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難買早知道！30年前政府若推這項稅改，台灣房價不會從此失控 曾旭正 20190717

【Comment】

The high real estate price is not unique to Taiwan.  Excluding the metropolitan in advanced countries, East Asia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regions where Chinese reside, are famous for their high real estate price.

Being paranoid to real estate is a cultural practice of Chinese.  It imprisons the precious resources to the single, non-creative area.  Other realms, no matter how creative might be, could shrink due to lacking resources.  The poor people there are busy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and have no additional resources to upgrade their quality of life.

People then tend to conclude that it is the right thing not to make new stuff but to deprive and to gather existing resources whatever it is possible.  Circulation, a fundamental economic factor, then barred.

This is what the Chines economy is about: selfish and primitive.  It is not the economy, but making money by pillage and over-storage.

只是台灣而已嗎？東亞，尤其是華人社會，無不依戀不動產。

依戀不動產的後果是，將社會寶貴資源凍結在單一、不具創造力的領域中—其他領域缺乏資金挹注而萎縮；人無法提升生命品質—剩下的資源只能維持基本生存。

於是人們相信無須努力去創造新事物，只要不斷囤積就可以，於是，經濟的基本要素—流動，就被卡住。

這就是華人經濟—根本不是經濟，只是掠奪與囤積。養成貪婪的群體個性。

千金難買早知道！30年前政府若推這項稅改，台灣房價不會從此失控     曾旭正 20190717

1989年，台灣人口突破2000萬，同年發生「無殼蝸牛運動」。國小老師李幸長等人號召數萬人夜宿忠孝東路，想藉群眾壓力要求政府訂定政策來壓抑房地價的漲勢。但政府沒有積極政策回應⋯⋯

1988前後的兩年，台灣社會十分熱鬧，如今回看，竟是巨大變化的關鍵時刻。

首先，蔣經國在1987年宣佈台灣解除戒嚴，結束了38年的專權統治，社會束縛瞬時消解。隔年年初，蔣經國去世，強人領導的時代結束了，社會的草根活力四下迸發，520農民運動開啟了大型街頭抗爭行動。時隔不到一個月，對岸的中國也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

那個年代，民主的風潮湧起，社會的形勢快速變化，在風頭上只覺得充滿了可能，但並不確知路將走往哪裡去？

彼時許多事接連發生，當下都無法以既有的經驗來加以推估，但在多年後的今天回顧，才清楚看出事發的因由與支持的歷史條件。不過，也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無法回頭了，讓人徒對歷史空留遺憾，台灣房地價的失控就是一例。

房價失控蝸牛初醒，政府仍逃避問題

1989年，台灣總人口數突破2000萬人，而這一年同時也發生無殼蝸牛運動。國小老師李幸長等人號召數萬人夜宿忠孝東路，他們抗議房價飆漲，想藉群眾的壓力要求政府訂定政策來壓抑房地價的漲勢。

因為前一年才發生520農民抗議的流血衝突事件，所以無殼蝸牛改以詼諧的方式上街。訴求明確的街頭行動劇成功博取媒體的報導，一連串的造勢成功吸引了數萬人走出來夜宿於地價最高的路段。但這並未能發揮預期的效應，政府沒有積極的政策回應，依然放任市場自由發展。

當初的政策訴求主要針對稅制，呼籲落實漲價歸公遏止投機炒作。

譬如長期以來，政府每年都要進行龐大的工作，來公告每一筆土地之現值；有交易的土地再以交易前後的公告現值，來計算增值數額據以課徵土地增值稅。

其結果，不只造成公告現值與市價落差無法有效課稅，甚至等於變相鼓勵在公告現值未調整的一年間頻繁交易，助長炒作風氣。

為此，無殼蝸牛主張「買賣應按實際交易價格登錄，進而依其價差課徵增值稅」。

另外，為抑止囤積土地，也主張一定面積以上的土地應課徵持有稅、空地稅。總之，建議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遵循其總理孫中山所主張的平均地權、漲價歸公精神，修改稅制來導正房地產市場，間接也可避免資本不斷流向缺乏生產力的房地產投資上。

可惜，這個都市社會運動雖然受到社會一時的矚目，但並未產生改變政策的效果，當時的執政者與在野黨都刻意逃避問題。

高房價的不正義無法在社會中掀起議論，更不用奢望進入殿堂、進而透過稅制來改變運作規則。台灣從此更快速滑入房地價失控的時代，一發不可收拾。

1990年代，房地價雖曾短暫回檔，但仍緩慢維持漲勢。越過世紀之交，2003年雖受SARS衝擊而暫時下跌，2004年之後竟持續上漲5年。信義房價指數由160漲到310，而反應民眾購屋負擔的房價所得比也，在2002年至2017年的15年內，由4.38提高到9.27（合理的房價所得比應在3至5之間）。

地產意識下，人民與產業都是受害者

政府的不作為以及社會大眾的沈默，背後其實有共同的見解與價值觀，可稱之為「地產意識」。

在戰後台北都會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大多數的市民親身經歷了房地產漲價的經驗，因此形塑出堅定的地產意識—即普遍認同房地產是昂貴但高報酬的投資管道，心甘情願地將經濟上的累積都投入其中。

另一方面，超高的住宅自有率顯示大多數人都參與其中。有屋者不願接受房價下跌的可能，即使他們只擁有一棟房子，根本無法在高房價中真正獲利；有意換屋時，也要付出高額的代價。

於是，高比例的有屋者共同支撐了地產意識，不斷加以再生產。高房價讓有屋者感覺資產升值，但其實是錯誤的意識，人民受害而不自知。

房價上漲帶動地價上漲，高地價不只讓私人開發成本提高，購屋者背負高房貸；政府要徵收土地的成本，也因為公告現值與市價連動而大幅提高。

種種公共設施如公園、停車場、道路、水利設施等，土地徵收費用都遠高於工程費，無形中讓稅金被鎖綁在沒有生產力的土地花費上，無法開闢更多的公共設施，環境品質因此無法提昇，其實落到一個全輸的局面。

無怪乎近二十年來，政府不得不大幅取消都市計畫中的公共設施，而各縣市政府熱衷於區段徵收以取得更多建地，實根源於地價太高財政負擔不起啊！

房地產的高報酬率，甚至吸引「聰明的」實業家放棄高科技而轉向房地產經營，顯然它是個比較更好賺的行業。但這些人的聰明其實傷害了更多的老同業，讓真正想投資於生產的業者，可能因為高地價而無法擴廠或新建。

當整個社會將過多的資金投注於沒有生產力的房地產上，長遠只會自食惡果。

台灣錯失卅年，政策方向必須調整

回看卅年前在那個關鍵時刻，台灣未能走上正確的土地政策──漲價歸公抑制房地價，經驗證實全民受害於其中。

如今，面對高房價，年輕人高呼買不起，不敢生養下一代；但政府根本不敢面對正因，只好轉個彎自己作東，要興建社會住宅、要包租代管，但成效其實有限。

高房價與高地價不僅影響年輕家庭的房事，也影響企業經營者的心態、改變實業投資的力道、影響商業經營者將房租成本轉嫁消費者，同時也影響政府的城市治理。總之，最後都繞回來影響人民的生活品質與國民素養。

如果理解這樣的問題，怎能不將房地政策視為最重要的核心政策？

歷史若能倒轉，卅年前的台灣，如果能理性面對經濟成長後的社會躁動，訂定合理稅制落實漲價歸公，產生引導投資遠離房地產的效果，讓房地價穩定地維持在合理的範圍（如德國），今日台灣必然大大不同。可惜歷史不能倒轉！

然而，歷史不能重來，但能借鏡。台灣如若要長治久安，社會的地產意識必需扭轉，政策制度必需調整。不過，活生生的經驗告訴我們，地產意識與剝削體制不是一天形成的；同樣的，要改變它也不是一蹴可及。

路很遠，但只要方向對，終究可以走到；方向錯，則再久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