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社評論：負面動員與一人式對決民主 林佳和＠蘋果 20210125

【縛雞之見】
如何使制度可行—可以發動，但不至於濫用，才是重點。這絕非單一政黨可能正確判斷的。依賴單一政黨，就會不斷出現為了一己之私而修改制度的現象。

罷免韓國瑜（首長）、罷免王浩宇（議員）、罷免黃捷（議員），是不是贊成1的，就是反對2與3的？或者反對1的，就是贊成2與3的？
摸摸自己的真實感受，就知道自己是不是「會思考的人」，或者只是某種「會投票的動物」。
澄社評論：負面動員與一人式對決民主    林佳和＠蘋果 20210125

2016年11月29日，立法院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罷免提出門檻由總選舉人總數2%降至1%，連署門檻由總投票人數13%，下修至10%，罷免通過門檻由投票率1/2、同意票過半，改為同意票大於總選舉人1/4，這個舉世罕見「選上艱難罷免容易」，驚駭的制度調整，數年來，從吳育昇（修正前）到黃國昌，韓國瑜至王浩宇，將登場的黃捷到不知未來「候選」名單上哪位，一波波罷免熱潮，儼然政治新貌。獨特的台灣製造，一人式對決民主。

歐美罷免針對行政首長

來自19世紀美國政治實踐的罷免，飄洋過海到各國，但「擴大範圍與行使輕易」，並非當代趨勢，談還給人民罷免權，必須嚴肅以待。在歐美民主，非因法律、而是本於政治（其實等於不需任何理由）的罷免權，多局限於針對行政首長。定期選舉，立法機關課責，公民社會監督，議題之公民投票直接民主的牽制，在在都令對行政首長的罷免，難以、或說不必要發生，然而，特別在地方政治幾均為總統制的諸國，衡諸獨攬行政權力，要節制失控或有重大政治瑕疵之首長，罷免權，仍被視為有其必要。

民意代表顯非如此：當選者是法定、不是委任代表，法律上不受選區內民意的拘束。他們沒有如首長般行政權力，立法權尚需集體合議行之，無法貫徹自己個別議題上的意志，卻也無從逃避定期選舉、輿論與公民社會監督。如在中或大選區產生民意代表，甚至可能有某種「保障小眾公共意見」效果，得以在議會佔一席之地。一人式對決，不談議題（至少骨子裡不是），只針對人身作攻擊之罷免，毫無必要，各國早早揚棄。如再加上降低門檻，可能滋生多數冠冕堂皇霸凌少數（1/4>1/4）、少數凝聚少數來幹掉多數（1/4>1/2）的奇異現象，結果，選舉從未有落幕的一天，選舉的結束，就是罷免動員的開始，不能片刻沒有政治的台灣，倒也適得其所。

要命的是，針對民意代表，這種政治過度動員下的罷免，實無其正當性。無關議題，只在乎個人，不是真正的政治，而是憑藉政治直覺上的惡，塑造對決。與通常選舉不同，在罷免場合，沒有什麼力多倍分，常見對手集結一黨力量，只為「拉下敵營一人」，瞬間台灣政治時空，好似僅為一人存在。詭譎的是：一方面當事者被放大，不斷張揚聚集其所謂個人之惡，另一方面同時被不停地縮小，處處拉高至政黨對決，當事者彷彿不重要不存在。以罷免演出之政治對決，令人歎為觀止。

政治學者對後民主、反政治的觀察，好像也能用來理解台灣的罷免。Zygmunt Bauman說，政治公共性消失、公共性區別化、個別化、私有化，公益、公平社會、共同價值的誕生場域，淪為私有化，等於集體政治行為的無力。他指控的雖非罷免，不也適用無礙嗎？私有化，如理解為「將遭罷免者個人化」，不也貼切？

Slavoj Žižek說「沒有政治的政治化民主」：到處可見抗議，展現憤怒，卻無能轉化為真正的計畫，導致政策改變，罷免，不正是以人為對象的如此演出嗎？罷免一旦為風潮，特別是對民意代表，形同特殊的政治消費主義，產生某種去政治化的吸納效應；衝突性的多元政治，越來越少，人們不關心「真正形成政治內容的政治上行為」，而是回復與揪出心中的直觀好惡，描繪敵人，不是政治對手，以敵為目標來進行動員。常見的One-Issue-Movement，單一議題運動，不接受理性溝通與折衝，只為貫徹單一主張，罷免民代，連主張都不重要，淪為更乾脆的One-（Wo）Man-Movement。

勿以偏狹民主濫用罷免

政治當然有對立，但不能淪為純粹對決的民主形式，不然將錯失形成公共意志的功能，成為政治的羅馬競技場，只剩屠宰意義。議題，政策，乃至政治形成，才是目標，不是人，至少不是那個被稀釋與標籤化的政治人物。John Dryzek說，如果民主是件好事，更多的民主想必更棒，然而，罷免，請勿以偏狹的所謂更民主，加以理解、操作與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