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藥價高，各國藥價低 當然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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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報導國會預算辦公室（CBO）警告：現狀是各國透過談判、集體採購等手段，取得價低廉藥價，其效果是新藥研發成本變相由美國病患，而非各國病患來支付。另一方面，若美國政府透過相同手段降低美國藥價，會造成藥廠收入減少，新藥研發減少。像極了地產商的宣傳詞：利率價低，此時不買房還待何時？利率高漲，就是通膨，此時不買房未來會更貴。
解決辦法就是，透過公平貿易回復各國與美國的合理藥價，而不是鬼迷心竅的觀點—美國不管怎樣都是毫無辦法，只能任憑各國佔便宜。難怪川普會反彈。

川普強制美國處方藥價格降 台廠：高價新藥衝擊較大    經濟日報 20250513

美國總統川普最新行政命令，強制美國處方藥價格降至全球最低水準，最新消息要下調59%。國內兩大藥廠美時（1795）、永信（3705）昨（12）日同聲表示，對台灣學名藥廠影響有限。

業者說，尚待美國最後公布的藥價調降品項有那些，但是預期對高價的新藥衝擊較大，台廠外銷美國學名藥、困難學名藥或改良劑型藥物，受到影響較有限。

美時製藥表示，公司尚在等待美國最後拍板的藥價調整項目與降價幅度。不過，由於川普調降藥價幅度的目的，是為了降低美國過於龐大的醫療支出，預期後續衝擊最大的應是開發新藥的大藥廠，新藥在美國的集體採購利益向來非常巨大，川普的藥價調降政策將首先讓這些昂貴的新藥受到影響。其次包括疫苗、及抗生素因用量大，也需觀察是否受到影響。

不過美時坦言，該公司目前外銷美國最主要的血癌藥Lenalidomide，因價格與原廠差距不大，是否會受到波及仍待評估。

永信表示，美國醫療費用一向是全世界最高，占GDP比重也是世界之最，川普總統要降低醫療費用，首當其衝的是原開發廠的專利新藥，台廠外銷到美國的學名藥不僅不易受到影響，反而容易獲得更多轉單採購機會。此外，川普矢言要美國藥價達到全球最低水位，台灣藥品在國內的健保給付價格，一向是OECD國家中最低價，因此台廠未來將有更多機會將學名藥銷到美國市場。

藥華藥表示，該公司的血癌新藥Ropeginterferon alfa-2b（Ropeg）在美國市場由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Part D給付，病患可在家自行施打藥物，但是川普最近要砍的藥價，很有可能為Part B項目，意謂需要在醫院使用的藥物，將成為首當其衝被砍價的藥品項目。

 

 

美國的高藥價    沈榮欽FB 20250512

在川普表示將以「最惠國」（MFN）政策，降低美國藥價之際，推薦閱讀國際法律與經濟中心 （ICLE）的創新政策主任 Kristian Stout 關於美國高昂藥價，以及歐盟、英國與加拿大管制進而扭曲藥價的文章，可以了解不同政策之間的權衡，並非如宣傳機器所示，而這正是重點所在。

最近報導顯示，川普總統正在敦促眾議院共和黨人對醫療補助藥品採購採取「最惠國」政策，將美國價格與其他國家支付的最低價格掛鉤。雖然降低醫療補助成本的目標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在人們對藥品負擔能力日益擔憂的情況下——但依賴外國定價基準可能會帶來進口限制國外創新的市場扭曲的風險。

美國藥品政策必須謹慎地保持平衡：確保患者能夠獲得並負擔得起藥物，同時又不損害資助醫學突破的收入來源。政策制定者不應該效仿國際價格管制——這只會導致長期短缺——而應該探索基於貿易的策略來解決外國定價行為，這種行為將全球藥品研發負擔不成比例地轉移到美國消費者身上，從而推高美國消費者的成本。

藥品價格昂貴和非關稅壁壘問題

政策衝動推動美國藥品定價改革的呼聲並非毫無道理。民調顯示，藥品價格一直是民眾關注的一大議題。此外，美國醫療保健權益計劃的成本在多個方面呈爆炸式增長，這自然引起了政策制定者對控製成本方法的興趣。

這些支出趨勢的一個關鍵驅動因素是高昂的研發成本和不確定性，以及扭曲美國消費者價格的政府政策。國外政府經常採用集中談判和外部參考定價系統，人為地將藥品價格壓低至遠低於市場驅動價值的水平。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和澳洲等國家實行國家醫療保健系統或單一支付者模式，利用其強大的購買力來協商或對藥品實施嚴格的價格限制。這些做法確保外國藥品價格維持系統性低位，並低於競爭市場條件下自然產生的價格。

這些人為設定的價格上限起到了非關稅貿易壁壘的作用，透過限制美國製藥公司以競爭條件進入國外市場的能力，有效地歧視了美國製藥公司。透過實施人為壓低的報銷率，外國政府限制美國製藥商實現其創新和投資的正常回報，嚴重扭曲了全球市場動態。這種歧視性定價損害了美國藥品製造商的市場准入，並將全球研發成本的不成比例的份額轉嫁到美國消費者和醫療保健系統身上。

例如，歐盟和加拿大支付的專利藥物價格一直遠低於美國，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實施嚴格的價格管制。早在 2003 年，歐盟買家購買相同專利藥品的價格就已經是美國消費者的一半左右，而這一差距在隨後的幾十年中愈演愈烈。最近的分析表明，美國品牌處方藥的價格目前平均比歐盟和經合組織國家高出 2.56 至 3.44 倍，這表明這些非市場定價干預措施的影響持久而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藥品定價政策並非一成不變的。某些國家採用參考定價系統，其中納入了針對高價值藥物或孤兒藥物的具體規定。例如，一些歐洲國家認識到開發此類療法所面臨的獨特挑戰和成本，因此制定了允許對罕見疾病的治療實行更高定價或加快獲取治療的機制。這些量身定制的方法旨在減輕價格管製造成的一些負面影響，防止因這些參考制度而導致罕見疾病患者獲得藥物的機會減少。

儘管如此，如果私人公司像外國政府那樣廣泛協調藥品定價——利用集體談判權力人為壓低價格——他們的行為可能會受到反壟斷法的嚴格審查。這種做法通常會引起買方壟斷行為的指控，並導致採取執法行動來保護市場競爭和防止價格扭曲。雖然反壟斷框架並不直接適用於主權國家，但外國政府透過其集體壟斷權力有效地採取了類似的價格壓制行為。

這種情況造成了一種令人不安的矛盾：如果私人企業採取某些行為，將會引發嚴厲的反壟斷執法，而外國政府採取類似行動時，這些行為卻被慣常接受，從而加劇了全球醫藥市場的扭曲。

價格管制造成淨損害

美國消費者為專利藥品支付的價格要高得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外國的價格管制迫使製藥公司從美國市場收回不成比例的成本。開發新藥是一項高風險、高成本的事業，一種藥物通常需要數十億美元和十多年的投資才能到達患者手中。龐大的成本包括嚴格的研發、廣泛的臨床試驗、遵守嚴格的監管標準以及大量的營銷和分銷支出。

這種市場扭曲導致了不平衡的財政負擔，實際上導致美國患者和納稅人補貼國外富裕國家享有的藥物創新。例如，雖然美國約佔全球醫藥市場總量的 30-40%，但卻創造了全球醫藥收入的約 52.3%。儘管美國僅佔經合組織國家 GDP 總量的 40% 左右，但美國消費者卻貢獻了這些國家 70% 以上的藥品利潤。無論你怎麼看，美國消費者在資助全球醫藥創新方面都承受著不成比例的財務負擔

國會預算辦公室（CBO）先前曾發出警告，說明如果我們的政府在國內推行類似的價格管制，會發生什麼事：

「較低的價格…將立即降低藥品製造商的當前和預期未來收入，改變製造商的激勵措施，並對藥品市場產生廣泛影響。對談判不滿意的製造商可能會將藥品完全撤出美國市場，儘管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對於已經在美國銷售的藥品來說，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此外……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價格管制]將隨著時間的推移影響藥品的使用和供應。從短期來看，降低價格將增加藥品的使用並改善人們的健康狀況。從長遠來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製造商收入的減少…將導致研發支出減少，從而減少新藥的引進。」

此外，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強制執行藥品價格談判的政策可能會導致進入市場的新藥數量減少。具體而言，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醫療保險藥品價格談判計劃將導致「平均價格小幅下降（1% 至 3%）或非常小幅下降（不到 1%）」。雖然這會降低成本，但國會預算辦公室指出：

「……如果這些方法降低了製造商的預期收入或增加了他們的投資成本，那麼這些方法就會降低製造商從事研發的動機......並會減緩製藥業的創新步伐。」

考慮到藥物開發所需的費用和時間，潛在的價格管制對藥物創新的確切影響很難知道。但方向似乎很明確。例如，除了估計價格將降低 3% 之外，國會預算辦公室還估計該政策將導致新藥引進數量減少 5%。

此外，這種分析甚至可能無法完全捕捉到此類價格控制可能引起的研發誘因的更廣泛的轉變。由於收入來源受限，製藥公司可能會將研發投資重新分配給獲利確定性更高的項目。這可能導致人們專注於開發迎合更大市場的「重磅」藥物，而可能以犧牲影響較小患者群體的罕見或複雜疾病的創新治療方法為代價。

這種現象並不陌生。有時被稱為電影業的“漫威化”，電影觀察家在過去十年開始觀察到，面對串流媒體和數位化帶來的行業變化，電影製片廠越來越傾向於更安全的選擇。因此，大量預算被投入到擁有可靠粉絲群的知名系列電影中，而小型獨立電影則相對匱乏。據報道，其結果是“中等預算”和小型獨立電影數量下降。

在製藥領域，這種轉變可能導致藥物開發的同質化，公司更青睞那些有望帶來豐厚回報的治療方法，而不是那些解決不太常見或更複雜的健康問題的治療方法。這也可能導致人們越來越依賴漸進式創新而非突破性創新。

要先明確的是，漸進式創新本身並沒有錯，但健康的市場需要兩者兼顧。

歐洲曾經在醫藥創新領域引領世界，1970年代推出的新藥數量是美國的兩倍。但歐洲市場實施的嚴格價格管制逐漸侵蝕了醫藥創新的回報，隨後產業領導地位轉移到了美國。如今，全球近一半的醫藥創新源自美國，而歐洲的貢獻則急劇下降。這給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教訓。

探索基於貿易的策略以因應外國價格扭曲

正確的政策方針不應該仿效有問題的外國做法實施國內價格管制，而應該呼籲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透過貿易談判和雙邊協議來解決外國政府的買方壟斷購買力問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已經承認，外國藥品定價制度是非關稅壁壘，不公平地限制了美國藥品創新的市場准入。

政府應該加倍關注外國政府政策如何扭曲藥品定價。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和政府應該更廣泛地重新建構貿易談判，並關注這些市場扭曲問題，這些市場扭曲不僅包括價格控制，還包括智慧財產權保護不足，這使得美國公司難以在海外競爭。

實施以貿易為中心的策略，重點減少外國價格扭曲，將創造更平衡的國際藥品定價格局。這種重新平衡將減輕美國患者目前不成比例的經濟負擔，促進全球對藥品研發成本的更公平貢獻，並維持對未來醫學突破至關重要的強勁創新管道。

但最重要的是，政府應避免在醫療補助計劃中採用以外國價格為基準的美國報銷率的最惠國定價政策。在國內採取最惠國定價政策將嚴重損害為持續創新提供資金所需的收入來源。

美國佔了全球藥品收入的很大份額，這不僅是市場規模的結果，還與缺乏國外市場特有的嚴格價格管制直接相關。在國內引入外國價格管制可能會重複歐洲的歷史經驗，歐洲的類似政策大大抑制了藥品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