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為後中共時代中國做準備 余茂春＠Hudson Institute 20250716

【雙魚之論】
在川普第一任期，幕僚就在辯論習近平、中共，還是中國，是美國的敵人？若習近平是敵，只要習近平下台就好；若中共是敵，則必須以改變體制為政策目標；至於，中國是敵，所以要消滅一事根本無可行性，也不必討論。川普第二任，智庫已更進一步討論「後中共時代」，包括了各種想定、相應風險，以先做因應。
「後中共時代」一詞既出，代表美國與西方國家認定「中共」這體制是國際秩序混亂的根源，必須消滅不可。而「中共」已將俄羅斯、伊朗、朝鮮綁在一起，要消滅中共不能單獨來看，必須將國際體系的連動一起觀察與評估才行。俄羅斯不垮，中共如何可能垮台？反過來說，中共垮台，則俄羅斯、伊朗、朝鮮也無所依附而必須連動崩解。那個新局面與混亂，也令人難以消受。
摘要引起我注意的是軍民兩用科技，具體說是生物科技在體制崩解後的存在狀況。這擔心是來自蘇聯解體時，防止核武擴散。現在，則是細菌、病毒等危險微生物。核武反而不是外界關心的重點。

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為後中共時代中國做準備    余茂春＠Hudson Institute 20250716

隨著中國共產黨不斷鞏固政權並追求全球主導地位，它面臨重大而複雜的結構性挑戰。在國內，由於政策失誤，中國經濟成長急劇下滑，人口老化和出生率下降影響中國的勞動供給、消費和社會保障體系。房地產市場正陷入危機，數百萬套公寓滯銷，房地產開發商紛紛破產，高昂的青年失業率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不穩定。中共的政治腐敗、官僚機構的低效率和其他浪費現像也阻礙了經濟發展和公眾信任的喪失。

在國際上，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貿易緊張局勢威脅著出口和外國直接投資。北京的強制性政策使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關係複雜化，這些國家往往欠中國債務。國際組織的外交官和其他官員對中國的全球影響力日益持懷疑態度，這使得制訂外交政策更加困難。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過去曾經歷危機，但中國政權突然垮台並非完全不可想像。如果世界上執政時間最長的共產主義獨裁政權和第二大經濟體因國內外困境而崩潰，政策制定者需要考慮可能發生的情況以及他們需要採取的措施。

本報告由軍事、情報、經濟、人權、轉型正義和憲政領域的專家撰寫，探討了中共政權垮台後應採取的初步措施，以及穩定期後中國可能走向的長期軌跡。本書運用歷史分析、策略遠見和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將這些挑戰描述為可能性的演練。不同的章節探討了一黨制如何在國家關鍵領域崩潰，政治體制如何轉型，以及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總而言之，這些章節評估了在一個長期受壓迫的國家垮台後維持其穩定所面臨的艱鉅任務，以及塑造中國未來的力量。作者希望由此為管理轉型帶來的風險和機會提供政策建議。

《戰略情報局再次進駐中國：中共垮台後美國特種作戰部隊的作用》一章由哈德遜研究所以外的一位作者撰寫，描述了二戰期間美國在中國的行動，並指出美國特種作戰部隊（SOF）可以幫助穩定後中共時代的中國。該章節設想SOF將協助臨時當局，保護關鍵基礎設施，並促進新政府的和平崛起，同時「通過、協同、並透過」（by, with, and through）當地行動者開展工作。該章節也強調了敘事、歷史記憶和象徵合法性在後共產主義轉型中的文化重要性。

在第二章《中共政權垮台後精準打擊生物武器設施》中，Ryan Clarke評估了中共的生物武器基礎設施，並警告稱，中國人民解放軍（PLA）的兩用生物研究構成了戰略威脅。他概述了三種摧毀生物武器實驗室的方案，重點是同步行動、設施周邊控制以及危險物質的安全提取或銷毀。本章主張徹底禁用這些項目，以防止擴散和災難。

Ryan Clarke在《中共垮台後中國金融體系的重建》一文中主張，在新政府拒絕不正當債務、私有化國有資產和實施權力下放的同時，透過資本重組來徹底改革中國經濟。他強調，中共的政策限制了中國的經濟潛力，並認為自由化的金融架構對於國內繁榮和融入全球市場都至關重要。

在《保護中國在美國的資產》一章中，Gordon G. Chang建議華盛頓「將美國企業和公民撤出中國」，並將中國實體從美國經濟的重要領域中移除。章家敦強調了與北京接觸的脆弱性，並闡述了美國應如何處理中國在美國的資產。

Rick Fisher在其著作《解放軍、武警部隊和民兵的安全與重組》中概述了中共解散後中國龐大安全機構的復員和專業化計劃。該書建議保留一支更精簡、更負責的軍隊，專注於國防和救災，同時解散與政治鎮壓相關的部隊。一支沒有霸權野心的中國軍隊可以幫助新政府融入維和行動和太空探索夥伴關係。

《間諜對間諜對間諜：中央權力缺失下的中共安全與間諜機構》一章探討了國家安全部（MSS）和地方公安局（PSB）可能出現的分裂局面。該章節借鑒了歐洲政治轉型的經驗，尤其是在瓦解秘密警察網路和開放檔案供公眾審查方面。

在《中國的自治區與人權》一文中，Nina Shea探討了在轉型時期保護人權的重要性。她認為，美國應該介入，防止民族暴力、內戰和政治報復，尤其要關注中國的五個自治區——廣西、新疆、西藏、內蒙古和寧夏。她也強調，有必要採取措施緩解其他群體的不滿，包括基督教徒和法輪功等宗教少數群體的不滿。

《如何在中國啟動真相與和解進程》一書的作者闡述了中國只有透過調查和公開披露過去的罪行才能擺脫過去的罪惡。這章建議效法南非，建立一個國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並指出，如果沒有寬恕與和解，和平過渡到民主將十分困難。

最後一章《制憲會議方案》重點在於後共產中國如何建立憲政民主並起草新憲法。該章探討了制憲會議如何運作、某些地區的邊界是否應重新劃定、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應如何改變，以及新國家的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