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我的「抗日外公」與日治下的爺爺○劉子維 at BBC(2015.08.13)

【Comment】

我很好奇，課綱教科書如何面對這段，居住在台灣的人，多數都體驗過的事實。

假使，課綱教科書不能面對，那教科書對人們有何意義？

意即，為何要學生浪費生命在無意義的事物上？

就二二八事件（台灣一般人受害多）而言，必須與白色恐怖（外省一般人受害多）一起講。然而，政治不允許。

因為，假使允許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一起講，會倒下的就是國民黨。

特寫：我的「抗日外公」與日治下的爺爺○劉子維 at BBC(2015.08.13)

78年前的8月13日，中日雙方第一場大型戰爭「上海松滬會戰」爆發。我外公的堂哥「八百壯士謝團長」鎮守四行倉庫，我爺爺的大哥在台灣的日軍兵工廠製造軍械。

1941年，當「八百壯士謝團長」在上海英租界被日本人暗殺時，我的外公在廣東鄉間躲日軍空襲，我的爺爺在台灣受日本教育。

二次世界大戰時，外公唱著「中國一定強」，爺爺唱著「榮譽的軍夫」。1949年，當外公隨著國民黨軍隊撤退來台時，爺爺在台灣鄉下種田。現在他們都生活在台灣，彼此相距不到20公里。

在台灣閩南語（台語）中，爺爺和外公都稱作「阿公」。為了區別，我喚住在城市裏的外公「街上阿公」，稱呼住在農村的爺爺為「鄉下阿公」。

「街上阿公」的名字是謝謨，生於民國19年（1930年），現年85歲。身分證上的籍貫寫的是「廣東省蕉嶺縣」，我母親舊式身分證上的籍貫也是廣東。

直到我上中學，母親才對我說，外公的本名是「謝晉仁」，和1937年上海松滬會戰保衛四行倉庫的「謝團長」謝晉元是同字輩的堂兄弟關係。外公說，改名的原因是因為：「覺得命運不好，想忘記在大陸發生的痛苦的事。」當時想過有朝一日還會回家嗎？「哪還敢想，沒有錢，家也都沒了啊。」他說。

四行倉庫保衛戰

外公捧出珍藏的「謝團長晉元遺像」，展示他多年以來收藏的相關剪報，並教我用客家話，以家人關係，稱呼謝晉元為「舅伯公」。

因此，他在1949年國共內戰，隨著國民黨軍隊到台灣後，用新的名字，經人介紹娶了相差13歲，只會說台語，來自台南的外婆。這是當時台灣典型的婚配模式──本省籍少女與外省籍軍人。

外婆出生在日治時代末期，有一個日本名「照子」，她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是台籍日本兵，二戰時被派往南洋，根據我母親轉述：「他很害怕，所以都躲在森林裏，直到戰敗被送回台灣。」

外公來台之初是國民黨軍人，後因在大陸受過高等教育，成為小學教員直到退休。他的母語是客家話，也說流利的廣東話和國語，來台灣又很快學了台語。他寫得一手好字，家裏牆上掛著一幅廣東老鄉贈予他的書法──「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小學時，他常教我寫書法，但多數時間他很少說話。每天早起散步，沉默地閱讀《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下午看客家語歌唱比賽節目，周日晚間一定要凖時打開電視收看《大陸尋奇》。

外公離家44年，終於在兩岸開放探親後，回到廣東老家祭祖。我向外公說，我想寫一篇關於他的故事，他一改平日的寡言，滔滔不絕地講起「謝團長」，甚至用手寫了一篇長達1500字的文章，要母親用手機通訊軟體拍照傳給我。二戰時，日軍攻擊上海閘北，外公寫到：「為了讓全線成功撤退，蔣介石刻意留下一部分兵力引誘敵軍。遂命謝晉元留守閘北抗敵，領導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

名喚謝晉仁的外公，童年時就很仰慕黃埔軍人晉元堂哥。他說，對日抗戰期間，謝晉元將孩子留在家鄉以躲避戰火，外公小時候就和他們一起長大，一起躲過一次次日本空襲。老家遭受日軍轟炸、敬愛的堂哥又因為日本人而死，外公因此非常痛恨日本人。

他在親筆文章中寫到，謝團長死守四行倉庫三個多月，「在1937年10月31日的深夜，奉命率領部隊撤入英租界，從此八百壯士被羈困在孤軍營中。」在孤軍營的四年，謝團長「意志彌堅，嚴格督軍，勵精圖治。當時日偽多次誘降，均遭嚴辭拒絕」，但他仍在1941年死於被日本人買通的叛軍刀下。

除夕夜的日本兒歌

我的「鄉下阿公」名叫劉明福，他記不清楚自己哪一年出生，每當問到年齡時，他總說他生肖屬豬，現年80歲。

爺爺一輩子都在台灣南部生活。根據父親的說法，由於爺爺的父祖輩極為貧困，因為經濟因素入贅、改嫁，本姓與原籍已不可考，也沒有族譜記錄。只在家中的神明廳裏找到寫著「清朝乾隆年間」的祖先牌位，家族墓碑上刻的是「江蘇彭城」。

爺爺和同樣生肖屬豬的奶奶在鄉下務農，種過竹筍、水稻、高麗菜等等作物，也養過家禽。在我有記憶以來，他就是一個膚色黝黑、挺著肚腩、沉默寡言的老人。

在幾年前他還能耕種時，總是天還未亮就套上雨鞋去「巡田」，下午和他的大哥一起合唱用卡帶播放的日語歌曲，晚上凖時收看電視上台語發音的布袋戲。

木訥的爺爺很少主動向兒孫們搭話，這幾年，他對現實的記憶力越來越差。但只要向他問起「日本時代」的事，他依然能侃侃而談到忘我之境。

有一年除夕夜，我在飯桌上突然提到「唱日本歌」的事，爺爺就唱起了他記憶中的日本童謠。他有個發音類似「福助」的日本名。「福助」用台語說：「我小學三年級之前學的都是日本話，我們每天排隊走路去學校，沿路就唱日本歌。」我問他，老師是日本人嗎？對他們好不好？他說：「『先生』（老師的日語）當然是日本人，很照顧我們，『大人』（警察的日語）很兇，偷東西的人手會被砍掉。日本戰敗之後就不知道他們怎麼樣了。」

爺爺說，他知道村莊附近曾有日本敢死隊隊員駐守。

爺爺小學三年級後學的，他說是「北京話」。小學畢業後，因為家境貧窮，就如同村莊裏大部分的人一樣，當起了農夫，日常生活都還是說著台語。

二戰時，爺爺躲避的是美軍的空襲，他告訴我，村莊附近曾經有日本敢死隊駐守，「就是會在身上綁炸彈，架著快壞掉的飛機去撞美國人的船的日本兵。」他說。爺爺的大哥在日軍兵工廠工作過。父親說，大約十年前，爺爺大哥的葬禮上播放的音樂，是他生前最喜歡的一首歌──日本海軍軍歌。

上個月，我的弟弟要加入中華民國國軍服役前夕，我們舉辦了一場家族聚餐。席間爺爺說，當年（1942年）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村莊中被徵召的年輕人身披彩帶，家中掛上日本軍旗「旭日旗」，眾人唱著由台語歌曲「雨夜花」曲調改編的日語歌「榮譽的軍夫」相送。

「紅色彩帶，榮譽軍夫，多麼興奮，日本男兒。」我的爺爺，在2015年的夏日，依然能將歌詞一字一句地唱出。

二十多年前，鄉下男孩與城市少女，都因為家境清貧而進入公費大專院校就讀，因而相識、結婚、成為我的父母。

我的「鄉下阿公」和「街上阿公」並不常碰面。最近一次見面，是因為兩人都要去醫院，遂由母親一起接送。

兩個平時就寡言的老人，互相問候對方身體狀況。「謝晉仁」和「福助」流利地說著台語，「福助」將寫著中文的藥袋展示給「謝晉仁」。他們的孫女，說著三句客家話、一點點廣東話，英語和台語流利程度差不多的我，用中文寫下這段，對台灣人來說並不是太特殊的，關於大時代下，身分認同交錯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