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五四？誰有大正？

【縛雞之論】
五四這日子，台灣人的「感覺」，是被政治所形塑出來的，是無根的感情，並無切身感。對台灣的民主或科學精神有實質影響的，應該是大正民主。
文化總會副會長江春男想辦紀念會，必須要嫁接，否則無紀念活動即正當性。
問題出在，江春男辦紀念會就是被「自認外省族群」的史觀與文化所影響（此為中性表述）。
因為競逐一中神主牌，「自認外省族群」的行為模式是：中共作什麼，他們就反著做，從而產生反射動作。
而台灣派對「自認外省族群」的行為模式也一樣：「自認外省族群」做什麼，台灣派就反著做。
因此，有些台灣派會不自覺的親北京，或反美帝。
我在年輕時候看黨外與海外獨派的行為模式，非常清楚的出現這特徵。

評余英時、江春男五四談話    歐瑋群＠自由 20190504

中國官方大肆紀念五四運動百週年，以定調中共政權正當性，台灣官方亦不能免俗的以論壇來捍衛民主正當性。可惜的是，文化總會副會長江春男致詞時表示：「台灣民主自由制度建立的重大成就是從五四而來」，這段與余英時院士影片類似的發言：「台灣民主自由制度的建立，很大的成績是從五四來的」，不知是否就代表著官方的立場？若是，顯然略過了台灣自日本時代以來本土既有自由思想的脈絡，更將戰後一脈相承的海外民主運動在民主化過程中重要地位視而不見。

不可否認地，一九四九年的動亂，讓中國自由主義的學者偶然下將新五四文化精神跟台灣日治時期以來本土自由精神做了連結。但事實上回歸一九二○年代而論，台灣自由進步思想，在大正民主浪潮下涉及的範圍實遠大於同時期五四新文化。對比中國著重於革命運動本身，台灣當時在法治、農民、勞工、文化等各面向的覺醒，都較同時期的中國更廣泛；更由於明治維新後現代公民意識的建立，奠定了批判、反對力量的基礎。換句話說，若無日本時代已建立的公民意識土壤，五四新文化氣息在雷震入獄後早已被撲滅，更不會在後續的海外民主運動、本土化組黨過程中發芽茁壯。

因此，五四精神的出現，與其說是台灣民主主因，實則台灣民主基本上是百多年來眾多先人血淚與經驗的總合，五四只是在原本既有的自由反抗基礎上加大了刺激。

將台灣民主的成就隨意嫁接在中國思想最大啟迪貢獻上，曾是過往蔣氏政權刻意以中華文化復興名義解讀五四的套路，如此領導人才能成就民族長城、自由燈塔的偉業。此等荒謬，正如今日習近平的民族主義、科學發展觀都是因應政治運動而生。

若說五四運動在今天還能給台灣人什麼啟發，除了自由主義學者提倡的民主、進步的思想，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多脈合流的台灣民主走到今天，台灣人看待政治是否已喪失了尊重法治的公民意識傳統與批判性格？很遺憾地，直到今天，無論朝野政黨依舊沿襲著過往統治者的習性，因應政治領導人需求，隨意嫁接個人的意識於民主遊戲規則上。

當政治人物一方面要求中國正視民主的同時，另方面卻讓民主、進步的精神淪為成就自我的口號，甚至將黨章視為個人邁向大位的行事曆，如此豈不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