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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6

共產主義? 不要騙人了!只是寡頭們賺錢的詐欺術

【縛雞之論】英文拷到 G / D 找中文翻譯
作者問:「為什麼推動共產主義必然走向極權與獨裁?」這是大哉問!
但實在說,作者既已問到「卸下了羊頭,這兩個國家的統治集團,就完全失去了騙人的幌子,會動搖統治基礎。」以及「如果政治不獨裁,共產經濟根本沒辦法運作
知道共產主義只是羊頭,那,怎會問錯次序?
共產黨是因政治目的,而以「共產主義」為幌子進行極權統治,本質是政治極權主義。政治極權主義可以獲取最大利益(朕=國)。故,「共產黨」只是為獲取最大利益的極權統治所必要結構。
所以,整個要反過來問:「為極權與獨裁,故推動共產主義。」於是,當然可以忽然實施資本主義(如改革開放),但絕不放棄一黨專政。他們(獲得最大利益的一群)是一清二楚的。

中國共產黨的雙重悲悼   朱敬一@新新聞 20210118

我在WTO任大使時,有一回與該機構副祕書長布魯那(Karl Brunner)聊天,瞎掰「中國共產黨與德國共產黨,哪一個比較壞?」這有點像兩個小學生在討論「是你的老師比較凶還是我的老師比較凶?」純粹是茶餘飯後。由於我們彼此都只有單一觀察,所以也沒有什麼把握肯定地下結論。

哪一群人比較壞,是新鮮生猛的「比較歷史學」

布氏對德國共產黨的感受,是有個人經驗的。他家住柏林,但是有個哥哥在冷戰時期身陷東柏林,他們兄弟之間偶有通信。有一回東柏林的哥哥在信中表示,希望有機會移居西柏林,結果信件被檢查。東德情治機關單單因為這封信,就以「意圖通敵」之類的罪名將他哥哥入罪、下獄數年,一直到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哥哥才重獲自由。我相信這個經驗刻骨銘心,也使布氏很難相信,世界上還有哪個極權體制,能夠比東德共產黨更可惡。

隱隱然,我認為中國共產黨更可惡、更扭曲人性。這個感覺,當然是有背景基礎的。在讀畢《唱垮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18個囚徒與2個香港人的越獄》兩本書,有更多的資料背景,能夠幫助我把「極權體制比爛研究」這個題材,做更系統性的探討。

二十世紀的共產極權體制,蘇聯當然是老大哥。東德、蘇聯統治下的東歐諸國、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都是蘇聯老大哥所教出來的小老弟。毛澤東早年說「跟著蘇聯老大哥走」,應該是真心誠意的。《唱垮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書中描述,東德共產黨也是看蘇聯臉色行事。即使是一九二年代的中國國民黨,也與中國共產黨是同胞兄弟,當年孫文確實吸收了不少蘇聯的統治方法。

各國共產黨系出同門,但如今皆掛羊頭賣狗肉

但是「系出同門」並不表示沒有優劣之別,而就「比爛」而言,後起的共產黨政權也未必不能青出於藍。以下,我試圖將文獻中讀到的極權體制種種彼此參照,做一番比較。

林彪、鄧小平兩人,都曾經將「馬恩列斯毛」並列;說他們是「共產主義體制的五大巨人」。但是把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位拿筆桿的與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這三位拿槍桿的並列,恐怕是抬舉了馬、恩二人;他們兩個人的道行,差得遠了!馬、恩二人只是畫出一個「共產社會」的烏托邦圖像,完全沒有想清楚要如何達成烏托邦。照毛澤東的描述,馬、恩似乎以為無產階級革命只是請客吃飯,做文章,繪畫繡花,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毛氏對革命的了解更為精確:「革命就是暴動⋯⋯」。

另一方面,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三個人所完成的革命政權,也都與馬克思、恩格斯所鼓吹的共產主義,沒有什麼關係。列斯毛三人都清楚看到了奪取政權的暴力本質。但是他們的奪權就只是奪權,一番血腥鬥爭之後,原先揭櫫的任何革命目標,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依據極具權威的《世界不平等報告》所載,撇開中東產油國、戰亂地區不談,今天全世界所得分配最不均的前幾名是印度、俄羅斯、巴西、中國、南撒哈拉、美國,這前六名就包括了中國與俄羅斯兩個號稱實施共產主義的國家。「共產」國家能夠產生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嚴重的貧富不均,這不是掛羊頭賣狗肉,是什麼?

看清共產主義之惡,需要的時間非常長

為什麼賣狗肉的中國與俄羅斯,還要堅持掛著「共產主義」、「共產黨」的羊頭呢?那是因為,卸下了羊頭,這兩個國家的統治集團,就完全失去了騙人的幌子,會動搖統治基礎。一百多年前,「共產主義」的確是有理想性的召喚;不只是召喚工農群眾,更召喚了知識分子。當年的孫文、李大釗、魯迅等人,都是在國外喝過洋墨水的,但也都深受共產主義影響。

德國的詩人兼作曲家比爾曼(Wolf Biermann)自己也說,他的父母親都是共產黨員,他自己從小也對共產黨執著,正因為如此,才一直不願意離開東德。比爾曼這樣的執著,一直要到近六十歲才扭轉。但是,比爾曼的轉向是經驗性的,不是理論性的。撰寫《中國的古拉格群島》的廖亦武也提到,魯迅的學生胡風後來被毛澤東鬥,但至死都還只是覺得毛澤東誤解了他,還沒有正視共產主義之惡。

就總體經濟面向看,中國的共產主義實驗,要到大躍進、土法鍊鋼之後才露餡。蘇聯則更晚,該國在一九七年代之前經濟成長都超越美國,發射人造衛星也領先,一直到七年代末,蘇聯的經濟才顯露危機。在七年代,美國還有不少學者到蘇聯參觀,回國之後高度讚揚蘇聯計畫經濟之好。台灣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還有朱雲漢等人在盛讚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老共也努力向國際做大外宣。種種跡象顯示,在強勢宣傳之下,要全世界都看清楚共產主義的邪惡,恐怕還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想換個角度,從理論面解釋,為什麼推動共產主義必然走向極權與獨裁

財產權與政治統治的互為依存

雖然許多人對於一九七年之前的蘇聯與一九九至二年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有不同的解讀,但是大家對於中國、俄羅斯、冷戰時東歐諸國的壓抑人權、迫害民眾,看法卻相當一致。這裡有個根本問題:為什麼共產主義國家都在壓迫人權?為什麼比爾曼所描述的東德,與廖亦武描寫的中國,其欺壓凌虐人民竟然若合符節?所以我必須要先解釋:共產主義經濟,與政治極權是一體的兩面如果政治不獨裁,共產經濟根本沒辦法運作。財產若是私有,要強推獨裁也極為困難。

在民主自由、財產私有的資本主義社會,有兩類因素促使社會遠離獨裁。其一:私有財產本身就涵括了附帶的處分權,因此至少你的房子、你的汽車、你的土地要如何處置,其決定權在你,不是由國家或政黨決定。這些決策範圍雖然不大,但頻率卻非常高,至少創造了許多獨裁者力所不及的區塊,有「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主感。其二,私有財產也使個人對於財產相關的公共政策有強烈而堅定的意志,他們遂有參與、影響、改變政策的強烈動機。例如,土地所有者才會奮力抗爭土地徵收、股票大戶才會努力遊說股利降稅⋯⋯這些「因為自己財產利益」而涉入的政策關注,自然而然強化各個領域的社會凝聚力,也容易迫使想要一意孤行的政治勢力退讓。當私有財產範圍越廣,社會各階層關注的政策也就越多元,其所產生的社會力就越大,當然形成更強的政治制衡。

即使在西方民主國家,也有許多人忽略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先驗「定格」的重要性。桑思坦(Cass Sunstein)與塞勒(Richard Thaler)兩人在二○○九年寫了一本書Nudge,中文翻譯為《推力》。他們在書中強調,主政者不必太過干涉人民,只要輕推(nudge)一下,引導或扭轉方向,就夠了。他們說,這種輕推,是父權自由主義(paternalistic liberalism)。但是此中謬誤甚多!與共產主義一樣,桑思坦與塞勒兩人忽略了最最關鍵的問題:誰是決策者?誰在推人?誰是被推的人?如果先驗上有些人就注定要被別人推,那麼這還能叫「自由主義」?所以,輕推或重推,沒有差別;主詞與受詞的先驗定格,那才是極權思想的關鍵。在共產社會,拿走人民財產的是「主詞」,被拿走財產的是「受詞」,主與客一旦定格,就絕無自由可言。

列寧主義的創新

「共產」制度拿走每一個人對全部社會資源的所有權,但是整個社會資源終究還是要有所歸屬。要如何貫徹這個以共產為名的極權體制呢?這就是列寧的創新了。他創建了一個以「共產黨」為核心的控制體系:工廠有黨、軍隊有黨、政府機關有黨、地方社區有黨、工會有黨、監獄有黨、學校有黨⋯⋯事實上依中國的規定,所有超過三個以上黨員的群體,全都要成立黨組織。所以今天在中國,阿里巴巴、富士康、華為⋯⋯所有上市上櫃公司,全部都有黨組織,都有黨委書記。列寧這一套武林祕笈傳給了中國共產黨、東歐各國共產黨,也傳給了國民黨。

五十年前,台灣各大學都有校園黨部;民間企業只要有點規模的,也有黨組織。理論上,每個黨組織承接上級黨部的指令,執行由上而下的決策。所以,整個國家的決策體系,是透過「共產黨組織」而層層串接。名義上,這個國家是個實施共產主義的國家,因為到處都是共產黨組織。但是實質上,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極權體制;全國各個學校、企業、政府部門⋯⋯都由各級黨部控制,而各級黨部則由上層的黨書記依序控制。列寧的創新設計是政治性的,其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還有沒有關係,完全不是重點。

但是東歐國家學列寧的黨國體制,就沒有中國學得到位。事實上,毛澤東真的是把列寧的極權控制體系,玩到青出於藍。怎麼個青出於藍呢?讓我舉幾個對照的例子做說明。

毛澤東極權控制的青出於藍

例一:在《唱垮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書中,作者比爾曼是東德的歌唱家兼詩人,經常帶著他的吉他四處演唱,其歌曲歌詞都是比爾曼自做,極盡諷刺主政者的迂腐顢頇。美國知名女歌手瓊.拜亞(Joan Baez)到訪,也能順利與比爾曼會面。

但是比爾曼的故事在同時間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是不可能的。我們讀知名畫家、文學家木心所寫的〈雙重悲悼〉一文即知,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對藝術家、音樂家所製造的普遍恐懼,恐怕十倍於東德。木心說,當年任何一幅水彩畫,都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汙染,文革期間畫家爭相把畫銷毀,以免成為被鬥爭的題材,甚至連藏在盆栽土壤內的宣紙,都會被搜出來。

因為畫是毀定了,所以「人在畫在」、「人亡畫在」皆不可能。「人亡畫亡」划不來;唯有「人在畫亡」一個選項。於是畫家們自動毀去畫作,苟延殘喘地活著。木心在此期間入獄兩次,打斷他三根手指,令他無法再作畫。對照而言,比爾曼還有一雙能撥弦按音的手。德國共產黨比之中國共產黨,和藹多了。

例二: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記述蘇聯時期的集中營,記載了不少逮捕、拘禁、作秀式審判。可是如果讀廖亦武《18個囚徒與2個香港人的越獄》以為對照,我們就會發現:相同時期中國的政治鬥爭,更普遍、更隨機、更大規模、更令人髮指。中國古拉格群島遍布之廣,遠非蘇聯能望其項背。

中國摧殘人權,殘忍淒苦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六年代掀起的土改鬥爭,是全國廣泛的農民清算地主。毛澤東要徹底摧毀原有的一切農村價值,所以不能只是政治上由上而下鬥爭,必須要由廣大農民由下而上。因為由下而上鬥爭規模超級龐大,就必然涉及報復、惡意、借刀殺人等算計,不但過程狠毒,也把人民心底最邪惡醜陋的陰暗面,全都勾了出來。廖亦武所撰寫的淒苦文學,我連讀起來都感到錐心之痛,遑論身歷其境之人?你說,毛澤東與斯大林,誰更能製造淒苦?

例三:歌手比爾曼聲名大噪之後,東德不太知道怎麼處理這位異議分子。後來東德允許比爾曼赴西德演唱,然後就撤銷他的護照,讓比氏回不了東德,形同被驅逐出境。對照來看,中國如何對待異議分子呢?

你看看劉曉波吧。他也不過寫了一份內容普通的〈零八憲章〉的文字,就被捕下獄。比爾曼名聲大,但是劉曉波獲頒諾貝爾獎,名聲更響吧?中國不但不讓他出國領獎,還制裁頒獎的國家挪威,禁止該國鮭魚進口中國,長達八年;這是挪威前駐WTO大使咬牙切齒親口跟我講的。至於劉曉波,國際名聲反而讓他關更久,關到死都不准他出國就醫。二年,中國外長王毅甚至警告瑞典:不准頒諾貝爾和平獎給中國異議人士。你說,中國共產黨與東德共產黨,誰比較病態?

毛澤東生活監控,滴水不漏

例四:比爾曼在書中描述他的生活,整體而言,日子苦一些,但是沒有什麼飢餓。他經常被祕密警察監控,但是到朋友家拜訪、唱歌,倒是沒有禁止。然而中國呢?毛澤東搞的土法鍊鋼、大躍進,造成數千萬人飢餓死亡。「飢餓」在當年的中國根本是普遍現象;當時有人開玩笑說,「全中國的胖子大概只有一百人,毛澤東是其中之一」。

至於中國的社區監控,讓我描述一個人口學文獻上記載的例子:為了有效控制人口,中國強制執行「一胎化」政策,避免已經有一個孩子的母親再懷孕。許多城市的「街道委員會」,在巷子口牆面上貼上一張大海報,記載著這個巷子裡每個婦女的「月經起訖時間紀錄」。每個女生連最隱私的月經時間都是貼在巷口,你說,中國共產黨的監控,比起東德共產黨,做得如何?

例五:比一比殺人吧?唉!這種比較非常無聊。但是如果從中能夠凸顯統治者的心態,那還是有意義的。東德與東歐諸國的共產黨,都是斯大林的小老弟,殺人與殘忍還不能與斯氏相比。依據維基百科,斯大林所搞的鬥爭、清洗政敵,頂多整死大概百餘萬人。毛澤東呢?五年代清算地主,失蹤自殺的不算,依據他自己的估計,大概殺了兩百萬人。大躍進時的大飢荒,餓死數千萬人。文化大革命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大概在數百萬到兩千萬人之間。最駭人聽聞的,是毛氏與赫魯雪夫的對話。毛說,他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在中國,由中國引誘美軍深入,然後請蘇聯向中國投擲原子彈,一舉殲滅美國主力軍隊。中國人可能死亡四億(當時人口六億),但是很快就可以補上⋯⋯你說,這樣病態的殺人政權,普天之下誰能企及?

例六:共產黨極權統治者當然都是鬥爭高手,但是堪稱戰略專家的,恐怕沒有人能與毛澤東相提並論。毛氏提出「口袋戰術」,用之於國共內戰與韓戰,讓國民政府與美軍皆傷亡慘重。毛氏的游擊戰術十六字「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駐我擾、敵疲我打」,則更有代表性。這十六個字不但刻畫出游擊戰死纏爛打的精髓,更凸顯毛氏心中完全沒有「成本」的影像。我追、我擾、我打,都是要付出我軍代價的。正常的軍事布局,都是要在成本與戰果之間取得平衡。但是毛澤東不是;他只看戰果,不計代價。戰果是他的政治勝利,代價是別人的生命犧牲。你說,這樣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會治理出什麼樣的國家?

瘋子即使死去,餘孽猶存

任何一個極權體制,都是由一個「極權者」建立的;天下是他打下來的、政治控制是他搞定的。極權體制有多爛、多可惡、多扭曲人性,就要看這個創建極權的「始作俑者」有多病態、多邪惡、多喪心病狂。例如希特勒,他搞集中營、屠殺幾百萬猶太人,大概是邪惡的標竿型人物。又如毛澤東,他搞人民公社、大躍進、土法鍊鋼、文化大革命,搞死幾千萬人眉頭不皺一下,應該也是病態邪惡的典型。希特勒是病態地仇恨猶太人,但是毛澤東卻不止於仇恨一個特定族群;他把所有對他無限極權有阻礙的人,全都視為「要清除的對象」。所以毛澤東所直接間接殺掉的人,可以十倍於希特勒。

毛氏不但堪當古今中外殺人冠軍,他對於「體制」的摧毀,大概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秦始皇的焚書,只是焚掉書的文字。但是文化大革命,卻是從根本面焚掉書的正當性。文革時「不會出問題」的文章,大概只剩下毛澤東或是魯迅所寫的;其他所有的書,還是擔心會出問題。秦始皇的坑「儒」,其實只是坑掉一些醫卜人士。但是文革期間,絕大多數讀書人的下放勞改、高考停擺、升學看「手上老繭」決定,是完全坑掉「知識」。為了權力鬥爭,毛澤東什麼都幹。

我們經常聽人說,一個人的聲譽要建立,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要毀壞名譽,卻可以在一夕之間。摧毀文化的過程卻恰恰相反:你要搞文化大革命,可以在短短幾年之內毀掉文明;但是毀了之後要重建,卻是極為困難、漫長。像毛澤東這樣喪心病狂的領導人,他統治中國三十餘年所帶來的政治、文化、社會衝擊,恐怕會影響非常非常長久。文革之後,中國整體經濟文化氣氛大亂,即使鄧小平掌權,推動改革開放,也要十幾年之後經濟才漸上軌道。毛澤東雖然死了,但是當年在文革期間耳濡目染的習近平,你認為有沒有感染到毛氏病毒?

對中國共產黨,有兩重悲悼

為什麼殘暴統治的陰影會揮之不去呢?中共是不是如馬英九所說,已經「改邪歸正」了呢?讓我再說個木心的故事。在他〈雙重悲悼〉一文中,木心提到他繪畫老師林風眠,因為年輕時的水彩繪畫在文革期間全部銷毀了,所以在文革結束後,林先生試圖重拾畫作。但是木心說,文章、樂譜燒了還可以靠記憶重寫,但是畫作,就是沒有辦法重繪。如果畫可以重繪,那就不會有所謂「神來之筆」。文革之後林風眠已過高峰,他在文革受到打擊是悲悼,但是在文革後想要重繪已然無法再現的畫風,那是「雙重」悲悼。我幾次讀到這裡,心裡都難過得難以自持。

極權狂人對文明的摧殘,是難以在短期重建的。硬要去搞幾百間孔子學院或是重建大國形象,都像是重繪原畫,都有一種極為勉強的空虛。

在毛澤東殘忍暴戾數十年統治之後,中國似乎已經習慣了人命如草芥,所以才會在一九八九年六四民運時,有「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這樣的狂犬病邏輯。台灣今天的處境危險,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千百年難得一見」的人魔毛澤東肆虐之後,已經離人性的溫暖太遙遠。台灣的危險,不是因為鄰居有多少戰機、有幾艘航空母艦,而是因為對我們有敵意的統治者離「文明」太遙遠!他們從一九五到一九九年狠狠摧毀了文明的溫暖,那是一重悲悼。現在又試圖強用經濟力、用戰狼的帝國姿態,去勉強填補還未能復原的文明空虛,這不是第二重悲悼嗎?

 


2 則留言:

  1. 先問朱敬一:中國史上,曾有非專制的時代過嗎?

    答案若沒有,那這就不是共產主義的問題囉!共產主義僅是被額外增添上導致獨裁專制的因素罷了!主因就是中國本身的問題了。

    更何況,共產主義開宗明義就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來革命中國既有的體制,怎能怪共產的專制?
    現在倡導統一大業的那些人,難道就是支持專制獨裁想法的人?
    或基於統一的封建概念,在民族主義前面,獨裁專制是無視的,管他共不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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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國身為文明窪地, 就是跟這種千年的專制傳統有關係, 而其壞的一面, 最終又被共產主義給無限放大, 最終成為世界的禍害.

    專制傳統換個更常見的說法就是"大一統思想".
    個人近期更喜歡稱為"大一統屍毒"
    (對那些統派人士, 講出任何分裂中國的主張, 牠們的反應往往跟恐怖片裡的殭屍沒兩樣; -而殭屍的屍變又往往是因為特殊的病毒所造成, 因此我就稱為"大一統屍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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