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達成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的背後盤算….鄧聿文@BBC 20180927

【Comment】

The Provisional Agreement between Holy See and China is not published.  No one knows what has been done.  It is betrayal.  A betrayal to God and to believer.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condominium can trace back to the British and Egypt to Sudan during 1899 to 1955 through Anglo-Egyptian Agreement, in which two parties agreed to govern Sudan south of 22 degree Northern Latitude, Anglo-Egyptian Sudan, together.

The pattern was the high rank officers were Europeans, while the middle and low rank officer were from Sudanese.

As to the Govern-General, UK presented the candidate first then he was appointed by Egypt.

The interesting part was Egypt was a de facto colony of the UK.

中梵達成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的背後盤算….鄧聿文@BBC  20180927

中梵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的簽署，在兩國關係史上是件大事。自北京上個世紀50年代斷絶與梵蒂岡的聯繫後，中梵事實上處於一種敵對狀態，直到中國改革開放，才恢復接觸。兩國都有改善關係的強烈願望，但受制於主教任命權的問題，始終不能突破。這次臨時協議的簽署，為兩國最終建交邁進了一步。

但梵蒂岡的行動，也遭到部分中國地下教徒和民主人士的不滿，認為是教宗向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低頭，為自己一己私利出賣了那些長年遭受北京打壓並抗爭的地下教徒。如何看待梵中簽署主教任命臨時協議背後的各自戰略考量呢？

各自的戰略考量

從梵蒂岡來說，可能出於兩個目的，一是看重中國未來龐大的信眾市場，就像一些人說的，梵蒂岡把復興天主教的希望放在中國。多年前，有人預估，世界未來最大的基督教徒國家是中國。雖然對於中國的信教人士，估算不同，差異極大，從幾百萬到上億不等，但有一點是大家都認可的，即如果中國將來放開對宗教特別是基督教的控制，信眾會出現井噴式增長，成為人數最多的基督徒國家並非不可能。對以傳播福音和建立人間天國為使命的梵蒂岡而言，這是無法忽視的，必須在這個前景到來前，就能進入這個市場，否則，會被其他宗教搶先。而要進入中國的宗教市場，搞好和中國政府的關係，得到後者的同意是關鍵。

二是改善目前教徒眾多的地下教會的處境。與佛教和道教不同，基督教的西方色彩使中國政府對它保持警惕態度，只信仰唯一神和承認教宗精神領袖地位的地下教會，和中共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因此，如果不合作，遭受後者的打壓和迫害就是必然的。面對教徒受壓迫的狀況，梵蒂岡除了道義譴責外，並無其他有效辦法。要使地下教會走向地上，合法化，梵蒂岡在主教任命權的問題上，就不能堅持不讓北京插手，需要做適當後退。

教宗方濟各表示希望能訪問中國

可能基於這兩個考慮，梵蒂岡和教宗最後向北京妥協。

就北京而言，從過去排斥梵蒂岡的僵硬立場到現在有條件接受梵蒂岡的介入，一方面可以看作其靈活性的體現，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首先，主教任命權是天主教的教義要求，既是歷史傳統，也得到世界各國天主教會的認可，北京長期拒絶，將自己孤立於世界之外，不能使天主教——無論是所謂愛國教會還是地下教會——很好地融入基督教世界，為自己說話；相反，北京對地下教會的打壓，給自己背上了一副沉重枷鎖，成為踐踏人權的壞榜樣。其次，信徒眾多的地下教徒為爭取不受控制而對北京採取的不合作態度和抗爭，以及他們和愛國教會之間的恩怨，除了上面提到的有損中國政府的形像外，也長期消耗北京的資源，造成廣大信教群眾對中共離心離德，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北京也亟需改變這種惡劣形像，消除隱患。

除上述考量外，一個特別的背景需要指出，即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對北京鬆動對主教任命權的立場也是有影響的。北京通過和梵蒂岡達成臨時協議，既向台灣傳達一個信號，也向基督教世界表明，北京有意改善和基督教的關係，從而使得西方國家和社會不能利用地下教會的問題指責和攻擊中國，爭取所謂人心。

儘管如此，中梵關係能否得到實質突破，北京在主教任命權問題能夠讓渡多大，以及雙方特別是北京的意圖能否實現，取決於協議達成後雙方的磨合和理解。由於協議的具體內容沒有公布，外界不知雙方做了哪些妥協，但中梵應該清楚，雙方經過曠日持久達成的共識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需要在實際中不斷磨合。臨時協議「臨時」二字所含的潛在詞是，如果雙方有矛盾和分歧，可以修改調整甚至不排除廢除，留下了這個空間。

越南模式

梵蒂岡和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在宗教問題上一直存在著衝突，蓋因共產黨不承認梵蒂岡在信徒中的權威，並認為這種權威會威脅共產黨的統治，但共產黨和教徒的長期對峙也使得其不堪重負，並事實上損害黨在教徒中的統治合法性。從這個角度看，共產黨執政國家也有借助梵蒂岡減壓的需求。這是在主權任命權的問題上越南模式達成的原因，算是暫時解決了兩者的矛盾和衝突。

所謂越南模式，是指越南天主教主教團將自己提名的主教候選人名單交由梵蒂岡，由後者從中選擇合適之人，再交給天主教，由天主教報給越南政府予以確認，最後由教宗按照越南政府同意的人選名單任命新主教。該模式的特點是，越南天主教新主教的產生需要經過越南政府和梵蒂岡雙方的同意，因而可以滿足雙方的不同需要。

越南模式被看作梵蒂岡得到面子，越南政府得到裏子。中梵之間關係得不到改善的徵結也在雙方對主教的任命達不成一致，因此越南模式被眾多人士認為是可以借鑒的一個現成方案。從目前看，或許也只能如此，但中國的情況比越南複雜得多，類似被政府承認的愛國教會和不被政府認可的地下教會的矛盾，在越南不存在。另外，中國政府對不服從自己領導的教徒的打壓也比越南嚴重得多。故中梵臨時協議的達成在地下教會看來就不是一件好事，其和中國政府的緊張關係很可能不會因中梵關係緩解而自動緩解。

另一方面，中共對包括宗教在內的整個中國社會的控制現如今達到近年來最嚴厲的程度，黨對任何挑戰自己權威的舉動都不能容忍，因此在磨合之後，當中共發現這種主教任命方式從長期來看，會引導中國的基督教徒倒向梵蒂岡時，是否會再向梵蒂岡妥協，讓後者擁有形式上的主教任命權，是存疑的。就算不修改或廢棄協議，中共勢必在具體操作中，盡可能壓縮梵蒂岡形式上的主教任命權力。

所以，中梵關係的真正改善，中國有限的宗教自由，可能要等到中國政治寬容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