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怒視外交」，被完美繼承？

【雙魚之論】
Anyone who sees this article will immediately think of the famous Pooh's face. What it means is that the misguided notion has transcended time, leaping from the Great Qing dynasty all the way to the so-called New China, the PRC. Miraculously, the symptoms have only grown more severe.
When it comes to displaying unnecessary pomp and majesty, is it China doing it to others, or others doing it to China? Just reverse the roles of host and guest, and the answer becomes clear.

任何看到這文章的人，一定會浮起維尼的表情。意思是，這種錯誤觀念是穿透時間，從大清跳躍到所謂的新中國，神奇的是，病症越來越嚴重。
展現不必要的威嚴，是中國對還是他國對？主客易位一下就知道了。

讀明史的小院｜正眼看你一眼我就輸了——大清的「怒視外交」    微信公眾號404 20251120

在清朝的對外接觸史中，始終存在一種奇特的禮儀邏輯：外交不是為了討論問題，而是為了展示天朝的尊嚴。在此種心理之下，外交時的表情、姿態、服飾、上下位序被視為是比條約本身更重要的事。

大清官員們往往相信，只要在場面上贏得氣勢，就等於贏得了談判。於是，「冷臉以對」「目不旁視」「手藏袖中」成為許多場合的基本動作。這些動作本身微不足道，卻代表了一個思維框架——以天朝中心的自信壓倒對話，以禮儀姿態取代利益交換。這種觀念後來深刻影響了清朝的對外判斷與實際決策。

最典型的案例是乾隆接見馬戛爾尼使團。1793年，這位英國使者希望以平等外交姿態遞交國書，而清廷則堅持以朝貢模式來處理。乾隆特意安排禮部官員與侍衛列於兩側，全程要求保持肅立、冷面，以顯示天威。

當時的英國記錄寫道：「中國官員雙手藏在袖中，以不屑的冷眼注視著我們」（They stood with their hands concealed in their sleeves, staring at us with an air of disdain.）。在英國人眼中，這種接待方式毫無誠意可言。英國人不認為這是威嚴，也不認為這是禮儀，而是拒絕交流，甚至是敵意的流露。

禮儀衝突使得雙方無法進入任何實質議題，清朝本可以借此次接觸瞭解英國實力，進而瞭解世界，但最終卻因姿態堅持而錯失機會。

這種場景在乾隆與嘉慶時期多次出現，英國使團記錄中多次寫到清廷大臣的hands in sleeves, staring coldly。

與英國、美國等遠方國家如此，面對俄國這樣現實力量強大的鄰國時，禮儀邏輯依然主導。尼布楚談判期間，清方代表屢次強調必須「儀制不虧」，對俄國使團的行為也常以「失禮」評判。

而在條約商定前，清廷內部奏摺關注的依然是「番使佇列鬆散，有乖恭敬」，而不是對方的軍事部署或實際目的。外交被簡化為一場表演，似乎這並不是一場關乎邊境安全的談判。

類似的情景在晚清依然反復出現。咸豐年間，肅順曾代表朝廷接見英法等國代表。英語文獻記載，當西方代表試圖解釋條約條款時，肅順雙手負袖，不說歡迎話，也不請坐，只是以居高臨下的眼神盯著翻譯和對方代表。而在溝通過程中，肅順幾乎全程以沉默應對，臉上帶著「仿佛對一切都不屑一顧的表情」。

英法外交官記錄形容肅順：He stared at us with disdain, hands hidden in his sleeves.

另一位元隨員在日誌中記錄道：「他不發一言，只以冷淡的目光盯著我們，仿佛我們打擾了他的清淨。」（He refused to speak, fixing us with a cold indifferent stare, as if we were intruding upon his peace.）

此類記錄大量存在，它們共同呈現出一個模式：清朝官員傾向於在禮儀上保持絕對優勢，希望通過姿態威懾對方，而不是通過規則談判解決問題。

這種「怒視外交」的後果很快在19世紀全面顯現。由於官員過度強調禮儀勝負，他們往往把外交目的置於次要地位，更忽視軍事與科技的巨大差距。鴉片戰爭前後，多份奏摺把英國艦隊的舉動解釋為「見我水師森嚴，不敢輕舉」，理由不是情報分析，而是「彼見我軍容整肅，面露懼色」。

然而英國海軍日誌卻記載：「他們擺出嚴肅的姿態，但我們既不畏懼，也不認為那是真正的軍事力量。」（Their officials displayed a grave posture, but we felt no fear; it was form without force.）清廷基於表情讀出的「勝利」，往往是對方眼中的無意義禮節，從而形成決策上的結構性誤判。

更嚴重的是，禮儀優先的邏輯讓清朝官員無法真正理解國際秩序的變化。他們把外交等同於場面，把談判等同於「壓住對方氣勢」。這使得清廷不僅無視了歐洲工業化帶來的實力差距，也喪失了收集資訊、評估風險的基本能力。許多本可通過談判化解的衝突，被硬生生拖成軍事對抗；許多本可通過妥協換取時間的局面，被表情和姿態堵死。

清朝在19世紀的連續失敗固然有複雜原因，但禮儀遮蔽現實是無法回避的一條深層結構。

回看這一段歷史，所謂「怒視外交」並不是一個動作，而是一整套認知方式：相信氣勢可以取代制度，相信姿態可以掩蓋弱點，相信禮儀可以抵擋世界的變化。表情越嚴肅，越自以為強大；禮儀越繁複，越誤以為秩序穩固。

可惜世界從不按表情運轉。等清廷意識到禮儀失效時，已經沒有退路；等他們準備談判時，已經沒有談判籌碼。清朝的禮儀外交最終沒有守住任何體面，卻用僵硬的姿態加速了帝國的崩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