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分配惡化 知其成因，無效作為 Addressing inadequacy in the face of income deterioration

【雙魚之論】英文拷到 G / D 找中文翻譯
I was about to ask an economist a question: it's often said that Adam Smith, Karl Marx, and John Keynes are the greatest economists. However, upon closer examination of their descriptions of overall phenomena, it seems that Adam Smith had the most visionary insights, followed by John Keynes, while Karl Marx focused primarily on distribution, leaning more towards sociology than economics. Moreover, Karl Marx used morally charged terminology like "exploitation," as well as “alienation,” to describe economic phenomena, which beg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use of "violent means" is inherently implied (since when you talk about exploitation, it essentially means "seizing," which gives the "seized" a "legitimacy to deny order").
With this question in mind, let's return to the proposition of "the true opponent: China's formidable physical power combined with a complete ideology." Given the increasing income inequality resulting from the liberalization that began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the 1990s, could it be that China's alleged "communism" and "authoritarian system" enable it to take a step ahead?

正想問經濟學家一個問題：都說Adam Smith、Karl Marx、John Keynes是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可是，仔細看對於整體現象的描述，Adam Smith最具創見，John Keynes居次，至於Karl Marx專注分配，屬於社會學的色彩還高過經濟學。同時，Karl Marx以「剝削」（以及「疏離」）這種帶有道德批判的用語來描述經濟現象，是否隱含使用「暴力手段」（因為既然說「剝削」，就是「搶奪」，使得「被搶奪者」有「推翻秩序的正當性」）？
在此疑問下，回到〈真正的對手：因中國齊備強大物理實力，與完整的意識形態〉的命題：從1990年代後工業先進國出現的自由化所導致欲來越嚴重的分配不均等現象，是否中國因所謂的「共產主義」＋「獨裁體制」之便，而先走一步？

貧富分配不均 政府責任大還是企業主？主計長霸氣回應    聯合 20231026

物價高漲，導致國人薪資負成長，受僱員工報酬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更逐年下降，家庭可支配所得倍數加大，立委今天在立法院質詢時問官員，分配不均是政府責任大還是企業責任大?主計長朱澤民毫不猶豫回說：「政府責任大」，因此政府要採用各種財政及社會福利支出改善所得分配。

立院財政委員會今天邀請審計部、主計總處、財政部等官員就「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率創新低，貧富差距十年新高，政府提升企業加薪意願改善所得分配因應對策」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立委關切國內貧富差距擴大問題。

國民黨立委林德福表示，從財政部綜所稅統計及主計總處家庭可支配所得調查，都可看出稅制改革對縮小貧富差距沒有發揮效果，其中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前20%與20%差距擴大為6.15倍，政府如何改善貧富不均狀況？

朱澤民表示，由於國內家庭結構改變，因此以每戶可支配所得較不準，若用每人可支配所得，倍數差距已縮小，從90年代的4倍，到100年代期間大約介於3.84-4.29倍，今年為3.93倍，倍數有逐漸縮小。

林追問貧富差距擴大會不會不可逆？朱澤民表示，如果要改善，就要用社會福利支出改善，因此政府社福預算從4600多億增加到7130億元，成長27.5%，就是希望改善貧富差距。

立委費鴻泰表示，受僱人員報酬占國GDP比重從1990年代超過50%，減少到2021年的43.03%，但企業盈餘卻從1990年不到30%增加到36.53%，但美國日本受僱員工比率都超過50%，表示台灣員工不像日本美國可以享受到經濟果實，而是都由股東拿走了，沒有全民共享。

朱澤民表示，GDP分配比結構變化，主要是台灣逐漸走上資本及技術密集，尤其是製造業，必須進行全球產業競爭，因此也要重視研發，資本報酬就提高，受僱員工報酬變少，因此才要透過基本工資調高及各種社會福利措施改善財富分配，「因此希望大家不要污名化社會福利支出是大撒幣」。

此外，朱澤民表示，由於自營作業者及雇主的薪酬都計入企業盈餘，國內目前自營作業者高達131萬人，比其他國家高很多，雇主有44萬人，這些人的薪酬都不算受僱員工報酬，也會導致受僱員工報酬占比降低。

賴士葆表示，人民的貧窮感加劇，分配不均到底是「政府責任大，還是企業主責任大？」朱澤民秒回「政府責任大」，他說，貧窮感是相對概念，不是絕對概念，是民眾與高所得者相比，因此政府的各項租稅福利讓所得低的可支配所得增加，非常重要。

立委高嘉瑜則關切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占比降低，獎金紅利等非經常性薪資占比提高，代表勞工本薪降低，也影響勞工退休金縮水？朱澤民表示，上述變化與產業組織型改變有關，也就是有些勞工本薪低，以論量計酬等方式在家裡工作；此外，企業採本薪制，也改變薪資結構。

 

學者：改善稅制 降貧富差距    聯合 20231026

貧富差距創十年新高，可支配所得分配不均。財稅學者建議，政府應從稅制改善著手，減少對高所得者的租稅優惠、讓低薪資所得者免稅。台大國發所兼任副教授辛炳隆則說，產業結構從勞力密集走向知識、資本密集，貧富差距惡化是必然結果，各國也都一樣，差別是各國都會進行所得重分配，但台灣目前的制衡機制並不夠。

辛炳隆表示，貧窮感是從所得及支出一起感覺，從支出來看，台灣所得分配惡化狀況被低估，原因是房價並未計入在貧富差距；貧窮感是相對概念，要讓貧窮感降低，不是要減少富人，而是年輕人買得起房，或低薪的人可以負擔基本開銷，當低所得但支出也低，就不會有貧窮感。

他指出，各國進行做所得重分配，一個是社會福利，一個是租稅，根據國發會以往研究，透過租稅手段效果遠大於社會福利移轉支出，但台灣這幾年主要是靠社會福利移轉支出，很少透過租稅分配，反而加重所得惡化。

台北商業大學教授黃耀輝也認為，最有效縮小貧富差距鴻溝的方法還是租稅手段，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形已相當明顯。以個人綜所稅為例，大部分還是上班族在貢獻，占了將近七成；但個人綜所稅中有很多分離課稅的優惠，像是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短期票券等，一般人根本沒有錢投資這些，享受分離課稅優惠的明顯都是有錢人。

黃耀輝表示，只有高所得者才能享受的租稅優惠，是最不公平的，政府應該檢討綜所稅中的分離課稅項目，修法將非勞動所得的分離課稅，納入綜合所得額中課稅，至少促進租稅公平。

政治大學財政系系主任陳國樑則指出，有錢人享有更多租稅優惠的漏洞，現在多的是沒被課稅的灰色經濟，像是醫美診所的醫美療程、牙科診所的牙齒冷光美白等，政府應該檢討灰色經濟不課稅的問題。

此外，陳國樑說，不必努力就能獲得的財富例如遺贈稅，稅率也應該提高。尤其個人綜所稅最高稅率百分之四十，但遺贈稅率最高才百分之廿，遺贈稅已經擁有很高的免稅額，稅率又這麼低，應該好好思考做出一些調整，讓稅制發揮財富重分配的功能。

陳國樑也建議，遺贈稅的分配方式值得商榷，例如設置基金，用於提供中低所得家庭子女補習、出國留學，或是創業圓夢之用，以擺脫貧窮世襲、創造階級流動，這也是透過租稅手段，縮小貧富差距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