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總統的遺產：民主與國家地位 譚慎格＠自由20200816

【縛雞之見】

如果是2007年，李登輝應已理解佔領的法理。

承不承認戰爭法是一件事情，但將台灣當局（稱為中華民國），視為日本殖民地的繼承國概念，是有問題的。

國際法上，分為政府繼承與國家繼承兩大類。在譚慎格文章中，讀者無法理解李登輝講的是政府繼承或國家繼承。

講「國家繼承」時，被繼承（或被部分繼承）的國家是哪個？同樣的，講「政府繼承」的話，是在一國內的政權變動。問題是：哪一國內？國在哪裡？這是問「白癡問題」！

最有趣的是，李登輝說「台灣「中華民國」更像是在台灣推動現代化建設的日本殖民政府的「繼承國」，而不是國民黨戰後流亡政府的「繼承國」。」歷史上雖然如此，但國際法上卻有問題。

倒是「「元代之後」（post-Yuan）的中國「從未包括台灣」」這種說法很精闢。理由是「到了「清代」，中國確實將台灣納入版圖，但當時的中國是由滿人統治，而非漢人。」意思是「滿蒙聯合帝國」。

至於加入聯合國，多數評論者都跳過了必須先是國，才有申請資格的前提。

總之，這文章提供了先前不知的事實。 

李登輝總統的遺產：民主與國家地位    譚慎格＠自由20200816

我最後一次與李登輝總統談話，是在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的週五上午，下週即將屆滿十三年。當時，我們就台灣的國家定位及其國際法地位，一對一地談了將近兩個小時，這並不奇怪，因為對於這些問題，他毫無疑問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權威。畢竟，他幾乎憑一己之力打造出當前的「活力民主台灣」，被美國國務卿龐皮歐譽為「堪稱印太地區及全世界的表率」。

那個晴朗的早晨，我在李總統位於桃園鴻禧山莊的別墅受到盛情款待，他的見解更是發人深省。當週稍早，聯合國負責政治事務的副秘書長貝霖（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對台灣試圖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發表了不慍不火的評論。李總統認為，此舉的時機尚未成熟，他對政府沒有做好足以推動入聯申請的奠基工作感到不滿。台灣要求加入聯合國，只是讓人們注意到台灣在國際上的孤立，卻無助於安定台灣民心。李先生說，在開展這類行動之前，台灣必須先爭取可靠的合作夥伴和盟友，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國和日本的支持。

李先生指出，我們必須以一種有系統的、分階段的方式來追求戰略目標。在沒有確保必要的人員到齊、資源已經就定位而萬無一失之前，不能莽撞地採取行動。他意有所指地提到自己在一九九○年發動的重大憲政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提到宋楚瑜策劃有功，或者至少在「李登輝的一千天」這本書裡是如此描述。

李前總統沒有生氣。他說宋楚瑜確實「幫了忙」；李總統當時必須設法駕馭國民黨，前提則是他必須掌握年輕世代的想像力。（毫無疑問，一九九○年全國大學生發動的「野百合運動」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激發了國民黨青年黨員力挺李登輝。）他回憶起自己是如何爭取黨內支持，推動大膽的憲政改革。他提出廢除「萬年國會」的策略。如果台灣能夠被國際社會接受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將為台灣在後天安門時代「野百合學運」的正當性奠定基礎，而如果台灣人民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主權，國際社會的接納更是不可或缺。他，李登輝，認為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解散現有的選舉機構（自一九四七年在中國大陸「當選」後從未真正改選），在一九九○年代重建一套新的民意代表機關，讓立法院、國民大會，甚至總統，都完全由台灣人民選舉產生。

 

寧靜革命 不以激烈手段破壞憲政體制

李總統對他的成就引以為傲。他強調，他的「革命」不是以激烈手段破壞憲政體制，然後在沒有正當選舉程序的情況下，以另一套制度加以取代。

相反地，這是一場憲法內部的革命，從憲法本身以一種有序、開放的方式帶來變革。李總統解釋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台灣政府是一個「繼承者」（successor）政府。李總統闡述的「台灣」概念，是一個「繼承國」（successor state），而不是北京的敵對政權（或者是推翻獨裁專制舊政權的「革命」國家）。

他說，目前關於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爭議，是思慮不周、執行不力。主要的問題在於，在深入研究聯合國會員資格問題之前，沒有人致力於探索台灣當前的法律地位。他們對這個概念還不清楚。

然而，李總統可不是這樣。他宣稱，台灣現任政府不是「革命國家」（revolutionary State），而是「繼承國」。

做為一個「繼承國」，台灣不需要宣布獨立，而是自我主張為一個新的憲政實體，在一九九○年代的憲政改革中，從舊的獨裁政權手中承接主權。而且，一九九○年代的改革雖然並未在增修條文中言明，卻具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合法性的法律效力，新的台灣中華民國政府不再宣稱對中國擁有治權，並且聲明做為「繼承者」的中華民國政府，根據新的憲法增修條文，對「台澎金馬」（台灣、澎湖、金門、馬祖）擁有舉行自由選舉的主權。

只有當前的台灣能夠確立其做為「繼承國」的地位，才能向世界其他國家發動宣傳。（在談話的後段，李總統堅持說，如果台灣真的想要加入聯合國，就必須瞭解聯合國的會籍取決於聯合國大會的投票，而不是法律權利的問題。因此，台灣要進入聯合國，必須有「實力」，也必須有「朋友」，「實力是最重要的」，軍事力量極為重要。）

然後李總統將話題轉到潛艦，他說：「美國國務院說，潛艦是『攻擊性武器』。他們還以為台灣想要『反攻大陸』，他們究竟在想什麼？」他問道，「他們以為我們想要反攻大陸嗎？」但是，國防預算未能通過，並不完全是立法院的問題，而是「雙方領導階層」（大概是指民進黨和國民黨）某一方的責任。台灣最親密的「朋友」肯定是美國和日本，美日的關切不能不當一回事。然後，李總統看著我，又說，「如果你疏遠了朋友，你就有麻煩了。」

讓我們回到「繼承國」的概念。我提醒李總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是中華民國的「繼承者」，因此新的中華民國是舊中華民國專制政權的「繼承者」的概念，可能很難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

李總統則認為，今天的中華民國政府並非舊政權的繼承者。一九四七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已經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條文被徹底修改，如果另外三分之二也被修訂，台灣就等於是一個全新的憲政實體，而不必再宣布「獨立」。李總統說，在性質上，台灣「中華民國」更像是在台灣推動現代化建設的日本殖民政府的「繼承國」，而不是國民黨戰後流亡政府的「繼承國」。李總統說，日本在台灣實施嚴酷統治，但日本人為台灣在一八九五年前混亂的傳統中國文化，帶來秩序和進步。他讚揚日本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是一九二○年代的「台灣現代化之父」。日本為台灣提供了公民社會的基礎建設，在經歷國民黨的專制戒嚴統治後，後藤的公民社會精神如今再次發揚光大。

除了公民社會，台灣的憲法仍然需要改造；「最重要的問題是第四條」，即憲法對領土的定義：「固有的疆域」。這種定義無懈可擊，因為它根本沒有定義任何東西。「固有的疆域」意謂「我們擁有的領土」，既沒有指明擁有哪些「領土」，也沒有說明「我們已經擁有」多久時間。李總統說，「元代之後」（post-Yuan）的中國「從未包括台灣」。（我把他說的「元」解讀為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之後的「明代」，中國從未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到了「清代」，中國確實將台灣納入版圖，但當時的中國是由滿人統治，而非漢人。）因此，「中國」不是一個法律、地理或歷史的概念，而是一個無法給予政治定義的「文化」概念。

他繼續說，台灣首先必須透過這類方式確定其法律地位，以爭取廣泛的認同，建立全民共識。然後，再將焦點轉向國際地位。「不要惹麻煩。」

 

想加入聯合國須做好準備 不要著急

然後，他顯然是針對台灣政府領導階層提出警告，必須步步為營，因為美國正處於徬徨的十字路口。美國在中東遭遇重挫；美國擁有軍事力量，但沒有外交實力（顯然是指類似「軟實力」的東西）。他的結論是，「如果台灣想要加入聯合國，就必須做好準備。不要著急！這需要時間。」台灣必須廣結善緣。

我相信李總統可以安息，為台灣現在得道多助感到欣慰，但他擔心的是，台灣仍然缺乏維護他的繼承國願景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