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和美國人是怎樣用權力謀私利的○紐約時報（2014.04.24）

【Comment】

令人慶幸的是，文章中所述及的門神，馬政府沒有；所謂的顧問，馬政府也沒有。台灣只有衝撞警察局的小屁孩，以及被小屁孩衝撞的基層警察，實在太幸福了！

中國人和美國人是怎樣用權力謀私利的○紐約時報（2014.04.24）
http://cn.nytimes.com/world/20140424/c24influence/zh-hant/

要想了解金錢和政治在全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裡是如何相互交織的，只需要讀一讀《紐約時報》過去幾天刊發的兩篇重要文章。

首先是傅才德 (Michael Forsythe)、儲百亮 (Chris Buckley) 和安思喬 (Jonathan Ansfield) 關於中國公開對周永康的許多親屬展開腐敗調查的報道。周永康是一名極有權勢的共產黨領導人，他的家人通過能源和房地產交易發家致富，目前則已身陷囹圄。

第二篇是 Michael Barbaro 關於傑布·布殊 (Jeb Bush) 的報道，布殊在離任佛羅里達州州長之後從事了大量的商業活動，而他的商業活動始於他哥哥擔任總統之時。他的工作包括擔任雷曼兄弟 (Lehman Brothers) 的顧問，以及另外兩家公司的董事。雷曼兄弟的破產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金融災難，而他擔任董事的那兩家公司中，一家挪用資金，一家有會計違規行為。

目前尚無指控稱現已成為總統競選人的布殊曾有任何違法行為，在這一點上，周永康也尚未受到指控。不過，這其實才是問題的關鍵：兩人的境遇反映了以權謀私行為在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裡的不同表現，或許更令人驚訝的是，反映了這種行為在兩國的相似表現。

在所有的現代社會裡，手握國家權力槓桿的人都控制着巨額財富的分配，所有的決定，從改變稅則到發放石油開採許可證，都關係到某人數十億美元的得失。這些政策的潛在受益人完全有理由去嘗試影響相關決策。

人們可以想像一個所有政治領導人都彷彿是哲人王的社會，這些領導人天生鄙棄金錢，因此能夠擺脫誘惑。但據我所知，根本沒有哪個社會處於這樣的統治之下。我們所見的國家選擇領導人的方式各式各樣：通過選舉上台的美國政客、前蘇聯的共產黨官員，以及領導梵蒂岡的天主教會高層紅衣主教。此外，在真實的世界裡，無論治理制度細節如何，那些有野心並最終走上高級領導職位的人都希望獲得一定數量的財富，以及這些財富帶來的舒適。

以權謀私是那些希望最終左右政客的人回報政客的機制。它是否合乎道德，是否合法，取決於某個特定國家對這種行為的具體容忍度。

在中國的制度中，人們都知道，對待獲得了大量財富的政界高官家人，司法機構會採取不能問也不能說的態度。起訴周永康的家人，等於是正面攻擊人們關於官員腐敗的前述理解。

在美國，人們的基本認識是這樣的：如果你在任期間收受了試圖影響政策的私人利益群體提供的經濟利益，很可能就違反了法律。如果你的近親這麼做了，情形同樣如此。問問前弗吉尼亞州州長鮑勃·麥克唐奈 (Bob McDonnell) 和他的妻子莫琳 (Maureen) 就知道了。眼下，麥克唐奈正因在職期間收受禮物而遭到起訴。

但在美國，一旦你離開高官職位，所有風險都會消失。你可以從本國媒體和通訊公司的監管人員搖身一變，改行為一家價值130億美元（約合811億元人民幣）的私人股本公司挑選媒體和通訊業的投資對象——奧巴馬總統的前聯邦通信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主席就是這麼做的。你還可以極力嘗試放鬆對大銀行的管制，然後成為本國最大銀行的一名高管，就像克林頓 (Clinton) 政府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 (Robert Rubin) 那樣。許多克林頓政府的官員都找到了發家致富的門路，人數之多令人驚奇。

或者，以傑布·布殊為例，你還可以接受雷曼兄弟提供的薪金，成為公司顧問。他的確切工作內容目前未見公開披露，但在2008年，當公司陷入困境時，公司曾派他與墨西哥億萬富翁卡洛斯·斯里姆·赫盧 (Carlos Slim Helú) 會面，看斯里姆·赫盧是否願意為雷曼投資（赫盧沒有這樣做）。

根據一份關於雷曼破產的調查報告，雷曼的首席執行官還曾考慮讓傑布·布殊要求他哥哥布殊總統致電英國首相，嘗試讓英國在最後時刻批准一項接管該公司的協議。目前並無證據證明傑布·布殊打了這個電話，但是，讓享受高薪的顧問給碰巧是總統的哥哥打電話要求業務扶持的主意，本身就體現了這種安排隱含的種種問題。

這種利用關係的做法，給人的感覺與中國普遍存在的做法非常相似。在中國，公司往往會僱傭政界人士的親屬，以期獲得政府優待。

當然，美國和中國的影響力遊戲是不一樣的。此外，並非所有腐敗都可以等量齊觀；這取決於特定類型的官員腐敗是否阻礙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如果出現了最糟糕的情況，一個國家各個層級的公共官員都理所當然地要求人們持續行賄，那麼，這個國家必然不會有十分有利的商業環境。

然而，正如哥倫比亞經濟學家雷·菲斯曼 (Ray Fisman) 所說，只要處於可以預測和管控的範圍，腐敗就能與快速的經濟增長共存（蘇哈托[Suharto]控制下的印尼和過去數十年的中國都是突出的例子)。此外，中國政府對更大的經濟份額持有更大的控制權，而且很少有人知道誰在從這些控制當中獲益，為何獲益。這種規模的腐敗溫床在美國是聞所未聞的。前美國官員可以通過政治關係掙到數百萬美元，數十億卻是個無法想像的數字。更何況，美國至少有一些能把政治人士所面臨的顯著財政問題公之於眾的機構。競選活動的遊說團體和企業捐助者都有公開相關信息的義務。我們還有自由的媒體環境，曝光官員腐敗的媒體往往會獲得普利策獎，而不是遭到審查或逮捕。對於美國的檢察官而言，在官方腐敗案中勝訴將有利於他們的職業發展，不會斷送他們的前程。

看起來，中國領導人還未對這些舉措中的大多數做好準備。但是，周永康家人受到起訴的事實說明，中國正在對中國政府——以及中國人民——可以容忍的軟性腐敗種類進行重新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