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縛雞之見】
的確如此，人會犯錯而且會不斷犯相同錯誤，假使沒有察覺、自制，意圖改變這一切。
簡單的說，如不同時間卻買了相同的書，甚至兩三次以上。這表示，有一個「慣性」在主導行為，甚至決策，而本人，卻不知到有此隱藏的決策力量。
隱藏的說客─好個有趣且有用的行為經濟學
洪財隆＠自由 20210125
對我來說，行為經濟學至少有三項教人驚艷之處。
首先是把人性重新放回經濟學。
行為經濟學家們主張，絕大多數的人只是「普通人」，其「認知能力有限，以致行事常依賴經驗法則並有偏誤」、「決定會受到內容呈現方式、情緒和社會觀感影響」，而且「自我控制力」並不理想，即使面對明知重要的事情也常會拖延。
重點在於，這些偏離或偏誤行為具有「系統性」，會持續出現。「偏誤清單」則包括「過度自信」、「框架效應」等。
這和主流或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迥然不同。經濟人被定義成認知判斷「完全理性」，而且行為動機單單只追求私利，尤其是物質利益。
經濟「完全理性」指的是「偏好明確、順序穩定、不會矛盾」，例如：相關消費決定不會受到選項呈現方式影響。然而，日常生活中的經驗卻往往不是如此，包括以下這個「誘餌效應」案例：
某家餐廳的菜單原本只有一種Ａ套餐，後來引進價格貴許多的Ｂ套餐。結果發現，次貴的Ａ套餐反而銷量大幅增加，此即涉及偏好是否穩定的問題。
塞勒（R.Thaler）即把類似現象稱為「理應不相干的因素」（SIFs）。明明是根本不相關的因素，現實上卻產生干擾並影響個人決定，此一理論後來應用相當廣泛，包括用在選舉研究。
其次是翻轉看待世界的方式。
行為經濟學最重要的兩位奠基者康納曼（D.
Kahneman）和特沃斯基（A.
Tversky）都是猶太心理學家，他們觀察到人類的情緒感受擁有諸多不對稱。
其一，人對變化的感受遠比狀態或水準要來得敏感；其二，人類對小數目發生變化時比較敏感，此即著名的最小「可覺差」原理。同時發現，人們天生具有「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傾向，對相同幅度的「損失」之排斥或恐懼強度，明顯超過「獲得」的快樂或滿意度，大致為兩倍。
而且，人們面對獲得呈現「風險規避」，面對損失竟為「風險偏好」。這個驚人結論明顯有別於傳統經濟學的預測。
所以重點在於參考點何在。參考點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字，而是一種心理狀態，有可能是歷史偶然決定，更隱含著可透過「表述」或「建構」來加以影響，甚至操縱。
最後則是充實了「公平意識」的討論基礎。
主要源於「損失規避」，塞勒進一步發揚「稟賦效應」內涵。即一般人對已經擁有的東西或稟賦，一旦失去通常會記為損失，而這會比「有機會取得但尚未實現的利益」（機會成本）看得更重。
這意味著，某個行為和狀態改變是否公平，可依據參考點（特別是原來的定價或權利）及其移動的方向來做判斷。評判公平與否，通常是以社會大眾認為當事人是否擁有某種權利為基礎。例如：當景氣不佳時，多數人會比較容易接受企業「取消折扣」，而非「直接漲價」。
晚近行為經濟學之大放異彩，不單只是扮演補充與豐富主流經濟學的角色，更讓日益枯燥與僵化的主流經濟學重獲生機。
東西只要有趣早晚會有用。近年來行為經濟學的影響力的確與日俱增，除了陸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外，包括英、美各國與不少歐盟成員，都紛紛在公部門設置專門組織，嘗試運用行為經濟學的洞見和機制設計，來改善公共政策的品質與績效。
以往，如果經濟運作發生問題，一定是先去察看市場或制度哪裡失靈，然後開出處方。例如：市場壟斷、公共財、外部性或資訊不對稱，而不會把焦點放在消費者或廠商等行為主體「可能犯錯」上面，但隨著行為經濟學的發展，情況似乎已經改觀。
日本研究行為經濟學的重鎮，大阪大學經濟學教授大竹文雄的這本著作，就是最好的證明。
如果問題是出在各種「認知偏誤」，那強化「誘因機制」或提供「更多選擇、更正確的資訊」等傳統方法就未必管用。行為經濟學認為，清楚簡單的選項呈現或選擇架構可能更為重要，透過暗示、同儕（社會）壓力、承諾機制，甚至訴諸「損失規避」等推力（Nudge），有時候反而更能奏效。
書中具體運用了「行為經濟準則」，不再只停留在紙上談兵。尤其是書中所提到的行為醫療（疫苗施打、器官捐贈、學名藥之使用）、行為勞動（市場、職場）、行為財政（租稅負擔、年金制度）等領域的政策嘗試，都是相當可喜的經驗。
日本民間早在二○○七年即已成立「行為經濟學會」，積極鼓勵本土案例研究、寫作和出版，相信本書應跟此一學會有關。深盼台灣也能急起直追。
（本文為《如何活用行為經濟學》一書導讀節錄，經濟新潮社）
這篇文章嚴格來說，並沒有太多新鮮概念，只是針對經濟學上的一個很重要前提: 拉丁語：ceteris paribus，英語：all else equal，的完全理性 （Perfect Rationality）提出質疑。
回覆刪除這已經是被討論過好幾十年的老議題，換句話說，試圖將古典經濟學的模型加以更合乎現實化。古典模型之所以能成為邏輯那麼精美的模型，那是因為建立在一連串的假設上，而最大的假設就是：其他條件不變是對拉丁文短語（拉丁語：ceteris paribus，英語：all else equal）。
放鬆這些假設，很可能就導致整個模型的崩潰，也之所以如此，才有叫 market failure 的現象發生。
不管是個體，或總體，經濟學的模型是在講 "實然"，而且更精確的一點是實驗室下的實然，不是應然。共產主義講究的是應然，基督教講究的是應然，但經濟學沒有。也根本沒有所謂的道德觀，是非，黑白等概念。然而，這些都是造成一個經濟行為決策的重要因素。這就產生在實然與應然之間的落差了。
完全理性的假設是非常合理的，因為這是一種現象，而且放諸四海皆準的現象。以這現象才能導致有個具體的目標稱之為 "利益最大化" "效率最優化"。沒有這假設，最大化，最小化，最優化，等等的價值都完全無法表現出來了。所以這假設一定需要。
然而，太陽底下並不是凡是都可以如此套之以這種價值模型座決策，這就是麻煩之處。例如：老人，小孩，殘障者是否值得扶養？是否應該養兵軍隊？這些議題都超越經濟概念的供需了。
為理論之目的，完全理性這假設一定需要。沒錯，就是這樣。
理論建構之後，接著再把個體與總體座個連接，如此就能讓邦國（群體）與個人都有各自的最優化目標。（應然的圖畫也就出來了）。之後再回到現實，那麼實然與應然之間的差距gap，間隙，要如何彌補，那就是永遠的經濟學議題了。換句話說，有個標準答案後，再來找問題出在何處，那就容易多了！
所以這篇號稱是行為經濟學，我認為並不是啥驚天動地的新發現，不過是另一方式的試圖鬆綁一些經濟學理論的前提假設罷了。但我認為這樣的行為經濟學還不夠完整，也沒有建立起如：Urban Economics, Land Economics, Transportation Economics, Labor Economics - - - ，也都建立很完整的模型架構，完全合乎經濟學供需之方法論，並且釋放很多假設與前提。
King Wang 說：
亞當斯密的「完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不要違反基督教義。只有上帝才能全知全能，所以用市場機制這個看不見的手來隱喻經濟學的真理是上帝的傑作。個體經濟學是無法適用的，越接近人的領域，神的完美性就越缺乏。至於如果假設違反基督教義，「國富論」會被打成異端，他會像哥白尼那樣？
霍布斯的「利維坦」與馬基維利的「君王論」要很巧妙地宣告「塵世之國」與「天上之國」的政教分離原則。利維坦和君王論不討論上帝的領域（神學），基本上是刻意避開，可惜的是後世用無神論來看。當時無神論會成為異端，所以我比較不相信霍布斯和馬基維利是無神論者。
King Wang 這段論述掌握了亞當史密國父論的哲學基礎了。拜服，拜服。又將Hobbes, Machiavalli 也拉下來，真的值得彎腰很大！
確實是如此。Adam Smith 不敢造次地說；上帝確實是麻煩的製造者，因為隱形之手，再怎麼說，也只能非上帝莫屬。然而這隱形之手的基本根基就是在完全理性，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有了這目標，一切才能一個蘿蔔一個坑地把經濟行為架構化，換句話說，沒有交換，沒有經濟，沒有買賣，沒有供需。交換的來源就是要達到利益最大化。而交換之所以可以推行廣闊形成市場而亂中有序，那就是隱形之手的功勞了。
所以亞當史密可說把黑格爾正反合的辯證法應用到經濟學上，提供出最正確方法論的人：用買賣，用供需，等對立概念形成交換之場所，謂之市場也！這就正反合全部具備了。
馬恩兩人，錯把正反合看成生產工具之占有與否的兩大階級，嘿嘿，這就差大尾囉，也是所有之後分析錯誤偏駁的開始。蓋因生產工具的概念，那已經是最基本經濟動機 "利益最大化" 後面好幾千公里外的事了，根本不能拿出來當做分析的基本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