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不穩定和充滿混亂○莫之許(2016.03.29)

【Comment】

北京將有痛苦的面對：釋放既有權力，或是保持權力而毀滅。

不知是否看到蘇聯而嚇到，或者江澤民等貪腐太嚴重，顯然習近平走的是後者。

文章說「「在2009年中期，曾慶紅退休之後，中共的方向突然發生了轉變。」而我的觀察是2010年，變化外顯。雖不知道變化是什麼，卻可以回溯2009年中期的這個時間點有事件發生。

問題是，中國（應該是中共）的崩解，會是讓人措手不及的。出現的住況，也不是「中華民國憲法」可以解釋或處理的。

要有一顆彈性與開放的心，才能面對。

中國未來：不穩定和充滿混亂○莫之許(2016.03.29)

2015年3月6日，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L. Shambaugh）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中國即將崩壞〉（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文章列舉了五個方面的標誌性現象，並認為，中國的政治體系嚴重崩壞。這一觀點頓時引發了廣泛的關注。

1989年以來，關於中共統治即將崩潰的預言並不少見，沈大偉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有兩個原因，其一，沈大偉本人與中共官方保持良好的關係，中國翻譯並出版過他的著作，官方媒體也援引過他的觀點；2015年1月，在中國外交部下屬的外交學院還把他列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的第二位。其二，沈大偉曾經對中共統治的前景有相對積極的評價，沈大偉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一樣，被看出是所謂「韌性威權」的主要倡導者。

這兩位美國重要的中國研究專家在過去幾年，對於中國走向的判斷有著劇烈的變化。

黎安友在2003年1月發表於美國《民主》雜誌的〈威權主義的韌性〉一文中認為，「中國沒有出現民主轉型，反而是完成了由極權主義向經典威權政權的轉型，並且似乎變得越來越穩定了」。而沈大偉在2007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2008）則認為，中共通過學習和適應，有潛力去克服或遏制包括腐敗在內的諸多問題。

但兩人卻在過去幾年翻轉了對中國威權平穩運作的看法。沈大偉去年在《華爾街日報》的這篇文章，是他個人觀點的一個大翻轉，同時也被看作西方主流學界對於中共統治未來圖景開始轉變的信號。他寫道：「專制正嚴重壓迫中國的體制和社會，使其更接近崩潰點。終結的過程則可能拖延、不穩定和混亂」。

就在最近，2016年3月，沈大偉的新書《中國的未來》（China’s Future）出版，他繼續呼應其一年前的觀點，更詳細地解釋了這個結論是如何得出的。他在書中寫到，如果中國保持2009年以來的強硬威權路線，就將不可避免地像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一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社會會變得更加不穩定和難以預測，如果沒有政治自由化，一些因素到某個點就會「突然折斷」。很顯然，這與當初的韌性威權具有調適能力的圖景截然相反。

更引人矚目的是，類似轉向並不僅見於沈大偉身上。

最先於2003年提出韌性威權概念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2009年就在〈威權主義的非永久性〉一文中指出，「中國未來最有可能的轉型方式仍然將是天安門事件那樣的模式」，此外，筆者也注意到，還有更多的政治學家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如2015年11月在《美國利益》發表的〈共產黨在中共統治的黃昏〉（The Twilight of Communist Party Rule in China）一文中，美籍華裔的政治學家裴敏欣也認為，「中共89後維持政權的策略已經無法持續，而最新的替代策略，卻似乎正在加速其統治的結束」。西方主流學界對於中共統治未來圖景確實發生了轉變。

韌性幻象的出現

中共具有學習和調適的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自毛澤東去世以後，中共一直在尋求有別於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的發展模式。這種以實用主義為主導的努力，也並非沒有具體的目標，中共在一開始所學習的對象，正是當時尚處在威權統治下的台灣、韓國、新加坡，以及自民黨長期一黨執政的日本所代表的東亞威權發展模式。

1989年，中共鎮壓了民主運動，隨後，東歐和蘇聯出現巨變，許多人對同為共產極權國家的中共政權有著相當悲觀的前景預測，然而，中共並沒有終止上述嘗試和努力，恰恰相反的是，受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政權崩潰的刺激，以鄧小平南巡為標誌，中共更加加速了1980年代開始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進程。

與許多人的預測相反，中共政權從衝擊中走了出來：成功地融入了國際經濟秩序、取得了持續的經濟成長；同期，還實現了江澤民與胡錦濤之間和平的權力交接；在經濟增長的奇蹟映襯下，儘管也有著越來越嚴重的腐敗，體制官僚也顯得似乎專業和能夠回應社會需求；此外，儘管期間鎮壓了中國民主黨的組黨嘗試，壓制了法輪功群體的訴求，經濟增長帶來的績效合法性，還是提高了中共政權的支持度；文化消費自主和網絡時代的來臨，更給人以一種寬鬆的感覺。總之，在許多觀察家的眼裡，中共政權通過有效的調適，「已經進行了自我鞏固」，「中國這種特殊的威權體制，已被證明瞭是具有韌性的」。（黎安友，〈威權主義的韌性〉）。

不僅如此，在許多觀察家看來，獲得韌性的中共政權，還可以通過進一步的轉型，變為更開放、更自由化的半民主或一黨獨大型政體，如沈大偉所言，中共「也可以採取主動和動態的方式執政，以開放的姿態，嘗試引導和管理變革」。這些措施，包括經濟進一步私有化，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以及土地的自由流通；也包括進一步的法治化，以促進經濟發展和創新；政治上的轉變則在於，通過以「三個代表」為核心的黨建措施，將私人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管理階層等新興社會階層吸納進入體制、甚至吸收入黨，將不僅能改變中共的執政方式和風格，也能夠改變其成分和方向。在一定程度上，這類似於在1970年代退出聯合國等危機後，國民黨在台灣所實施的本土化策略。

而在大陸內部，也有許多人相信，通過這樣的開放和主動改革，中共可以實現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而市場化和對外開放，不可避免地會帶來私有經濟和新興中產的壯大，也會促進包括NGO在內的社會組織的興起，最終，在新興社會力量的推動下，轉變了的中共就可以與社會力量漸進、互動、平穩地實現包括政治體制在內的全面轉型。

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上述觀察和預言，幾乎在其剛一出台，就隨即失去了其解釋力。

首先，那些曾經被寄予希望的進一步變革並沒有出現：在經濟上，1990年代的「抓大放小」被「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所代替，非但沒有出現進一步的私有化國企改革，反倒出現了被稱之為「國進民退」的現象；法治化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不是朝向更重視權利、規則和限制政府權力，而是以所謂「三個至上」（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為代表的國家主義傾向的重新抬頭。更令人失望的還在於，曾經被寄予厚望的「三個代表」路線，在經歷了江澤民與胡錦濤的權力交接之後，迅速地偃旗息鼓，而淪為了某種擺設式的存在。

其次，即使是那些被看成是韌性威權的基礎的內容，也被事實所證明並不那麼穩固：薄熙來事件表明，圍繞最高權力的爭奪，並不因為任期制而消失；十八大以後，習近平的強勢反腐，不僅樹立了自己的個人權威，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集體領導體制，也破壞了官僚體制通過經濟發展獲取政績和個人利益的一致性。從制度化的層面來看，作為後1989政權存續關鍵的精英的團結、基於績效合法性的官僚驅動力等等，都迅速地成為了過去。

或許，還要加上2015年令人大跌眼鏡的股災表現，與曾經一度被看作神話，但最終被證明不過是平庸之輩的日本經濟官員一樣，曾經被認為經過專業化而具有高超能力的大陸官僚，也迅速淪為了國王的新衣，這表明，作為韌性威權核心內容的精英選撥、並通過這一精英群體的學習和適應能力來回應社會要求，推動經濟發展，很可能只是一個神話，曾經的經濟奇蹟，也只不過是趕上了一段好時候。

最後，威權體制的韌性，最終還是需要建立在對於新興社會階層的吸引之上，而隨著「三個代表」路線的無疾而終，中共越來越將政權存續的基礎，放置在對新興社會的壓制之上。儘管體制可能成功地在短期內獲得了相對安全，但卻造成了新興社會階層對於體制的離心傾向。

在2015年3月那篇引起轟動的文章裡，沈大偉舉出了5個具有指示性的現象，其中第一個就是「中國的富豪們已經一腳踏出了國門，他們已經為一旦制度真正開始崩潰而大批逃亡做好了準備。」事實上，不僅富豪，移民已經成為中產以上階層普遍的話題，和越來越多的行動。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對新興社會的壓制還有著越來越強的趨勢，對網絡言論、維權律師、NGP群體、宗教群體的打壓在規模上和力度上都在升高。

黎安友從發表〈威權主義的韌性〉一問，到承認「中國未來最有可能的轉型方式仍然將是天安門事件那樣的模式」，不過區區數年，2015年，沈大偉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坦承，「在2009年中期，曾慶紅退休之後，中共的方向突然發生了轉變。」而此時，距離其《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一書的出版，還不到兩年。而中共自從奧運之後強化的維穩體制，以及中共十八大之後越來越顯著的強力壓制，所有這一切都表明，當初在經濟奇蹟映襯之下，所做出的威權主義所具有的韌性，現在看來更像是一種幻象。

真實的未來是什麼？

為什麼威權韌性的幻象會如此迅速地消失？這或許是許多外部觀察家和大陸內部思考者都共同關心的問題，每一個觀察者和思考者也都會給出不同的答案組合，而在筆者的理解，有一些基礎性的因素，可能是導致威權韌性幻象迅速消失的原因。

首先，後1989年的政權存續基礎內容或者說威權韌性的表現，包括精英團結、績效合法性、對新興社會精英的吸納、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等等，所有這一切，可能都來自於對於1989事件的回應，比如，精英團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89鎮壓和蘇聯、東歐政權垮台所帶來的內外刺激下，所產生的一種危機意識，或者說「一條船主義」，讓精英們暫時團結起來，並在一定時間內服從了任期制和集體領導等規則，然而，這一危機意識當然會隨著時間而逐步弱化，換言之，從一開始，這就可能只是一種短期現象，而不是制度化表現。

其他如韜光養晦、注重經濟發展、對新興社會精英的吸納等等，都可以從這一點得到解釋，而如果說後1989年的政權存續基礎內容或者說威權韌性的表現，是基於1989年鎮壓後的反應，那麼，就不要忽略，1989年鎮壓之所以產生，是為了堅持專政，拒絕自由化，「一步都不能退」，這也同時就意味著，所謂威權韌性的表現，從一開始就在維持專政、拒絕自由化的範圍之內，許多觀察家所期待的進一步改革內容，以及一些大陸人士所期待的漸進轉型，實際上從來都不在中共政權的考慮之內。

以維持專政為目標的體制表現，伴隨著驚人的經濟成績，曾經給人以韌性的幻象，但是，在大陸經濟增速減緩，新興社會階層訴求上升，以及普遍的腐敗等內外壓力面前，迅速露出了其更加壓制性的一面。沈大偉在新書中，仍然認為「政治體制是關鍵」，認為「中共可以帶領中國回到政治改革的道路上，逐步加強政治開放和改革，同時不會失去控制和權力」，並因此能輓回其走向衰亡的最後階段。

不過，以我上面的簡短分析的邏輯，後1989政權存續基礎內容或者說威權韌性的表現，從一開始就排除了政治自由化的內容，也就根本不會有政治改革，恰恰相反的是，維持既有的專政體制，才是中共政權的前提。展望未來，沈大偉所預言的拖延、「高度不穩定和混亂」（highly unstable and unsettled）的衰亡過程，才是遠為可能的真實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