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南海政治經濟學

【Comment】

大航海的經略之後，各國就要進行管理。

基於不同理由，各國提出：海洋自由與海洋封閉兩概念。前者為國際法之父格勞秀斯所提，後者據本文所提為英國律師薛爾登（抱歉以前完全不注意此人，因為他的主張根本不是國際法主流）。

16-19世紀，海洋中有私掠船(privateer)肆虐，那是由國家頒發私掠許可證，授權個人攻擊或劫掠他國船隻的行為。私掠許可證以契約形式控制私掠行動，比如只能針對某個國家，只能在某個海域攻擊等等。這和海盜有著本質的區別。如果私掠船長破壞了該契約，就很可能被要求賠償對方的損失甚至被取消許可證。

1603年2月25日的葡萄牙克拉克帆船Santa Catarina，被荷蘭海軍上將Jacob van Heemskerk的艦隊在新加坡外海所攻擊。這艦隊未獲得荷蘭共和國對私掠船的任務授權，其行為實際上是海盜。

關鍵是，英國最後也接受海洋自由的概念。

到現代，這概念化為法條，即〈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

經過幾世紀的討論與實證，公海自由已經成為海洋法的基本概念。

基於中國無端擴大海洋範圍，林泰和提出警語，並推論：「中國捍衛其所聲稱的『島嶼主權』，堪為薛爾登的傳統。」

此話要保留。

因為中國的主張不管現行國際法體制的規定恣意發明名詞與概念，擴展權力範圍，比「社會主義法學」、薛爾登的「封閉海洋」更為激進。

嚴謹而言，中國的行為不能歸類為「薛爾登的傳統」。

只能說，21世紀的中國要重回先前400-500年混亂無秩序的海洋時代。

除了海洋自由外，Santa Catarina案的啟示是，柔佛與VOC的密切外交關係；葡萄牙不願公佈的東方的商業秘密被開啟。

更重要的是時代處於葡萄牙→荷蘭的移轉期，至於荷蘭→英國與法國，是稍後的事情。

包括作者在內的許多人預示著：海洋是否要由英美移轉中國？

假使如此，挑戰會在想像以外的激烈。

南海政治經濟學○林泰和 at 自由(2015.06.22)

英國冒險家羅力爵士曾說：「誰能掌握海洋，誰就能掌握貿易；誰能掌握世界貿易，誰就能掌握世界財富，進而掌控全世界。」這一段話，點出海洋的重要性，更具體的說，海洋重要性在於其四大特性。

第一，在資源上，海洋蘊藏許多寶貴資源，包含：魚類與天然氣等自然資源。第二，在經貿上，海洋是運輸與交易的媒介，全球有九十五％的貿易經由海上進行。第三，在文化上，海洋不僅能運輸貨物，也能做為資訊、思想與文化傳播的媒介。第四，在政治上，海洋做為支配的媒介，在外交、軍事、戰略等具有巨大重要性。其中以第四點最為重要，因為唯有在戰略上控制海洋，才能掌握海底資源，控制貿易航路，傳播文化思想。

通常海洋上事務，是反映陸上的爭端。十六、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與英國等在歐洲的權力競逐，反映在其亞洲目前南中國海海域的權力競爭。一六○三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在當今新加坡附近，砲擊並扣押葡萄牙貨船「勝塔卡塔力納號」。貨船到達荷蘭時，船貨拍賣總值高達三百五十萬基爾德，等於東印度公司半個資本額。為解決挾持商船的法理問題，荷蘭菁英向當時的律師格勞秀斯求救，撰寫法理依據。

格勞秀斯與薛爾登的爭辯

葡萄牙人主張他們發現通往亞洲的航路，因此獨享與亞洲的貿易權，並有權決定誰可在他們的領域航行，但格勞秀斯認為，海洋和天空一樣，不能被任何國家佔領，因此人人可以使用它。更進一步，格勞秀斯認為，船隻有「無害通過」他國海域的權利，這些主張見於格勞秀斯發表的《海洋自由論》中。而當時英格蘭非常氣憤，荷蘭在蘇格蘭與英格蘭沿海航行，攔捕鯡魚，因此要禁止外國船隻在英國沿海捕魚。但是英國須有法理依據，因此就教於律師薛爾登。薛爾登直接駁斥格勞秀斯的主張，在《封閉海洋》著作中，薛爾登提出國家有權在特定情況下，限制船隻進出其水域。他主張開放海洋是可以被「占領」。幾個世紀下來，薛爾登似乎輸去這場辯論，這是英國記者比爾．海頓在《南海》一書中的觀點。

格勞秀斯「航行自由」的主張，當然受到海洋貿易大國的歡迎，主要代表經濟的邏輯，資源的效率配置、貨物的自由流動與開放的市場運作。薛爾登的「封閉海洋」，似乎代表政治邏輯，權力的絕對控制、貨物的必要管制與排他的國家統治。直到今天，南海問題仍被此海洋的政治經濟權力關係所困擾。英國海軍戰略家柯白曾說，海權的重點並非放在海上事務，而是影響陸上事件的結果，例如甲午黃海海戰，扭轉日中權力關係。但同樣重要的，海上衝突也根源於陸地上的政治關係。習近平的海洋強國政策，展現在東海與南海的強勢作為，引起美國「亞太再平衡」的戰略反制。美國所堅持的「航行自由」原則，源於格勞秀斯，而中國捍衛其所聲稱的「島嶼主權」，堪為薛爾登的傳統。

做為海洋貿易國家，我國掌握南海太平島。而且台灣自東寧王朝起，推動國際貿易，積極利用海上優勢，商船積極分頭開往日本、琉球、呂宋、暹羅，創造「南北」的貿易關係，代表國際化，因此台灣有「南北貨」，但是無「東西貨」的說法。當今台灣與中國東西的「兩岸」政治關係誠然重要，但與美、日、東南亞的緊密貿易及政治關係，更是不可偏廢，因此，格勞秀斯與薛爾登的論辯，可以提供台灣重要借鏡與反思。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