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縛雞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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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美麗島事件，是台灣走向民主化的分水嶺，作為當時的領導人，蔣經國在事發前後，究竟如何看待事件的發展？
翻查《蔣經國日記》可以發現，早在美麗島事件的前一年，台灣內外情勢都已十分緊繃。1978年12月10日的日記記載：「競選活動已經開始，反動派來勢洶洶，處此時境千萬不可衝動，必須作原則性之容忍。此並非向敵人示弱，而是有所待也，有所獲也。大陸匪區內鬥日益擴大，本應集中精力應付此一大變局，惜內部又多事，苦哉！」
又記：「共匪和美帝分別策動支持國內的流氓反動份子，利用今年的選舉機會，發動運動企圖推翻我政府，手段陰險惡毒，來勢洶洶，政府之內外處境又如此之複雜微妙，輕不得又重不得。總之，為了台胞的幸福和國家的利益，還是需要作更大的忍受。」
12月11日記：「面臨大難。為黨國甚憂，寢食不安。反動派存心亡國害民，而又有外力相助，詭計多端；匪區之政治發展情況，反而加深了對我處理內部問題之不利，而美國又在拆我後台，惡劣的形勢緊迫而來，似有非採強壓手段不得其定，但是此路不通亦不可走，從政者自感無愧於心，而行仁政者不可以鎮壓作為方法，今天是我考驗忍耐和堅強的時候。」
從這幾則日記可以看出：一、他以反動派看待黨外，並稱受到共匪和美帝的策動支持，反映當時三合一敵人論調，仍是一黨獨裁的思維。二、如何處理黨外運動讓他陷入兩難，一方面情勢似已到了非採強壓手段不可，但外有美國施壓，輕不得也重不得。三、中共因素發生微妙影響，日記提到「匪區之政治發展情況，反而加深了對我處理內部問題之不利。」
所謂「匪區之政治發展情況」，應是指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共召開11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一事。當時蔣經國已察覺兩岸競爭即將進入新的階段，這也讓他對於以強硬手段鎮壓黨外有所忌憚，擔憂失去海內外民心，以及美國的支持。
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蔣經國在忙於處理斷交後台美關係之時，仍關注黨外人士的動向。1月23日記載：「反動頭目余登發父子因為通匪由警備拘捕法辦，明知此案必將引起政治後果，果不出所料，一群反動份子企圖集眾抗議，妥做處理後暫告平息，問題則仍在。」
蔣日記中說「問題則仍在」，是因這次示威行動吸引了各地的黨外政治青年參與，匯成一股有組織力的洪流，已隱然有了政黨的雛形。
蔣似乎也看出苗頭。5月1日又記：「對外交涉無多大困難，處理內政頗為不易。廿幾個小政客和流氓可以造成令人至感困擾的社會逆流和政治暗流，處理之手段必須平衡其輕重，如何得民心乃是治理之要道。」
橋頭事件後，參與聲援遊行的桃園縣長許信良被監察院彈劾，移送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休職2年，6月29日蔣日記也記載了：「處理許信良叛國案。」
我駐美3辦事處被炸「美掩護台獨害我國」
許信良被停職激怒了黨外人士，決定採取一致的譴責，並把對抗行動延伸到海外，可見問題不但仍在，對立之勢還更加尖銳。
1979年8月10日，中華民國駐紐約協調處發生爆炸案，引起蔣的注意，當天日記寫下：「我駐美代表處被炸。」同一天，陳婉真前往紐約辦事處靜坐絕食抗議，接著各地傳出示威遊行及爆炸事件。
9月3日蔣日記記載：「上月下旬，我在紐約、華盛頓三辦事處皆被台獨份子放置炸彈，繼之有陳婦婉真在紐約辦事處前舉行飢餓抗議，這一連串事件都是台獨在美帝掩護下之謀害我國家之惡毒行為，應以審慎沈著以應之，不可上敵人之圈套。國家之處境可謂危矣。」
當時除了海外的示威抗議，島內的情勢也十分緊繃。9月8日，美麗島雜誌社在台北中泰賓館舉行創刊酒會，以《疾風》雜誌社人員為首的群眾在館外聚眾抗議，並向館內正在進行酒會的人士投擲石塊、電池等危險物品。
9月9日蔣日記記載此事：「八日下午陰謀份子又企圖在中泰賓館搗亂示威，幸治安單位處理得當，得以平息。這些行動乃是共匪借刀殺人之計。除內賊要比排外難得多，我需要忍耐，內內外外的惡勢力一步一步向我們緊迫，有非置我於死地之勢，除了振作自強，別無他路。」
9月23日又記：「國賊企圖作亂鬼計百出，他們之所以敢如此大膽，乃是因為有美國政府作後盾也。美國與我為敵，痛恨至極，但是為了國家的利益，又不得不敷衍。處理國是之難，即在於此也，輕不得亦重不得也。」蔣再度提到「輕不得也重不得」，反映他面對黨外挑戰的兩難處境，只能靠安眠藥入眠。
又記：「每天晚下班的前一、二小時，各方面集中到我辦公桌的公文多是不利的壞消息，所以天天帶著煩惱回到家。第二天早晨在我辦公桌上所放的情報和參考資料，亦多是壞的，所以可以說是一天煩到晚，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
而在「當月反省錄」則記下：「最近一、二月之內以情勢而論，似有大事發生，處理事變應以周詳嚴密沈著為要。」果然不到3個月後高雄美麗島事件就發生了。這到底是他夜晚睡不著時的揣想，還是情報單位告訴他什麼訊息，讓他有此預感？ 撰文╱黃清龍
《蘋果》全球獨家 蔣經國日記曝光(下)-4 黃清龍＠蘋果 20200527
視美麗島事件為共匪惡毒「內應外合」
1979年12月，黨外與政府的對抗完全沒有緩和跡象，12月7日記載：「國內的陰謀份子以美帝和共匪為背景，以各種惡毒的方法來打擊我，這是一場危險的鬥爭。過去以本黨作為打擊的對象，現在則轉向我個人和政府；過去是打下不打上，現在則是打上不打下了。國內反動份子之所作所為，都是共匪的那一套，共產黨的一套鬥爭方式，可以肯定他們的背後定有匪諜在有計畫的作控制，這是不得不注意的。」
這是他從9月預感即將有「大事發生」之後，對整個內外情勢最直接的研判，此刻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3天後的12月10日正是世界人權日，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人士，在高雄進行遊行演講，訴求民主與自由，終結黨禁和戒嚴。期間有不明人士混入群眾中朝演講者投擲雞蛋進行挑釁。外圍的鎮暴部隊則將群眾團團圍住，並往裡面釋放催淚瓦斯，以及照射強力探照燈，逐步縮小包圍圈，終至引爆警民衝突。隔天國民黨召開四中全會，蔣日記中寫下：「昨夜高雄發生暴動。」
「暴徒企圖火燒高雄」決心斬草除根
12月18日到22日，蔣日記針對高雄事件記載：「反動派所謂美麗島暴徒在高雄暴動，企圖火燒高雄，當時情況非常嚴重。情勢平靜後，我即下令將全部禍首拘捕，暫作處理。一網打盡之後，再做斬草除根之事，為黨國利益不得不下此決心。」
又記：「今後國內之患重於來自國外，自本月份起，每週五將由我親自主持安全會談一次，如此或可督促安全工作之加強。敵我之間已至短兵相接之時，必須注重鎮暴之組織、技術以及工具等。對內不可用兵，只可用憲警。孔令晟此人不可再用。今後掌握憲警重於正規部隊也，政戰學校應另設一班。」
12月25日記：「由於共匪採取內應外合之惡毒政策，高雄暴動乃是強烈信號，從此一定多事。我決定國家之安全工作由我自己親自加以督導（組織、訓練、巷戰、工作），以力還力，才有力以擋之。」
解讀以上日記可以看出，蔣視黨外的抗議示威為中共背後操縱內應外合，屬於敵我之間的矛盾，不能再以人民內部矛盾來看待，並稱敵我之間已到了短兵相接之時，從此一定多事，因此考慮在政戰學校設立專班，培訓鎮暴人員。
同時他很不滿當時的警政署長孔令晟在此事件上的表現，直言此人不可再用，決定親自督導國家安全工作，每周五親自主持召開國家安全會議，種種思維與反應，彷彿當年的情治頭子又回來了！
12月27日他主持軍事會談，檢討高雄事件發生之經過。12月30日記：「近月來內憂外患交迫，而且內政甚於外者，在政治方面，我總是想以理與德而感化之，根本不記仇懷恨以待人，但是結果無不失敗。人性為何如此不如人意也！」這是蔣的感慨，也是一個獨裁者面臨民主挑戰下的徬徨迷惑。
由於蔣經國日記只寫到1979年底，關於美麗島事件的後續發展，包括逮捕施明德、軍法公開審判，乃至於民進黨組黨等，已無法從日記回溯了解他的想法。但從1978年到1979年日記上，仍足以窺知蔣經國面臨內外壓力時的種種反應。
簡單說，事發當時蔣經國的思維仍停留在敵我鬥爭層面，以反動的中共同路人而非民主運動者來看待黨外人士，這對於評價他在1980年代後期的諸多重要決策，仍提供重要參考。（系列報導完）撰文╱黃清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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