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風牌打完了？ 我須防美中共治

【縛雞之見】
整個想法就是「避免大國戰爭」。他們的假設是，接下來必須要「分治」，為此，要允許新興強權劃分勢力，建立緩衝區。
這樣就完了！因為美國的利益是全球性的，只要這套成立了，美國也就被降級了。全球部署，無論軍事、經濟或價值，就無必要存在了。
這樣的美國無法領導盟國，從而是一種以政治理論為化妝的叛國主張。 

我須防美中共治 犧牲台灣利益     劉奇峯＠蘋果     20201219

幾個星期以來，拜登候任政府陸續公布國安方面人事。在眾所矚目的國防部長人選上，原本呼聲最高的鷹派女將佛洛諾伊（Michele Flournoy），由於有太多「旋轉門」利益衝突的疑慮未獲提名。拜登轉而提名曾任中央司令部（CENTCOM）指揮官、也是軍火商雷神公司（Raytheon）董事的非裔四星上將奧斯汀（Lloyd Austin）。

在民主黨進步派歡呼著「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勝利之時，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更為關注的，卻是川普政府建構出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架構（QUAD）是否得以維持，以及對中國的政策方向。拜登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解釋提名奧斯汀的理由，文章洋洋灑灑，隻字未提中國。同時拜登表示他將與奧斯汀一道，重建由「亞太（Asia Pacific）到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同盟關係，強調歐巴馬──希拉蕊時代的「亞太」，明顯要與現政府的「印太戰略」做出區隔，也使QUAD的未來存續，蒙上一層陰影。

拜登重提「亞太」並非口誤，而是反映出其國安團隊未來4年的政策方向。他們對中國的角色想定，是可以合作的競爭對手，而非敵人。國務卿提名人布林肯（Tony Blinken）的WestExec政經諮詢顧問公司，曾承接中方利益相關業務；候任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擔任希拉蕊國務卿助理時，曾將提議放棄台灣換取中國免除美國債務的文章，主動寄給希拉蕊，而前國務卿、內定為總統氣候變遷特使的凱瑞（John Kerry）則在近日受訪時主張，與中國協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燃煤電廠建設問題的同時，必須注意不要將對方「逼到牆角」而導致兩國衝突。

 

拜登政府對中政策啟疑

拜登團隊甚至考慮提名美化中共形象的迪士尼CEO伊格（Bob Iger）任駐華大使，在呼應華爾街及特定商界人士的同時，民主黨新政府是否真能妥善拿捏對中政策，也愈發啟人疑竇。

2017年，拜登在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年會中，強調了維持自由主義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重要性。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支柱主要有3個。第一，民主體制有助於消弭戰爭，故民主國家應以和平甚或是武力方式，對非民主政體傳播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價值；第二，構成多邊主義的國際組織，以及國際建制與規範，有助於促進國際政治的良善治理；第三，自由貿易以及經濟全球化有助於提升各國經濟、科技以及人民福利的整體發展。

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即開始建構自由主義秩序。這一套理論體系，不但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主流政治學系中廣為傳授，培植出一代又一代學者專家的同時，也成為了華府國際戰略的核心。數十年來，官僚及政學界以此為指導綱領，試圖將中國納入世界貿易體系以及國際組織，並以促進交流如廣納中國留學生等方式，企圖加以和平演變。

 

恐與其他強權利益分配

然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得以順利建構並推動的前提，在於美國全球獨霸一枝獨秀的軍事和經濟力。在總體實力衰退的今日，美國若要撐住國際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則必須與其他強權進行利益交換與分配。一手創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艾利森（Graham Allison），今年3月在發表於《外交事務》季刊的文章裡就主張，隨著單極霸權地位不再，美國必須試著和中俄等其他強權，以劃分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的方式「分治」全球。

艾利森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當俄國嘗試進犯波羅的海小國，另一個則是當台灣為避免步香港的後塵決定獨立，而遭受到中國的攻擊時，美國目前的軍力將無法維持其承諾，而損害其外交政策的可信度。若要避免這種情況，美國應在全球層面重新檢討其防禦義務，捨棄次要盟友與承諾，並強化雙邊皆有對等安全利益的首要同盟關係。

艾利森的立論並非唯一。2015年，另一位知名政治學者艾齊昂尼（Amitai Etzioni）撰文為美國對俄國佔領克里米亞，卻在軍事行動上袖手旁觀辯護，主張美國應默許新興強權劃定自己的勢力範圍並建立緩衝區，如此有助於避免大國間戰爭。某些年輕戰略學者也建議，在軍力不足以支撐其戰術目標的情況下，美國不應將中國定義為「敵人（enemy）」，而應該定位為「對手（rival）」或「競爭者（competitor）」；若中國不是敵人，與北京做地緣政治上條件交換，就不會受到「姑息主義（appeasement，或譯綏靖主義）」的指責。

美國外交政策有其極端理想主義的一面，但在執行上，現實考量和計算往往佔上風。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之時，理想性十足的民主黨總統甘迺迪和其弟司法部長，一同和蘇聯達成了撤除在北約盟邦土耳其所部署飛彈的秘密協議，以換取莫斯科在古巴危機中的退讓。

 

印太戰略未來潛在挑戰

對主張把時光回復到2016年以前的民主黨政府而言，不管是要維持強權間的表面和平、美國在國際秩序中持續體面的領導，或是在軟性政治（soft politics）的氣候變遷、新冠疫情的控制等議題上，都需要北京方面的配合。隨著新一屆國安人事逐漸明朗，目前的戰略態勢不管是在國際政治結構上或是人事布局上，都對印太戰略的未來，以及台灣的安全形勢，形成潛在挑戰。

台北未來恐怕得對美國新政府「聽其言、觀其行」，密切觀察第一年美中之間的互動模式，以及雙方的戰略調適程度，並善用美國國內政治勢力的平衡，避免在「美中共治」可能以不同形式班師回朝的情況下，淪為強權之間交換的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