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戰後臺灣誕生的印記—陳儀深館長於「從中日戰爭到終戰接收」學術研討會閉幕式致詞 20250817

【雙魚之論】
This text originates from an informal and seemingly effortless conversation—perhaps not even preceded by a prepared transcript. Yet within this casual exchange, the Director of the Academia Historica raised several questions (or counter-questions) that were anything but light. Each compels us to reflect: how astonishing it is that certain misconceptions have persisted with such obstinacy, and how many crucial lines of inquiry remain underexplored. The endeavor is thus necessarily interdisciplinary, requiring every scholar in this field to cultivate at least a grounding in related disciplines.
Much like the entangled international arrangements and historical contingencies surround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he overarching question—“How did postwar Taiwan come into being?”—is equally intricate. It resists fixation to a single definitive moment; indeed, it continues to evolve. From Formosa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Free China” to Taiwan, and now to the contested formul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he island’s trajectory has been subject to the shifting calculations of major powers. Its future course remains uncertain. What is clear, however, is that we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move forward with resolve, shaping Taiwan into a polity of quality, democracy, and self-rule.
If the commitment toward Taiwan articulated by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Cairo Declaration of November 1943 did, in fact, exist—and if it was briefly upheld in the immediate postwar years until June 1950, only to be fundamentally rewritten by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and Truman’s subsequent statement—then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Republic of China” as employed in that declaration must likewise be reinterpreted. Its connotation shifts from an “active” sense, whereby Formosa was secured as a prize of war by the great powers, to a more “defensive” sense, wherein the people of Taiwan came to safeguard a way of life grounded in freedom and democracy against external alteration.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aiwan was once a colony of the Japanese Empire. The reference made by the Director to the Constitutional Archives of Japan’s National Diet Library points directly to the deep relevance of such sources to Taiwan’s postwar trajectory. Should Academia Historica in the future obtain access to these electronic archives for preservation, they would contribute greatly to a fuller and more multi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 of this complex history. In so doing, future generations, when engaged in debates with the great powers regarding Taiwan’s destiny and best interests, would be able to speak with substantiated authority, no longer easily blurred or fragmented by imposed narratives. This would stand as yet another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documentary undertaking—following upon the repatriation of the Chiang Kai-shek and Chiang Ching-kuo diaries—that strikes at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Taiwan’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本文看似是國史館長一場輕鬆隨性的談話紀錄，或許連文字稿都未事先預備，但在閒談之中，館長所拋出的幾個疑問（甚至是反問）卻絲毫不輕鬆。每一個問題都迫使我們自省：過去那些理所當然的認知，竟可能是偏誤卻仍被頑固維持的「常識」；而真正值得深入探究的課題，仍舊浩瀚無涯。這正顯示，相關研究絕非單一學門能獨力承擔，而是一項跨領域的長遠志業，每一位投入者都必須具備其他不同學科的基本功。
如同「中華民國（台灣）」的歷史定位與國際政治安排之複雜，對於「戰後台灣如何誕生」這一根本性大哉問，也難以簡單歸納於某一個確切時點，甚至可以說至今仍在演變之中。從「福爾摩沙」、「中華民國」、「自由中國」、「台灣」，再到「中華民國（台灣）」的各種演變，無一不受制於大國博弈的全局考量，未來走向更難預測。然而，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堅定前行，努力將台灣建構為一個具有厚實質地、能自主民主的共同家園。
若1943年11月大國在〈開羅宣言〉對台灣的承諾確曾存在，並短暫地在戰後被奉行至1950年6月，卻因韓戰爆發與〈杜魯門聲明〉而被徹底改寫，那麼「中華民國」這一〈開羅宣言〉用語的內涵也必須隨之轉換：由原本具「積極性」的戰利成果（大國取得做為戰利品的福爾摩沙），轉變為帶有「防衛性」的存在（台灣住民守護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免於改變）。
不可諱言，台灣曾經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館長特別提及的日本東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必然與戰後台灣有著深刻關聯。假使未來國史館能取得相關電子檔案作為典藏，將有助於全面呈現這段歷史的複雜性。如此一來，後世世代在與大國辯論台灣前途、爭取最佳利益時，便能引據充分言之有物，而不再輕易被模糊、被切割。這將成為繼「兩蔣日記」返台之後，又一項直探根基、意義深遠的文史工程。

尋找戰後臺灣誕生的印記—陳儀深館長於「從中日戰爭到終戰接收」學術研討會閉幕式致詞    20250817

沒有什麼特別的儀式，但我們表定的節目有一個閉幕式。像剛才最後一場討論會的話題，為什麼要問戰犯、或者是漢奸？這個問題其實都是我們最近在談「終戰八十年」，它的意義是什麼？反侵略、或者說要團結這類的意義。不是打架打完以後，大家包一包傷口就沒事了。應該是要去反省戰爭的原因，以及戰爭的過程中有沒有犯罪、戰爭罪。我記得有一篇論文是在講「戰爭權利」，戰爭是要照規矩來的，戰爭的權利例如沒有宣戰的話，能不能封鎖？如果是在戰爭的狀態才可以做什麼，如果不是戰爭的狀態的話就不能超越，這牽涉別的國家在中國的領域裡面的權利問題，所以這些討論其實是有很多層的意義。

我們今天辦這個會當然有一些意外的收穫，像張建俅居然會提起上個世紀在近史所當助理的時候，和我喝咖啡的事情。非常感謝，我希望如果有人有這種類似的經驗，我忘記的話，請提醒我。的確是很多年的事情了，很高興在這裡重逢。

我們這樣的一個學術研討會，其實是有一個跨世代的意義。我們通常會把資深的、年紀大的當會議主持，而邀請寫論文的，通常青壯輩的要多擔待，對不對？然後我們在座有一些博士生、碩士生來參與，或者是我們館內比較資淺的修纂同仁，他會看到比較資深的同仁，大家在寫什麼、在想什麼？那種討論的過程有助於產生問題意識，會影響到你寫論文的方向，或者說你的選題。我覺得研討會不論是在國史館舉辦、在中研院辦、在大學辦，都應該要發揮這類的功能才對。

我最後還是要重複說，2025年相對於1945年，這樣的八十年真的有很重要、很深刻的意義在。並不因為說對岸首先發動「三個八十」，要來吃豆腐，要來說推演到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事情你當然也可以回答說：「那個時候你們都還沒出生，我們談的是中華民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這樣說不夠，他也可以跟你爭說「有繼承」、「中華民國就是中國」之類的。所以要細緻的說。

1945年對臺灣的意義跟對中國的意義有什麼不同？終戰或光復就變成一個爭論點，這個就是不同。我也引述我少年時代聽到爸爸的生活語言，我爸爸是沒有政治意識的人，是鄉下的農人，但是他自然而然就是說「降伏」呀，「降伏」以後如何如何。跟我們學校學到的「光復」，聲音聽起來類似，但是內涵相反的一個立場。那你能說我父親錯了嗎？是不是這樣呢？所以說，如果我們認為臺澎金馬是一個國家，儘管目前叫做中華民國，但是我們就是要面對這個問題。

讓我想到可以比較的是，一個現代的日本是怎麼產生的？我常常會舉日本東京國會圖書館的憲政資料室，它裡面所陳列的、提供的，除了從美國華府國家檔案館（NARA）複製回來的英文檔案，關於GHQ（盟軍總部），當然包括琉球的託管，還有日本被佔領期間發生了什麼事？資料通通在那裏。所以日本的年輕人如果要學這段歷史，不需要去華府，那些英文資料在憲政資料室都有了。另外一個就是說，日本國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們在戰爭結束前後，一直到GHQ結束，一部新的憲法誕生之前等等。這些政治家、思想家的日記，他們官方的文書以及私人的文書在那裡都有陳列出來。所以日本是怎麼誕生出來的？那個空間大致可以清楚呈現。

我要問：戰後臺灣是怎麼生出來的？戰後的臺灣，如果說我們今天有一個叫做「中華民國臺灣」的國家，它是怎麼生出來的？要講清楚呀。可是往往一講就變成情緒性的，例如在開羅宣言的議題上百分之百的對立。「開羅宣言萬能論vs. 萬惡論」這是兩邊都有的毛病，有些人覺得「否定了開羅宣言，我們就得救了！」沒有那麼簡單的事。我們隔壁展出的檔案有美國的佔領計畫，1945年8月15日，日本已經宣布投降了，可是八月二十幾號的美國軍方，都還在斟酌萬一國軍來臺灣佔領不順的話，美軍要如何出動？仔細看他們的計畫，美軍佔領臺灣之後，等到局勢穩定了還是要交給中國呀，為什麼？就是因為開羅宣言。因為他們在1943的開羅確實做了這樣的一個承諾，可是這樣的承諾經過了後來的二二八事件，還有1949的國共內戰，美國就轉向了。美國本來是尊重或遵守開羅會議的，這一點我們要認清歷史的變化，我們國內過去常浪費在這種無異議的爭論上面。所以我們隔壁展覽第一節的標題叫做「開羅宣言是逗點不是句號」，不能說連逗點都不是。可是它沒有在戰後的和平條約得到實現。總之要認清我們的處境或者我們的現實，也才能去理解戰後那幾年所發生的事情。

我公開說，為什麼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美國作壁上觀？因為當時它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了，可是後來它又說不是。這就是大國政治，臺灣就是在中國、美國、日本這些大國夾縫的情況下去求生存的。所以臺灣問題至少要談到1951年舊金山和約這個階段，我們沒有像日本美國GHQ那麼明顯的切點，但是我們要找一個什麼切點？是不是舊金山和約是一個切點？但是有人又推演過度，認為舊金山和約簽了以後臺灣就獨立了。這真是考驗我們的常識，舊金山和約第二條就這樣而已，怎麼說獨立了？我們的專家剛剛已經討論，沒有那麼好的。所以地位未定就未定，但是未定是在處理障礙物搬開、美軍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峽比較平順。但是接下來如何？還有很多故事。還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八二三炮戰、1971年的聯合國處理的問題，美國是怎麼處理的？後來還有臺灣關係法，臺灣關係法還有什麼認識上的意義？所以說臺灣要成為現狀的臺灣，蠻複雜的。人家日本是戰後不久就開始全民選舉選出國會議員、產生正常的內閣，沒有很久不是嗎？他們的憲法誕生、麥帥離開之後。但是臺灣的全面改選是到李登輝時代，這個政府才取得正當性，如果沒有經過定期改選的國會，正當性要從哪裡來？所以我們的國家論述、歷史論述應該要前後相呼應，而不能只抓住符號說：「還有ROC這個國號我們就是殖民地」，這樣的思維都太簡化了。

以上是我們辦了這個活動之後，我的一些感言。講到這裡就好，感謝各位能夠留到現在，讓我們完成這個儀式，謝謝。

 

 

本文是個輕鬆簡易的談話紀錄，可能事前連文字稿都沒有，但在閒談之中國史館長提出的幾個疑問（或反問）卻一點都不輕鬆——每一個都讓我們自省：以往認知如何一偏並居然堅持不放的不可思議，以及該努力的探究課題還很多很多，所以這是跨學門的志業，每一位研究這都需要兼具其他學門的基本功。
一如「中華民國（台灣）」糾結複雜的國際政治安排與歷史，「戰後台灣如何生出來的」這根本大問也一樣複雜，既無法訂在一個確切時間點，甚至於根本還在發展中——從福爾摩沙、中華民國、自由中國、台灣，到「中華民國（台灣）」，在大國的全局考量下，誰也不知道未來會如何演變？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堅定向前，將台灣塑造為一個質地佳、民主自治的家園。
如果所謂1943年11月「開羅宣言」對台灣的承諾曾經存在過，並被短暫奉行到1950年6月，才被韓戰爆發的〈杜魯門聲明〉給改寫，所謂「中華民國」，這個「開羅宣言」的用語，本質也被改變——「中華民國」四個字就會從「積極性」意義（取得福爾摩沙作為戰利品）轉變為「防衛性」工具（保衛我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不被改變）。

不必諱言，台灣曾經是日本帝國殖民地的歷史，館長所提日本東京國會圖書館的憲政資料室，也必定與戰後台灣有密切關係。假使有朝一日國史館能取得電子檔，必然有助於多元呈現這複雜性的，未來的一代在與大國引經據典爭辯台灣最佳利益時，可以擲地有聲，不再被蒙蔽與切割。這是繼「兩蔣日記」回台的連續性計劃後，另一個能深入地基的文史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