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西太平洋的美中博弈○FT (2014.07.10)

【Comment】

美國對於蘇聯的謹慎，一直並未用在中國身上。

她天真的以為，前者是共產黨，而後者只不過是民族主義者。這印象，從二次大戰時就存在至今。

這些人不知道，當我們在講國際法的戰爭、武裝衝突時，他們偏用「不宣而戰」。至於像中國的海洋邊界認知、主張與用語，與國際通行的海洋法公約規定差異很大。包括：

○海洋＝島嶼＝國土，暗示著「海洋國土＝陸地國土」；

○戰略邊疆 ≠ 地理邊疆；

○狹義國土（陸地與領海） vs. 廣義國土（臨接區、專屬經濟海域 EEZ、大陸棚）

○管轄＝擁有，主張「管轄海域＝管轄國土」；

○大陸棚權利＝海床＋水體＋空域；

用與大家不同的名詞，才好上下其手。是或不是，都是他們才能定義。

不瞭解這點，就是「問錯問題」，即無法擬定正確策略。

分析：西太平洋的美中博弈○FT (2014.07.10)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57177?full=y

2012年6月，美國和中國高級官員在弗吉尼亞州南部開會，討論發生在南中國海的一場持續已兩個月的危險對峙。

來自中國和菲律賓的數十艘公務船和漁船匯聚在距菲律賓海岸120海裡、中菲兩國都宣稱擁有主權的環礁——斯卡伯勒淺灘（Scarborough Shoal，中國稱黃岩島）——的潟湖內。爆發海戰似乎是一個真切的可能性。

隨著台風季即將來臨，美國試圖撮合達成一個和解協議。美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 (Kurt Campbell) 和中國副外長傅瑩結束會晤時，美方以為自己促成了中菲雙方都撤回艦船的協議。接下來的一周里，菲律賓方面的艦船離開該海域返港。

中國的艦船則呆在原地。兩年後的今天，各方仍可感受到這件事的餘波。

在北京，有些人在談論“黃岩島模式”。按照這種模式，中國可以一次奪取一小塊地盤，逐步對西太平洋施加控制。換句話說就是某種增量式的修正主義，慢慢地把美國排擠出去，卻從不留下引發全面對抗的口實。

在華盛頓，針對美國官員眼裡的中國不講信用行為，美方的不快正在影響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 (Barack Obama) 行政當局內部的一場激烈辯論，這場辯論的焦點是如何回應中國的“切香腸”戰術。

近幾個月來，美國對於自己在南中國海採取的對策得出了兩大結論。首先是它的威懾努力效果有限。盡管美國自2010年以來多次表示關註並發表相應言論，但中國繼續以導致鄰國和美國不安的方式慢慢地改變現狀。

第二個結論是，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戰略在一定程度上問錯了問題。

幾年來，五角大樓一些最優秀的人才專註於美國如何打贏美中之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並提出了“空海一體戰” (AirSea Battle) 這個新概念，以確保美國戰機和軍艦在衝突期間能夠進入戰區。

但現實情況是，華盛頓面臨一種非常不同的軍事挑戰，即中國往往出動民用船舶（而非海軍艦艇）低調地施加控制——這是一個灰色區域，通常不致引發美方的回應。

“我們需要少談一場假設的重大戰爭，更多地考慮我們每天面對的實際情況，”美國一名曾負責亞太地區的前高級指揮官表示，“我們應當不難拿出一項在謀略上勝過中國的戰略。”

正在考慮的方案包括，動用偵察機和雷達收集更多有關中國行動的情報，以及增加空軍和海軍的行動，挑戰中國在新的區域施加控制的企圖。

美國面臨的兩難困境在於，既要想方設法提高中國所作所為的成本，又要避免為了大部分美國人都會覺得毫無價值的一堆岩石引發一場對抗。

美國的對策正在引發不同的反應。“我們做得越多，效果就越好，但迄今這一切都感覺像是很多不到位的措施，”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邁克爾•奧斯林 (Michael Auslin) 表示。美國一名前官員在點評奧巴馬政府時表示：“也許對中國強硬起來是對的，但你希望對中國強硬的人是這些傢伙嗎？”

其他人認為，與其那麽註重威懾，不如加強與東南亞的貿易往來，使這些國家覺得自己擁有中國以外的經濟選擇。

斯卡伯勒淺灘對於美國及其盟國拿出另一個新對策起到了很大作用。菲律賓外長阿爾伯特•德爾羅薩里奧(Albert del Rosario) 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那件事是“催化劑”，促使馬尼拉方面決定將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主張提交國際仲裁。

盡管美方對於斯卡伯勒淺灘當年的事態發展仍有不滿，但華盛頓沒有表現出重提這一問題、敦促中國撤出的意願。

上月在新加坡的一個會議上發言時，傅瑩否認她在2012年曾與美國外交官達成任何協議。“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麽協議，”她表示，“中國所做的只是留意這個島，擔心菲律賓會故伎重演。”

美國官員的說法與之存在差異，他們堅稱，2012年的會議上曾達成一個明確的諒解，即中方將帶著雙方都從斯卡伯勒淺灘撤出的想法回到北京，向高層領導人匯報。

他們說，尚不清楚傅瑩是否真的曾在北京努力陳述這一協議，或者中國外交部被中國體制內某些更為鷹派的元素（如軍方）否決。

“如果你細細想想這件事，這兩種可能性都不會有很好的結果，”一名當年的與會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