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氣象 央行仍當金雞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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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家覺得物價、房價不合理上漲時，有多少人會認為與央行有關？

扭曲的利率及匯率政策 恐付出沈重代價    台灣醒報 20231106

全台最會賺錢的銀行是那一家？答案是「中央銀行」，每年暴賺2千億元，政府歲入一成靠它，備受爭議。

低利率與低匯率政策，造成產業發展失衡，國民所得及財富分配不公，間接鼓勵炒股、炒不動產，薪資所得者貧無立椎之地，應檢討央行角色與功能。

央行不應成為獲利王

中央銀行法第二條明訂：「本行經營之目標為：一、促進金融穩定。二、健全銀行業務。三、維護對內及對外幣值之穩定。四、於上列目標範圍內，協助經濟之發展。」，央行成立之目的，沒有一個字與營利，或盈餘繳庫有關，如今成為全國獲利王，來源正是低估的利率與匯率，侵蝕全民荷包及內需產業所付出的代價。

囤地、炒房長期以來，成為不少財團趨之若鶩的致富之道，狂飇的不動產正吞噬著受薪階級辛苦的勞力所得，打房永遠無效，財團利用人頭戶、法人名義炒作不動產，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根本的問題是扭曲的利率與匯率政策，全民付出沈重的代價，換取的是央行每年暴賺2千億元盈餘繳庫。

台灣「失落的20年」

中央研究院曾經以「失落的20年」，呼籲檢討央行制度，尤其是「長期的低利率與低匯率政策，台灣付出很高的代價。」院士們結合外國專家學者，共同診斷央行貨幣政策缺失，寫下沈甸甸的建議書，送到總統府及行政院，不料卻石沈大海，猶如蚊子叮牛角，原因是2千億元的盈餘繳庫，正是政客們亂撒幣，攏絡人心的重要財源。

央行前副總裁許嘉棟說：「我們不應該把央行當作金雞母⋯」，經濟需要轉型，首先需要轉換每年暴賺的央行腦袋，「喪失貨幣政策自主性、資產價格失控、扭曲的新台幣不利於進口，間接損害了國民福祉，惡化財富重分配⋯。」財團運用扭曲的利率及匯率政策牟利，導致低薪，衍生詐欺、強盜、犯罪、少子化⋯⋯，社會問題叢生。

美國「央行」很愚蠢？

美國的「央行」聯邦準備理事會，今年上半年出現高檔573.84億美元的虧損，前聯準會副主席柯恩的看法是：「聯準會的任務，既不是獲利，也不是避免損失！」，「它不是銀行或對沖基金，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機構⋯。」聯準會不用擔心，更「不該」擔心它的虧損。

央行（或聯準會）具有公共目標，它的任務是「就業最大化」、「物價穩定」、「財富合理分配」。台灣央行超高盈餘繳庫，成為政客們表現政績的最愛，國家財政幾乎已到「飲鴆止渴」地步，全民付出沈重的代價，財富正加速流向握有生產工具或不動產的財團手上，貧富不均快速惡化，人民的未來在那裡？

全球央行盈餘繳庫，佔國家收入不到百分之二，唯有台灣央行鶴立雞群，高達百分之十，今年上半年美國「央行」聯邦準備理事會大虧，無人以為異，扭曲的利率及匯款政策，人民付出沈痛的代價，財團囤積的不動產及股票持續飇漲，政客們未來仍有充分的財源「大撒幣」，然而，此刻是不是應該徹底檢討央行的匯率及利率政策了？

 

央行前副總裁許嘉棟：央行暴賺2千億 台灣人付出4大代價    中時 20231106

「今年繳1800多億，明年，將增加到2千億元。」說話的，是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朱澤民。中央銀行「盈餘繳庫」數字創下十餘年來新高，就在台灣不少輿論為央行「賺錢功力」喝采的同時，在太平洋的另一端，被譽為全球「央行之母」的美國聯準會，卻出現了百年來的罕見虧損。根據聯準會今年第2季度合併財報顯示，上半年的營運淨虧損高達573.84億美元。

相較於聯準會的「繳庫無能」，台灣央行卻能年年穩定貢獻國庫，不少人由此而生的推論是：台灣央行做到了美國聯準會做不到的事，國人應該為央行的「好表現」感到驕傲和慶幸。但，實情真是如此嗎？

曾任聯準會副主席、現任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的柯恩（Don Kohn），在接受《今周刊》專訪時，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聯準會的任務，既不是獲利，也不是避免損失！」柯恩連用了兩個「不是」，彷彿外界已誤解了聯準會多年。柯恩表示，聯準會原則上不用擔心、更「不該」擔心它的虧損，因為，「央行不是一個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機構……。它不是銀行或對沖基金。」

柯恩解釋，央行具有公共目標，以聯準會來說，它被美國國會賦予的任務，是「就業最大化」和「物價穩定」，而政府也提供了聯準會實現這些目標的工具，包括控制短期利率的能力，以及購買公債和機構證券的權力。

固然，聯準會若長期慘賠，恐會需要財政支持而影響獨立性，但柯恩認為目前距離這種「極端情境」仍然非常遙遠；相對之下，「聯準會更應該好好利用手中的工具，來實現國會交付的使命。」

央行應該是一個獨立機構，其主要任務在穩定物價和維持充分就業，而非充當政府的獲利單位。有學者指出，「如果政府過於依賴央行的繳庫盈餘，可能會影響到央行的獨立決策，進而影響其政策的執行和效果。」

然而，相較國際，台灣財政對央行的倚賴，已幾乎到了「飲鴆止渴」的程度。若央行迫於壓力想方設法衝高盈餘繳庫數，可能帶來問題，但在談問題之前，讓我們先對央行盈餘的「組成結構」進行拆解。

央行的盈餘，大致可以透過以下公式表示：「國外利率×外匯存底－定存單利率×央行定存單發行量」。而一般認為，上述4個項目，除了「國外利率」這一項央行無法掌握之外，其他3個項目，央行其實都有相當程度的政策操作空間。

換言之，如果央行想要提高盈餘的金額，可以透過拉高外匯存底、壓低定存單利率，或降低定存單的發行量來達成。但這樣的操作，正反映了學者憂慮，也就是，央行為了追求盈餘繳庫，恐將影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我們不應該把央行當作金雞母……。」曾任央行副總裁及財政部長的許嘉棟感嘆，儘管多數國內熟稔央行政策的經濟學者，基本已「默認」了台灣從來就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但他強調，台灣經濟因為央行多年的「協助」走到了今天，在靠淨出口推動經濟成長的效益逐漸遞減、經濟亟待「轉骨」的此刻，是時候該換個腦袋思考：這麼多年來，一個「暴賺的央行」，究竟讓我們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

「喪失貨幣政策自主性、資產價格失控、偏低的新台幣匯率不利於進口，間接損害了國民的福祉，我們的所得與財富分配也更趨惡化……。」許嘉棟一一列舉。

而這些，是我們要的嗎？

 

央行前副總裁許嘉棟：利率匯率雙低的副作用，正扭曲經濟… 央行貨幣政策該思考重開機了    許嘉棟＠今週刊 20231101

「它的定位，是到了該重新調整的時候了……。」許嘉棟一邊翻閱著手邊的簡報，一邊有感而發地向《今周刊》表示。這份簡報是他在近日於一場台大論壇的講稿。至於許嘉棟口中的「它」，指的是台灣的中央銀行。

十月二十八日，台大經濟系主辦的「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和啟示」研討會，在台大社會科學院熱鬧舉行，會中邀請到曾任央行副總裁及財政部長、熟稔央行政策的東吳大學辜濂松先生紀念講座教授許嘉棟蒞臨演講，主題談的是央行。會後，許嘉棟接受本刊專訪，談在他眼中的央行，伴隨台灣經濟發展一路走來至今，究竟達成了哪些「成就」？又，留下了哪些待解的挑戰？

先從央行的匯率政策談起。許嘉棟回憶，過去二十年，國內學者談及央行，似乎總是繞不開它的匯率政策，關鍵就在於，台灣貨幣政策實際上是受匯率政策高度主導。

低利造就房價漲、財富分配惡化

許嘉棟苦笑表示，央行老是說它有自主的貨幣政策，但熟稔央行政策的學者都知道，台灣根本就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可言。他解釋，因為根據國際金融學上「不可能的三位一體」理論，當央行要確保「資金自由移動」及「匯率穩定」時，無可避免就必須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性」。

而之所以讓匯率政策扮演央行貨幣政策的「領頭羊」，許嘉棟解釋，在於央行的法定職責裡面，在「促進金融穩定」、「健全銀行業務」、「維護對內與對外幣值穩定」三項目標之外，亦包含了「協助經濟發展」，而他認為央行在協助經濟發展的路徑上，過度偏重於「促進出口」。

許嘉棟表示，央行為了促進出口，長期以來慣性透過「穩定匯率」之名，壓抑新台幣兌美元匯價，也導致新台幣的名目有效匯率指數在二○○○年後是一路走跌，一直到一○年後才止跌回升。「那一段時間，台灣平均的經濟成長率是三．八八％，而代表淨出口的『出超』，就貢獻二．七七％，足足占了三分之二。」許嘉棟如是強調。

他進一步補充，一○年後，央行的「阻升」力道儘管稍緩和，但整體而言，買匯「挺出口」的行動仍持續。在央行長年抑制新台幣匯率的助益下，也導致台灣「淨出口占GDP比重」逐年攀升。

然而，許嘉棟觀察，隨著台灣出超金額的持續擴大，出口拉動經濟成長的邊際效益已然遞減；而這時，長期由匯率政策主導貨幣政策的種種「副作用」，卻開始顯現。

首要的副作用，是政策利率和市場利率的「脫鉤」。許嘉棟表示，央行多年來進場買匯，往往並未伴隨足額的「沖銷」，也就是沒有收回等額的新台幣供給，長期下來，導致市場資金過剩，進而壓低了市場利率，「市場的利率從二○○二年開始，就降到了重貼現率以下，此後一直維持低檔。」許嘉棟觀察。

至於利率長期偏低的副作用，除了助長房價上漲、惡化所得分配，許嘉棟指出，這也導致資金的大量外流，加劇台灣「金融帳」的赤字。

不過，許嘉棟略感無奈地表示，央行可能認為「低利率」是件好事，「因為就穩定匯率的角度來說，金融帳赤字的擴大，可以一定程度地緩和新台幣的升值壓力。」此外，在央行追求高額的盈餘繳庫之下，許嘉棟認為，央行也有另一層創造低利環境的誘因，因為，低利率可壓低央行發行定存單的利息支出，進而提高繳庫的金額。

至於低匯率的副作用，許嘉棟指出，長期偏低的匯率，雖然照顧了出口商，但卻透過「抬高進口物價」的方式，壓抑內需經濟的活力，也損害了一般國民的福祉，甚至近年還引起了美國等一些國家的不滿，指控台灣操縱匯率，涉嫌不公平貿易。

重整第一步：讓台幣適度升值

在種種副作用可能扭曲台灣的經濟結構之下，許嘉棟認為，台灣貨幣政策走到今天，是該到了思考「重開機」的時刻。而在他的眼中，央行重新調整的第一步，可從減少買匯、加強沖銷，讓新台幣適度升值開始。

許嘉棟坦言，這樣的作法可能會影響到台灣的淨出口，進而衝擊經濟成長。那麼，可能的解方是什麼？對此，許嘉棟強調，政府應該在「公共支出」上有更多著力，特別是社會福利的支出。

許嘉棟觀察，過去二十年，台灣的政府支出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可謂「微不足道」，但在「出超救國」的經濟模式難以繼續有效運作的背景下，政府支出理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特別是我們的所得分配持續在惡化，這必須要靠著擴大社會福利支出來補救。」許嘉棟強調。

至於政府念茲在茲的盈餘繳庫，許嘉棟感嘆，行政與立法機構應體認到，央行並不是政府的金雞母，「思考如何在合理範圍內，調降盈餘繳庫金額，或許才是政府當前最該做的事。」許嘉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