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事件的世界意义及其对中国的警示—3○张文木 at 观察者(2014.12.28)

可以说，这次对乌克兰事件反应最强烈的是德国和美国。美国对此激动是由于这些年美国“赵括式”的战略家们的无知，他们不清楚当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年）和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年）

为什么在希特勒即将统一欧洲的时刻，决定出兵对其加以阻止的真正目的[17]；更不清楚，美国利用诺曼底登陆将苏联放入东欧并由此挤碎欧州的原因——因为一个破碎分裂的欧洲是保证强大美国的必需环境。[18]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1941年希特勒进攻乌克兰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那里的石油，希特勒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名字命名他的侵苏战争计划（即“巴巴罗萨计划”），说明其真正目的主要是为了欧洲的统一。因为乌克兰是欧洲，特别是东欧的斩腰之地。苏联控制了乌克兰，就控制了黑海东岸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并由此大大减少了这些国家对西欧的向心力。而没有这些国家对西欧的向心力，欧洲的统一是无法完成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英国人对在摧毁苏联战役中立了头功的撒切尔夫人的逝世反应冷淡，因为打倒苏联的结果是使欧洲大陆有了统一的空间，而与亚洲大陆统一对日本的影响一样，欧洲大陆统一的结果必然造成英国在欧洲从中心转向边缘；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为欧洲统一做出重大贡献的德国首相默克尔对俄国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如此痛心疾首——因为俄国向乌克兰西方和黑海南方的推进，将使即将完成的欧洲统一进程功败垂成。为此，默克尔在习近平主席访欧期间赠送中国一幅据说“是1735年德国绘制的第一幅精确的中国地图”（参阅图4），[19]其意在于将中国注意力引向中国北境，由此减轻俄罗斯在乌克兰对欧洲统一的战略压力——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苏联解体后，美国人并不知欧洲与俄罗斯的力量失衡对美国将意味着什么，很有些得意忘形，不自觉地为欧洲人干起“战略清道夫”的活儿。这时，美国人对其霸权形成的历史及其地缘政治基础已是完全无知，进一步将本来马歇尔时期的美苏之间“周瑜打黄盖”式的相对对立关系转变为“汉贼不两立”[20]的绝对对立关系。1991和1992年，美国促成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大幅收缩。1999年，美国在推动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北约的同年，又领导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将科索沃从塞尔维亚剥离开来。2002年11月，北约布拉格首脑会议决定接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7个国家加入北约。这是北约自1949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2004年3月，上述7国正式递交各自国家加入北约的法律文本，从而成为北约的新成员，使北约成员国从当时的19个扩大到26个。2004年5月1日，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成员国。这是欧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东扩。扩大后的欧盟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5个。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宣言，此后欧盟成员国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四国外长先后宣布承认科索沃独立。美国也在2月18日发表书面声明，宣布正式承认科索沃独立。2011年，法英两国又成功出兵并控制利比亚，面对节节退让的俄罗斯，大有一种“我胡汉三又回来”的范儿。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欧盟利用欧洲小国对贷款的需求，逐步回收其主权，这进一步提升了欧洲统一的水平。

如果我们看一眼地图，就会惊讶地发现，科索沃“独立”使丘吉尔1946年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从东欧的西界实实在在地推至俄罗斯家门口。欧洲力量及其依托的地理基础又接近恢复到二战前的“凡尔赛”格局，罗斯福、马歇尔为挤压欧洲而设计出的“小欧洲”（即西欧）的地缘政治布局已经改变。可以说，当年那个“华盛顿体制”没有在远东出现的当下，一个新“凡尔赛体制”在欧洲已经出现。而乌克兰事件的结局无疑是对欧洲即将完成的统一进程的拦腰一击。这对美国甚至对英国来说，真是利好的消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好像早就看透了。1975年9月21日，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对欧洲的威胁时，对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说：“美国人会怎么样？会保护欧洲吗？我是怀疑。真要打起来，它会要跑，跑回去，不干涉，然后再回来。”[21]毛泽东40年前指出的美国外交的这一特点，仍适用于今天的欧洲——同样也适用于今天在钓鱼岛问题上色厉内荏的日本；如果读读1953年6月2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朝鲜停战致李承晚的信[22]，就会知道美国人是不会为它的盟国流更多的血的。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19年，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小册子，指出了美国崛起必将依赖的苏联路径，他说“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23]。不知是否出于这样的智慧，2014年4月25日，奥巴马在韩举行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普京总统溺水，我当然会救他。”此前普京在同俄罗斯民众的“直播连线”中被问及如果他溺水的话，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否会救他。普京回答说：“奥巴马是一个相当正派和勇敢的人，他肯定会这样做。”[24]如果将此对白理解为双方在表达地缘政治依存相关性的暗喻，那就不能不承认奥巴马总统已有了罗斯福联袂斯大林共建压垮欧洲的“雅尔塔体制”的智慧。果如此，奥巴马缺的只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马歇尔式”的参谋班子和拥有与罗斯福同样有力即独立于华尔街垄断资本的权力[25]；果如此，等待奥巴马总统的很可能就是尼克松——毛泽东说尼克松下台是因为“他得罪了东部大财团”[26]——式的命运旋转。

奥巴马真是生不逢时：今天的美国已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其外交的重点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用军事手段予以惩罚。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国民劳动而是对外战争，“美国制造”的不再是民生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这时的美国已由华盛顿的美国蜕化为华尔街的美国。华尔街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今天的白宫已没有独立税权、金融权，遑论国有经济支持，白宫早已为艾森豪威尔所警告的“军工复合体”即华尔街垄断资本所绑架，成为华尔街的附庸。如果说昨天的罗斯福生逢“运来天地皆同力”的辉煌，那奥巴马面临的只能是“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悲怆。

毛泽东同志比较早地看出了这一点，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27]1960年5月8日,毛泽东提醒拉丁美洲的朋友说：“西方国家和美国同我们的是两套。朋友们，哪个对，将来看吧！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不喜欢帝国主义制度。”[28]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人民通过“占领华尔街”行动表达他们对美国“帝国主义制度”的不满，“再解放”的任务对美国人民来说显得比以往更加迫切。

1945年2月罗斯福逝世，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我愿把自己的生命信托马歇尔将军。”[29]其深意在于希望罗斯福和马歇尔制定的联苏共治世界的政策在美国能得到继续。看到美国日益偏离罗斯福联苏政策的变化，斯大林很是失望。当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听罢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为美对华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着要领的申辩后感叹道：“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30]斯大林明白，将东欧让给苏联并与苏联以一纸“雅尔塔秘密协定”将中国沿长城南北一分为二——它因毛泽东1949年挥师过江而化为泡影，是马歇尔劝说罗斯福为美国制定的大战略；正是这个战略，美国和苏联才能有战后的共治世界的霸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