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鄉茂德日記中終戰前的日本 Joel來談日本 20250817

【雙魚之論】
From the diary of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Tōgō Shigenori, one can discern how arduous it was to reach the decision to surrender and end the war. The so-called hardliners were not necessarily driven by unwavering conviction; more often, their obstinacy stemmed from the refusal to admit error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face. They neither confronted reality nor offered reasons and solutions, but merely pressed deeper into what was already a doomed endgame.
History resonates with striking familiarity—the ongoing efforts to bring the war in Ukraine to an end evoke similar dynamics. One may ask whether Donald Trump resembles Japan’s wartime civilian government: in possession of accurate intelligence yet misinterpreting it, particularly by disregarding the Soviet Union’s structural incentives.
The initiation of war is deceptively easy, often requiring nothing more than a single act of “courageous” will. Bringing war to an end and securing peace, however, is profoundly difficult. The Pacific War was especially so, for negotiations toward peace unfolded just as the Cold War alignment was emerging. The Communist victory in China accelerated “Reverse of Hostility”: yesterday’s enemies became allies, while erstwhile allies turned into adversaries. Under such conditions, how could peace be possible?
The difficulty of peace lies not only in 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treaty terms. For military regimes devoid of deliberative environments, surrender or even a ceasefire faces formidable obstacles. Hardline doctrinal factions are quick to denounce pragmatism with slogans and, in some cases, to resort to coups or violence. On the eve of Japan’s surrender, even one as exalted as the Emperor himself nearly fell victim to a coup or assassination.
To the doctrinaire, the world is reduced to a shocking simplicity: chant the formulas of the past ever louder, and if they fail, accept national ruin as a badge of honor. What is far more difficult, however, is to recognize the few decisive elements that can preserve the nation’s future, and to uphold them with pragmatic determination.

從日本外務大臣東鄉茂德的日記中可見，做出終戰投降的決定何其艱難。所謂「死硬派」未必真是出於堅定信念，更多時候只是死不認錯的面子問題。他們既不面對現實，也不提出理據或解方，只是一味鑽進必死的棋局之中。
歷史的回聲在今日依然鮮活——烏克蘭戰爭的終戰努力，正呈現類似的困境。川普是否如同當年的日本文官政府，手中掌握正確情報，卻因誤讀而忽視了「蘇聯自身的結構性誘因」？
挑起戰爭往往容易，只需一個「勇敢」的意志即可；但結束戰爭、爭取和平，卻是極為艱難的任務。太平洋戰爭更是如此，因為在和平談判過程中冷戰格局逐漸浮現，尤其隨著中國赤化，出現了「敵性反轉」的局面——昔日的敵人成為盟友，而盟友卻轉為新的敵人。和平如何可能？
所謂「和平不容易」，並不僅指和約條件難以確立；對於缺乏公共辯論空間的軍事政體而言，投降或停戰同樣充滿阻力。死硬的基本教義派，往往更擅長以口號打擊務實，甚至不惜以政變或暴力相向。終戰前夕，即使尊貴如日本天皇，都就幾乎遭遇政變或暗殺。
基本教義派的世界總是簡單到令人吃驚，只要大聲複誦過去的八股口號，假使錯了就不惜玉碎即可；然而，能夠識破其中少數足以保全未來命脈的關鍵要素，並以務實之道加以維護，卻是難上加難。

台灣歷史的複雜性　國史館陳儀深館長「中日戰爭到終戰接收學術討論會」暨《蔣中正日記（1937-47）》新書發表會開幕致詞
日本戰略錯誤在先，注定失敗
台灣教授協會　終戰八十週年：應正視台灣地位國際法理與歷史真相

東鄉茂德日記中終戰前的日本    Joel來談日本 20250817

所有的故事要從今年才被家屬公開的當時外務大臣東鄉茂德的日記說起…

1945年的夏天，烈火將日本許多城市烙成焦土，航路被切斷、資源枯竭、兵員疲敝，日本已無法以「轉進」自我安慰。東京飽受空襲摧殘，沖繩戰線拉至極限，本土決戰的口號仍在陸軍高層之間徘徊。這個時候，最高權威的聲音開始改變局勢：6月下旬，昭和天皇召集戰爭指導層，明白表示應以最快速度結束戰事，理由不僅是軍事劣勢持續擴大，更在於空襲造成的平民苦難已超出國家承受範圍。這番話不是臨時感傷，而是基於多份陸海軍報告的綜合判讀，本土防衛準備遠未完備，繼續拖延只會讓局面更難收束。

天皇的表態刺穿了決策圈長期的自我安慰，也讓內外兩條終戰路線逐步成形。對內，外務大臣東鄉茂德和內大臣木戶幸一意識到，若要撼動軍方「徹底抗戰」的既定立場，必須將天皇的意志轉化為制度性槓桿，縮小討論圈、強化政治責任，讓「盡快止戰」不再只是建議，而是可以落實的國策目標。對外，則必須尋找一條能保留皇室與國家核心結構的體面下坡路，避免在外交上陷入被動求饒的窘境。

這份背景交代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揭示了日本在戰爭尾聲被多重壓力同步夾擊的現實：空襲與封鎖的軍事壓力、盟軍艦載火力與登陸威脅的戰略壓力、國內糧食與民生的社會壓力，還有對「國體」護持的心理壓力。四面牽引、時間迅速流失，任何延宕都會帶來倍數計的代價。從這一刻起，終戰不再是抽象願望，而是必須用具體步驟推進的政治工程。

為了讓政策轉向不再被軍方會議文化消磨，東鄉推動只由六位核心首腦出席的決策的「六巨頭會議」機制，讓首相鈴木貫太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與外務系統得以形成支持止戰的穩定多數。這不是程序小修，而是要把國是討論從「誰的嗓門大」轉為「誰能承擔後果」。在同一輪會合中，東鄉提出關鍵提案：趁日本仍握有部分海空力量與本土防衛縱深，主動尋求中立國斡旋，並以蘇聯作為切入點，換取一條能夠保住皇室體制的談判通道。這條路線的核心押注在於，相較於與美英正面交涉，藉由莫斯科居間或許更容易在條件上取得空間。

然而，這一計算從起點便埋下隱憂。雅爾達會議上的秘密安排，使得蘇聯已承諾對日參戰以換取遠東利益，克里姆林宮在戰後秩序上的企圖並不遮掩。當東京把希望放在蘇聯「調停」時，莫斯科考量的卻是如何在最有利時機出兵、最大化領土與影響力。換言之，日本一方面想以蘇聯作為保全國體的保險，另一方面卻忽略了蘇聯自身的結構性誘因，導致對形勢的估計偏向樂觀。

對內操作同樣充滿張力。陸軍固守本土決戰與榮譽止戰的語彙，堅稱僅要捱過登陸初期就能迫使盟軍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進而在談判桌上換回較佳條件。東鄉不得不一邊解構這種「以災難換條件」的思維，一邊說服同僚接受與蘇聯交涉的成本。包括承擔在滿洲與北方領土作出實質讓步的心理準備。這場外交騎繩術極其艱難，因為任何放軟的字句都可能被軍方解讀為動搖軍心，任何強硬的姿態又會讓對外談判失去彈性。當時的種種猶疑與試探，正是戰爭末期決策環境的真實寫照。

與蘇聯路線並行的，是美方內部一度出現的「軟和平」思考框架。前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與情報官員艾倫杜勒斯主張，若能在戰爭尚未拖入全面崩壞之前處理好天皇位置，讓日本得以在皇室框架內有序投降，或可縮短戰事、抑制蘇聯在東亞的擴張。他們透過中立國管道向東京釋出兩層訊息：其一，無條件投降重點在解除武裝與停止抵抗，並非意在奴役日本人民；其二，只要主戰集團撤離權力核心，日本仍有機會保留象徵性君主體制。這些話並非空穴來風，但對堅持「得見白紙黑字」的日本決策圈而言，仍嫌模糊。東鄉擔心，若未獲明文保障，任何對皇室存續的期待都可能被軍方視為「敵方宣傳」，反而削弱止戰主張的說服力。

真正的轉折點出現在7月16日。美國在新墨西哥沙漠完成首次原子彈試爆，科技與戰略瞬間合流，波茨坦談判的文本與氣氛隨之轉強。原先在草案中若隱若現的「在皇室之下維持立憲君主制」措辭，逐步被抽離，宣言的核心轉為要求日本軍隊無條件投降而不預先承諾皇室地位。這種文字學上的位移背後，是對力量對比之後的重新估算：既然手中握有能一擊摧城的武器，就沒有必要在文件裡提早讓渡談判籌碼。從東京視角看，談判空間被壓縮，若仍期待在條件上漫天討價，時間只會越來越不站在自己這一邊。

隨後的連鎖效應更是致命。8月6日，廣島遭受原子彈攻擊，城市被強光與衝擊吞沒，戰爭的破壞力呈現出前所未見的型態。這一刻不只是軍事計算的終點，更是政治幻想的瓦解。昭和天皇在聽取彙報後認定，原子彈意味本土決戰的前提已不存在，一旦盟軍選擇以同樣方式反覆攻擊，日本將付出無法承受的平民代價。這種認知，讓「立即止戰」從選項變成義務。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蘇聯紅軍向滿洲推進，日本最後的「蘇聯調停」期待迅速歸零。兩股力量夾擊之下，戰略天平徹底傾覆。

雙重打擊逼出最後的決斷。8月9日的御前會議上，內閣與軍方爆發激辯：外務系統主張以「護持國體」為唯一前提接受波茨坦宣言，陸軍則要求附加自行解除武裝、自行審判戰犯法等條件，並再次保證本土決戰仍有勝算。昭和天皇最終支持外務方案。他直言，軍方過往的戰報與承諾屢屢與事實不符，繼續拖延只會讓國土與人民承受更大災難；為了保全國體，必須忍受屈辱，立即接受宣言。這不僅是姿態的轉變，更是統治正當性的再定位，用「止戰」而非「玉碎」來保護國家命脈。

8月14日，最後一次御前會議拍板，國策確定轉向收束戰事。天皇明確表達，若不即刻停火，國體將不保、大和民族或將走向滅絕，要求全體決策者以此為最大公約數完成交涉。接下來的詔書錄音、播送與全國宣示，讓終戰走出密室，成為全民的共同現實。從政治技術面看，這是把「最高權威」轉化為「明確政策」的典型案例：先以權威止紛，再以行政程序落地，最後用儀式與語言安定社會情緒。

戰後看這一連串選擇，能清楚辨認延宕的代價與情報的教訓。延宕的代價在於，最慘重的傷亡往往集中在終局階段，原子彈投下、蘇聯參戰與滿洲戰線崩潰，都發生在短短數日之內；若決策能更早鎖定止戰方向，或可避免部分破壞。情報的教訓則在於，日本並非毫無資訊，相反地，對蘇聯動向、美方內部討論與戰略工業能力都有所掌握；問題出在解讀框架與決策節奏，當既有信念壓過事實、當面子壓過面向長遠的利益，資訊再充分也難轉化為有效政策。

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維度是外交的分寸。東鄉路線背後有一種「為了共存共榮，願意把五十一分讓給對手、自己只取四十九分」的衡量方式。這不是軟弱，而是面向未來秩序的自我節制。在極端不利的局勢中求得最關鍵的利益，留下國家復原的核心結構。以這種眼光回望終戰決策，可以理解為何「護持國體」會被放在條件列表的最前端，也能理解為何在原爆與蘇聯宣戰的夾擊下，日本最終必須果斷放棄附加條件。

從最新曝光的外務大臣東鄉茂德的日記中，就可以發現昭和天皇的終戰抉擇並非單一意志的孤勇，而是軍事現實、外交算計與社會承受力在最後時刻的交匯。當原子彈把戰爭的破壞力提升到新維度，當蘇聯的戰略進場關上了拖延空間，唯一能做的，是在窄到近乎消失的窗口中作出能保全國家命脈的決定。這樣的發展趨勢顯示，成熟的國家選擇往往不是在勝利的光環下完成，而是在崩解邊緣以最務實的邏輯綁住未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