置與遠端控制系統。

中國藉由監測港口的海上交通與貿易活動，蒐集經濟及其他情報。在墨西哥，中國企業，特別是和記港口（Hutchison Ports，隸屬長江和記實業公司），在東西兩岸的佈局更為顯著，包括曼札尼約（Manzanillo）、拉薩羅卡德納斯（Lázaro Cárdenas）、韋拉克魯斯（Veracruz）與恩瑟納達（Ensenada）等港口的碼頭或營運據點。

美國政府一再要求中共停止並禁止向墨西哥的恐怖販毒集團，輸送芬太尼（fentanyl）前體化學物。由於和記港口掌控接收這些中國相關化學品的港口，這些中國港口營運商透過其情報網絡，瞭解如何規避墨西哥海關及其他執法機關，得以暗中將這些化學品運送給毒梟。自二〇二一年以來，這些販毒集團製造與散布的芬太尼，已導致超過廿五萬名美國人因使用過量而死亡。

在中共的指導與資金支持下，中國企業會以低價搶標，或透過行賄手段取得工程合約與接觸管道，建立蒐集情報的據點與機會。例如，中國無償興建位於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的「非洲聯盟」（AU）總部大樓，該大樓於二〇一二年啟用。二〇一八年的一份調查報告指稱，該大樓被安裝竊聽設備，相關資料被傳送到中國的伺服器。

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研究發現，在一九六六年至二〇二〇年間，中國企業在非洲地區新建或翻修至少一八六座建築物，並為非洲五十四個國家中的至少四十個承建政府大樓。傳統基金會推論，中國可能利用從這些建物取得的情報，進行多項滲透行動，包括：（一）在非洲大陸推進影響力行動；（二）吸收非洲高階政府官員做為情報資產；（三）刺探各國外交策略、軍事反恐行動或聯合演習動向；以及（四）打壓非中資企業，使其無法與中國企業競爭非洲持續成長的商機。

台灣受中國間諜所害 起訴人數激增

中國也以相同的三步驟模式，在企業與個人層級取得經濟切入點、蒐集情報並展開行動。許多企業為了利用中國低廉勞動力成本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將業務重心移往中國，卻因此被迫將其智慧財產轉讓給中國企業，反而對其營運造成重大損失。中共與中國企業利用這種經濟接觸，蒐集這些廠商的相關情報，並採取行動設法加以控制。

中共利用經濟誘因吸收中國間諜，蒐集情報並展開行動，以強化中共的地位，削弱競爭對手。多位知名研究者，例如葛茨（Bill Gertz）、庫柏（Sam Cooper）、石宇（Isaac Stone Fish）、周安瀾（Alex Joske）、孟沛德（Peter Mattis）、艾夫提米德斯（Nicholas Eftimiades）、布拉吉爾（Matthew Brazil）、施威澤（Peter Schweizer）等人，都曾揭露中共如何創造並利用這些機會。

台灣同樣深受中國間諜活動所害。二〇二二年，台灣起訴廿八人涉嫌從事間諜行為，二〇二三年為八十六人，二〇二四年更激增至一六八人。

總而言之，中國運用牽連嚇阻戰略，確保各國、企業與個人按照中共的指令行事。要反制這種牽連嚇阻戰略，就必須擺脫與中國的牽連，建立與盟友及夥伴的合作關係。

擺脫與中牽連 反霸權聯盟才能成形

中共企圖達成哪些目標？各國、企業與個人又該如何反制，並預防中共的這些惡意行動？第一步就是要對中共的戰略（牽連嚇阻）與戰術（三步驟的運作方式），培養正確的認識，並運用這些知識進行有效反制。

各國擺脫與中國的牽連後，柯伯吉提倡的「反霸權聯盟」才能成形，各國可將資源投入自身國防，形塑足以拒止中國未來任何企圖非法擴張的可信嚇阻，包括台灣、日本尖閣諸島（釣魚台列嶼）、印度、不丹和尼泊爾部分領土，以及中國主張的非法海域權利（涉及日本、南韓、菲律賓、越南、汶萊、馬來西亞、印尼與台灣）。政治人物、經濟學家與研究人員以「脫鉤」（decoupling）、「去風險化」（de-risk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和「慢球化」（slowbalization）等詞彙，描述反制中國牽連戰略的方式。

我們期盼，擺脫與中國的牽連能夠加劇中國內部的動盪，並為中國最終成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國家創造條件。

（作者吉耐獅為退役美國空軍外務官，專研反恐怖主義、非正規作戰、飛彈防禦與戰略。二〇二二年獲選我國外交部「台灣獎助金」學人，二〇二三年在國立政治大學、國防大學擔任駐點訪問學人，二〇二四年任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際駐點學者。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