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太重要了，不能完全交給政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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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舉剛完，大家面對新局面時，忽然看見這篇文章。
借用本文的結論：「政治太重要了，不能完全交給政治工作者！」

寫給一般人的「經濟學家使用手冊」   林明仁＠獨立評論 20201016

社會大眾對經濟學家的正面印象，大約在2005年左右達到高點，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1990年開始的全球化，經過十多年後，不論在成長與脫貧都有顯著的效果，讓大眾對經濟學的實用性更有信心。另一方面，經濟學強調「使用科學的方法對人性做考察」的公眾形象，透過諾貝爾獎的加持，與芝加哥學派的傳播，也帶給社會大眾不一樣的智識新視角。市場機制、貿易自由化這些名詞，自然也就成為媒體與政治人物在政策辯論中經常出現的主要論點。

但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情況就改變了。人們一方面怪罪這是金融市場遵循經濟學家自由放任不受管制觀點的結果；另一方面，大家也覺得，「不是很科學好棒棒嗎？怎麼沒有預測到危機的來臨，把我們害得這麼慘？」

尤有甚者，全球化的壞處也開始顯現。經濟學者如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皮凱提（Thomas Piketty），也都開始對「國際貿易帶來的好處是否合理分配到所有人身上」，以及資本主義市場是否「內建一個無法回頭的社會不平等機制」提出了許多見解與批判。對於報章雜誌與社會大眾來說，即便他們可能並未瞭解這些經濟學家的完整推論過程與限制，不過只要終於有人出來替大家下個「一切都是新自由主義惹的禍」的結論，找到替罪羊，也就夠了。於是經濟學家「把市場萬能當作是一種意識形態」、「觀點沒有人性」、「作惡的執照」這樣的說法，也就在這十年，遵循著市場經濟的邏輯，在意見市場跟暢銷書排行榜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你們經濟學家怎麼沒有預見金融海嘯？」

持平來說，造成這樣的局面，經濟學家自己也要負不小的責任。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是，在金融海嘯剛發生的時候，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到倫敦政經學院視察，沮喪地問了這個讓經濟學家啞口無言的問題：「你們經濟學家怎麼沒有預見金融海嘯即將來臨？」

接到這個世紀問句的倒楣經濟學家是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的加里卡諾（Luis Garicano），當時剛從芝加哥大學商學院轉到倫敦政經學院任教。他後來撰文澄清，女王問他這個問題時他並未結巴，也跟女王詳述了金融海嘯前因後果以及後續的政策建議。只是報章雜誌與一般人對「經濟學者被女王問得啞口無言」這樣的標題還是比較有興趣。「我們已經看到危機即將來臨。如果真的要怪，」他說，「就是我們沒有大聲說出來。」

為什麼不大聲說出來？在此請容我先自我辯護：經濟學家是一群用模型來瞭解世界的人。模型注重的是簡化與內在邏輯的一致性，運氣好的話，簡潔的模型可以對現實提供一個合理且抓到重點的詮釋，這就叫經濟直覺，但大部分的時候，我們的運氣都很不好。不同的模型，各自只適合處理不同的問題，而且經常是相互衝突的。當模型的數學愈趨複雜的時候，也就更難把每個模型的前因後果與限制講清楚。如果還要考慮實證的資料如何與模型對話，那就更頭大了！

再加上公眾通常只喜歡「一句式」的肯定標題，以及經濟學界對複雜數學與計量方法的要求跟「不發表便消失」（PUBLISH OR PERISH）的生存壓力，使得許多經濟學家，最後寧可選擇與自己的同行對話，也不願意面對公眾做溝通。

比爾．蓋茲對以上的現象，也提出了語重心長的批評：「我有時擔心經濟學家不夠謙遜，不願意告訴大家經濟學能夠跟不能夠教我們的是什麼。」而這本《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就是兩位作者決定「出來面對」，向公眾及政策制定者，「大聲說出來」所踏出的第一步。這對他們來說，是很不容易的事。

經濟學家都是怎麼做出預測？

班納吉跟杜芙若雖然因為將隨機對照試驗（Random Control Trial）應用到特別是貧困研究，而在去年本書英文版出版前夕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而且早在2011年他們也寫了一本經濟學普及書籍《窮人的經濟學》（Poor Economics，中文版由群學出版，我也做了導讀），但本書處理的有關移民、經濟成長、不平等、氣候變遷、基本收入等議題，在經濟學界，看法仍是相當分歧的。

兩位學者認為，經濟學最有趣最有用的地方並不在結論，而是過程，也因此他們決定把對每個議題思考的過程，跟大家分享。對班納吉跟杜芙若來說，「經濟學家如何梳理手上證據的多種可能解釋（alternative hypothesis testing）？這些理論是如何與證據連接起來的？結論有多可信？」才是經濟學的核心。正是這些反覆的討論，讓我們更能瞭解世界的複雜性，也能更誠實面對自己的看法，到底是出於自己一廂情願的熱血道德堅持，還是仔細思考後所願意踏出的改變？

也因此，兩位作者提醒要「小心那些觀點最激烈、最簡單的人」（注意，這些人不只包含經濟學家！）。因為他們可能是「最沒有耐心瞭解現代經濟學或社會科學精華的人」。而在公共論述中自稱經濟學家的人，有許多則是「所屬公司的利益代言人，會不顧一切地樂觀看待市場」。

最好的經濟學往往是最不起眼的，因為經濟學家不是物理學家，而人性也遠比物性複雜太多，好的經濟學家的日常，其實只是就已知的經濟理論做出一些猜測，蒐集恰當的資料，再選取適當的統計方法來對這些理論進行因果測試。如有必要，就基於這些新結果回過頭來修訂理論，而運氣好的話，會得出一個踏出一小步的解決方案。是的，經濟學家的日常，就是這麼樸實無華，且枯燥。

不同的考量、不同的模型，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

在閱讀這本書時，讀者必須要謹記在心的是，重點不是結論，而是彼此證據交火的過程！舉例來說，在討論移民的第二章中，他們首先提到，簡單的供需模型預測一個地方有大量低技術移民移入時，由於勞動供給右移，該地的低技術勞工薪資會下降。美國作家史坦貝克《憤怒的葡萄》一書，其中的經濟主軸設定即是由於1933年美國中西部沙塵暴，太多人逃到加州，導致工資大幅下降，衝突不斷的故事。但柏克萊大學經濟系的卡德（David Card）使用1980年古巴「馬列爾逃難潮」做為自然實驗，發現此一事件雖然讓邁阿密的西語勞動力增加7％，但是雙重差異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卻發現這對邁阿密居民的工資沒有影響！

然而哈佛大學的波哈斯（George Borjas）反對這個看法。他重新分析資料發現，雖然整體的工資沒有改變，但是占低技術工人大宗的非西語裔高中輟學生的工資確實是開始急跌的。卡德隨後在分析樣本加入西語裔高中輟學生，又發現影響消失了。兩位作者在這裡停下，並做了西語裔高中輟學生才是受古巴難民潮最大影響的群體，勞動市場不見得適用傳統供需模型這樣的結論，似乎是較為支持卡德的論點。但我的看法跟他們不一樣。

一方面，1980年代的邁阿密同時也是許多中南美洲資金存放的地點，這提供了西語人士許多工作機會。另外，政策通常會對不同的群體產生不同影響。非西語裔的高中輟學生工資急跌，與整體工資未受影響，兩者不見得是衝突的。而且這個群體在政治上反彈的力道，恐怕也遠比西語裔高中輟學生要大。更進一步思考，大量移民的影響，在短期跟長期也會有所不同。短期或許真的會造勞動市場動盪，但長期說來，移民本身也會形成自己的消費需求，而他們與本地高技術勞工的勞動力也會形成互補的效果，促進生產力的成長。

舉例來說，臺大劉錦添教授等2011年的研究也發現，臺灣外籍勞工的僱用因為互補效果，增加了廠商的生產力。另外移民的影響也不見得只有集中在工資。波士頓大學的派翠西亞．柯特斯（Patricia Cortés）就發現，低技術移民對高技術高薪資女性的勞動供給有正面的影響，因為兩者在家務勞動上是有替代性的！整體來說，雖然移民在短期可能的確會對某些特定群體的勞動條件有影響，但經濟學家（包括前述的波哈斯）透過某些微妙折衝藝術過程所得到的結論倒是十分明確：「如果考慮超過十年的時間（也就是長期），移民流入對本地人工資的影響非常小。」

而這樣的結論，對移民政策有什麼意義呢？答案倒也不難，鼓勵移民，但細水長流，不要一下子開放太多，以免造成政治上的反作用力。打造對移民友善的包容政策，讓他們融入原本的社會，如此而已。有關於本書其他章節，我也希望讀者可以不被諾貝爾獎光環所迷惑，帶著批判的精神，細細品味經濟學家智識交鋒的樂趣。

經濟學太重要了，不能完全交託給經濟學家！

本書出版以後，有許多書評也都不吝給予讚美。像比爾．蓋茲就覺得此書對沒有經濟學學位的人來說算是易讀好懂，而且作者相當擅長有效率地組織事實來解釋具爭議性的重要社會問題。倫敦《金融時報》也認為本書對實證經濟學可以如何增進我們對社會的瞭解，給出了很好的說明。《經濟學人》的標題更直接：「（經濟學）的意義在於方法。雖然每個人都會在書中找到他不同意的觀點，但讀者肯定會為作者們的好奇心、驚人的智識，以及優雅的謙遜深深感到著迷。」

但並非所有人都對本書感到滿意，這也一直是經濟學界的常態。比如說在2015年希臘金融危機時任該國財長的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就覺得該書「具啟發性（enlightening），但是沒有討論資本主義的致命缺點」。然而最有趣的評論，莫過於發展經濟學大師，紐約大學的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華爾街日報》的書評。他首先對書中討論市場在何時可以順利運作，在面臨黏性（stickiness）時又會如何的部分表示讚許。但接著話鋒一轉，批評作者提出重新設計美國稅改方案是「轉錯彎」，因為「如果要二十年後才能知道它的政策效果，邏輯上要怎麼確定現在設計的是一個好的方案？」但最讓他不開心的事，是他認為作者的行文語氣「無助於弭平意見的極化」。因為作者雖然沒有指名道姓說誰的經濟學是「壞經濟學」，但在書中卻有「九個保守經濟學家，雖有學術聲望，已屬上一世代」這樣直接的文字，也難怪伊斯特利要對號入座了。不過美國學界年輕一代（杜芙若還不到50歲）挑戰資深學者的氣勢，可真是毫不手軟！

整體來說，對於非經濟本科的讀者，本書不失為一本有趣的入門讀物。但是我還是要再強調一遍，閱讀此書時，「過程比結論重要」。如果到最後你對本書討論的議題，有一個很簡單的全稱式好或壞的答案，那就代表你讀錯了！經濟學家的作用不在給一個簡單的答案，而在協助社會判斷哪些做法可能會以什麼樣的形式影響到哪些人，據此給出各種政策選擇，通常這些政策都不會是太大的變動，這些選擇也不全然是科學，還是有一些「藝術」的成分在。重要的是，做法是這個社會共同決定，後果也是這個社會一起承擔。不應該在景氣擴張的時候，默默用著便宜的全球化生產Macbook，金融危機來的時候，就把矛頭指向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是一群兢兢業業，將循證為本的政策評估（Evidence-based policy evaluation）當成信仰，反覆思考理論、證據與現實之間關係的人。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對別人跟自己的研究，也都會採取苛刻的批評。正如哈佛大學的羅德里克（Dani Rodrick）所言：「如果你覺得經濟學者對你論點的評論很機車，你該去看看他們是如何在研討會上對待彼此的。」我自己就曾好幾次在麻省理工或芝加哥大學的研討會上，被直接糾正：「你的推論錯誤」，「文獻引用太老舊。」而其中一位，就是杜芙若。但是當你看到即便是教科書級的大神也一樣受到這種待遇時，你就會相信這個社群內在的凝聚力，以及希望大家拋開權力、階級與資深程度，一起確保每一個推論正確性的努力。並不是要說只要有我們在，一切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但扮演假想敵中隊，把一廂情願（wishful thinking）的風險降到最低這個角色，讓經濟學家來扮演是再適合不過了。如果能有更多人能理解並欣賞這樣的知識活動，那我們在討論社會政策時，或許就能在理解自己瞭解有限的前提上，多一點包容，少一點堅持，一起慢慢朝向同一方向前進。就如本書的結尾所言：「經濟學太重要了，不能完全交託給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