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造訪白宮，跟奧巴馬討論了敘利亞的化學武器、巴以和平談判，以及氣候變化問題。這是一次親切友好的例行交流。
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簡稱NSA）仍然提前開展了工作，竊取了潘基文在這次會晤中的談話要點，之後還將此事作為「行動亮點」，在每周的內部工作彙報表上大加炫耀。就算奧巴馬看到了NSA那條無關緊要的提示，也很難想像這能給他在一場友好交談中提供何種優勢。（白宮不願透露奧巴馬是否讀了那些要點。）
但這件事象徵著NSA運轉幾十年來，一直遵循的一項原則：如果能以任何方式監控一個外國目標，只要這個目標具備任何能夠想到的用處，無論這種用處是現在的還是將來的，NSA就應當監控。畢竟，美國情報官員揣測道，誰能發現呢？
數以千計的機密文件，勾勒出了NSA「電子雜食動物」的形象，它擁有驚人的能力，可以在世界各地進行監聽、實施黑客攻擊，竊取各國政府和其他目標的秘密，同時守護着自身運行的保密性。NSA會習慣性地監控盟友和對手，最近幾個星期以來，這一點已經變得很明顯；該機構的官方任務清單顯示，它利用監控手段在法國、德國等盟友面前取得「外交優勢」，從日本、巴西等其他國家那裡取得「經濟優勢」。
巴西總統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得知自己受到NSA監聽後十分憤怒，今年9月，奧巴馬站在她身旁時顯得局促不安。從那時起，這樣的抗議就層出不窮，包括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墨西哥、法國、德國和西班牙。尷尬的美國官員開玩笑說，很快就會有外國領導人抱怨NSA沒有監控他們，讓他們感覺受到了輕視。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小詹姆斯·R·克拉珀(James R. Clapper Jr.)一直把這種抗議稱為厚顏無恥的虛偽表現，因為那些國家自己也在開展間諜活動。但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他承認NSA的監控活動，就規模而言與別國大為不同，畢竟該局擁有3.5萬名員工，每年經費有108億美元。他說，「毫無疑問，從實力來看，我們可能會讓地球上其他所有機構相形見絀，也許只有俄羅斯和中國例外。」
自從愛德華·J·斯諾登(Edward J. Snowden)從6月開始公布NSA的文件以來，持續不斷的爆料已經引發了自NSA在1952年成立以來，有關其使命的一場最廣泛的辯論。人們對美國最大情報機構NSA的審視，引發了一場關於其宗旨和正當性的危機，白宮已下令對國內和國外情報收集活動進行審核。雖然大量注意力都集中在NSA是否侵犯了美國人的隱私上，比如國會和另外兩個審核小組就正在調查這個問題，但其他各國對美國監控活動表達的憤怒，已經引發了影響更為廣泛的問題。
如果行動的秘密性不再能得到保證，在外國開展監控活動的政治風險在什麼時候會超過情報所帶來的利益呢？很多外國公民現在使用美國的電郵和互聯網服務公司，他們的隱私是否應該得到保護，不讓NSA染指？美國互聯網巨頭與NSA的合作，無論自願與否，會在國際市場上損害它們的利益嗎？NSA破壞加密手段的秘密活動，是否讓互聯網變得對所有人都不那麼安全了？
情報史學者馬修·M·艾德(Matthew M. Aid)在2009年寫過一本關於NSA的書，他說，充滿敵意的質問從四面八方朝NSA襲來，這樣的情況是過去沒有過的。
「從NSA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場災難，」艾德表示，「每次出現新的爆料，NSA需要受到遏制的想法都會更加深入人心。這會造成政治後果，也會在行動層面上產生後果。」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向《紐約時報》分享了斯諾登取得的大量NSA機密文件。通過對這些文件進行審閱，可以對NSA的文化和在全球的運作，得到詳盡的了解。（在NSA的要求下，《紐約時報》隱去了一些細節，因為官員說它們可能會影響情報活動。）NSA似乎在監聽全球每個角落，收集每一條電子信息，無論它有多微不足道，只要能增進美國政府對世界的了解就行。對某些美國人來說，這可能是一種安慰，但對於其他一些美國人以及外國人來說，這顯示着NSA已經失控。
奧巴馬和高級情報官員為NSA進行了辯護，稱它在防止恐怖襲擊方面發揮了作用。但正如泄露的文件顯示的那樣，反恐只是NSA拿出的一則誤導他人的狹隘「賣點」。該局的議程幾乎沒有任何限制，它的規模和侵略性令人震驚。
NSA的Dishfire數據庫（NSA的所有活動都有一個代號）存儲了很多年裡全球各地的短訊，目的只是以防萬一；它的Tracfin數據庫收集了大量的信用卡購物信息。在約旦的一家網吧里假裝發短訊的傢伙，可能正在使用一項代號為「極地微風」(Polarbreeze)的NSA技術，入侵附近的計算機。
在NSA的全球電話簿項目上，投資再大也不嫌大。這個項目的宏偉目標是：「完全掌握」在通信網絡上傳送的外國情報。但對於一個政府機構來說，它的語氣也驚人地說教。這也許是為了反擊任何「監控是見不得人的勾當」的觀念，他們把信號情報，或稱Sigint，即電子攔截技術的術語，描述成了一種崇高的工作。
「信號情報專業人士必須佔據道德制高點，即便在恐怖分子和獨裁者利用我們的自由之時，」這份計劃宣稱。「我們的一些對手為了推行他們的任務會不擇手段，會運用任何說辭，但我們不會。」
由斯諾登取得並分享給《紐約時報》的NSA文件有數千份，時間大都在2007年至2012年之間，這些文件是約5萬份主要關注英國情報機構政府通訊總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簡稱GCHQ）的文件的一部分。
NSA及其在政府高級官員中的辯護者表示，這對美國的安全及其世界地位十分關鍵。這些高級官員依賴NSA的機密報告。他們提出，被挫敗的恐怖襲擊陰謀、被追蹤到的核武器擴散活動，以及外交官們掌握的信息都能證明這一點。
然而斯諾登發佈的文件有時似乎也突顯出，即使有詳盡的情報資料，單靠情報本身，能做到的事也很有限。NSA在阿富汗進行了地毯式的監控，按照這些文檔的描述，監控範圍既涵蓋政府官員，也涵蓋塔利班第二級作戰人員的巢穴。但在科技水平低下的敵人面前，NSA的監控並沒有幫助美國取得明確的勝利。在敘利亞聚集化學武器之時，NSA也一直在進行追蹤，但該局了解的情況並沒能避免今年8月大馬士革郊外發生的血腥屠戮。
許多知情人士透露，每天清晨在「總統每日簡報」中提交的情報摘要中，有超過一半是NSA提供的——這項指標說明了美國間諜的成功。
這就構成了一種不要漏掉任何事情的壓力。再加上有充足的預算，而且幾乎不會受到公眾關注，其結果就是激進的監控。而這種監控有時候會導致NSA與外國情報監視法院（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簡稱FISA）產生矛盾。FISA是一家聯邦法院，監督美國情報機關侵犯美國人隱私權的行為。
在9·11襲擊之後資金大增的情況下，NSA規模擴張而且更分散化。在位於馬里蘭州米德堡的總部之外，還在喬治亞州、德克薩斯州、科羅拉多州、夏威夷州、阿拉斯加州、華盛頓州和猶他州修建或擴建了大型設施。NSA的情報人員還在位於英格蘭、澳大利亞、韓國和日本的主要海外情報站，海外軍事基地，以及位於美國駐外使領館中供「特情收集處」(Special Collection Service)使用的隱秘房間里開展工作。
NSA通過綜合運用脅迫、秘密監控和法律手段，已經將美國的互聯網和電信企業轉變為搜集情報的夥伴，在其設施中增加過濾器，向它們傳達法院的命令，在軟件中建造後門，並獲取用於破解其加密信息的密鑰。
但儘管美國企業經營的網絡規模龐大，那也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幾十年來，NSA與所謂的「五隻眼」(Five Eyes)中的其他四方共同承擔著監控責任，即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信號情報單位。NSA還與更多的其他國家開展有限的合作，包括稱為「九隻眼」、「14隻眼」的非正式合作安排，以及北約(NATO)成員國26個國家情報機構間的合作機構Nasci。
現在在發達國家，大多數家庭和政府機構都有個人電腦、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黑客行為已經成了該機構內不斷擴大的領域。
斯諾登披露的部分文件描述了「針對性訪問行動」（Tailored Access Operations，簡稱TAO）所獲取的信息。NSA內部這個名字一本正經的部門，負責攻入全世界的電腦，竊取其中的數據，有時候還會在其中植入間諜軟件。TAO越來越重要，部分原因在於它能讓NSA繞開加密，在寫入或讀取信息的時候就將其捕獲，那時信息還沒有經過編碼加密。
而NSA尖端的「進犯分部」(Transgression Branch)是在2009年為了「發現、理解、評估和利用」外國黑客的工作而建立的，該部門悄悄地在目標電腦被侵入後，搭其他進犯者的便車，就像是小偷跟在其他入室盜竊的人身後遊逛，趁機鑽進捷足先登者打開的窗子。
NSA前監察長喬爾·F·布倫納(Joel F. Brenner)說，許多批評都是不公平的，反映了人們對間諜行動中的現實政治有天真的想像。他說，「NSA之所以受到猛烈抨擊，是因為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得太好了。」
但是布倫納補充說，他相信在NSA內部「政策已經跟不上技術發展的步伐了」，而且在一個間諜行為很可能會被暴露出來的時代，「例行性地把最緊密的盟友當目標，政治上很糟糕，而且很愚蠢」。
另一位前內部人士更擔憂的是這個規模巨大的機構在國內構成的潛在危險，而不是外國領導人的敏感反應。前NSA高級官員威廉·E·賓尼(William E. Binney)轉變成了尖銳的批評者，他表示，對於針對外國目標，如巴西總統或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他沒有什麼看法。「那基本上是每個政府都在做的事，」他說。「那是外交的基石。」但是賓尼說，如果沒有新的領導層、新的法律，以及從頭到腳的改革，NSA就會構成一種「隨時轉變為極權主義」的威脅——有能力把它現在主要針對其他國家的巨大實力，轉向美國大眾。
「我想這已經在發生了，」他說，「我們必須阻止。」
鮑比·R·英曼(Bobby R. Inman)曾在1977年至1981年間擔任NSA局長，在他任內NSA也經歷過一段動蕩時期。無論可能實行怎樣的改革，英曼都為他曾經供職的這個保密性極高的部門，提出了一個當下可以採取的極端舉措。「我的建議是，把所有你認為斯諾登拿到了的資料公布出來，」他說，「這樣做肯定會極大地衝擊NSA，但壞消息掩蓋再久也是壞消息。越早公布出來，把它拋諸腦後，就能越快地開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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