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瑞明談退出聯合國 2758號決議歷史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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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表現一種很傳統KMT官僚的觀點，對於許多明顯的疑惑視而不見。戴瑞明顯然不是毫無背景，如副官、假退休、在幾所大學間輪轉，特別是「錢復說這個人工作努力，一天當兩天用，所以等於工作了四年」，這是先射箭再畫靶」都不是常人的經歷。
所謂「分裂國家」，直到80年代還有學者如魏鏞等在推，也是目前「一中」的源頭。至於文章中「要求美方使用以我中央政府所在地「台北」為名的「台北關係法」，以示「台北」和「北京」的平等地位」，很難求證，卻是很好的疑問：台北與台灣如何不同？以台北為名的機構名稱，正好是流亡政府的特徵。但GRC不得使用台灣，美國卻可以，又是什麼道理？

戴瑞明談退出聯合國 2758號決議歷史回溯    楊雨亭＠台灣好報 20241003

中華民國前駐教廷大使戴瑞明回顧當年參與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地位的保衛戰以及涉及聯合國2758決議的大國博弈歷史，風雲激蕩。

我在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時至九時，訪談九十歲的戴瑞明大使，地點在台北建國南路上的福容飯店咖啡廳。一九四九年戴瑞明十五歲，在浙江寧波，當時共軍迫近，回家路斷，匆忙中隨軍轉至舟山群島，次年撤至台灣嘉義。從此與家人隔絕，在軍中前後達十年之久。而他在離開大陸二十年後，自一九七一年起，擔任駐聯合國三等秘書、駐美大使館二等秘書、新聞局國際宣傳處長、副局長、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駐英代表、總統府副秘書長、駐教廷大使，四十年中歷經四任總統。以上職位，一般人能做到其一，便已不易，而他毫無背景蔭庇，如何做到的？我甚好奇，在訪談中，發現有一重要原因，除了對任何職務皆全力以赴使命必達外，他的思考與言行常能破除窠臼，勇於表達，其中一些興革意見得到上級信任，付諸實施，且不論在哪裏服務，皆能做到政通人和，難能可貴。

七零年以後，中華民國的內外處境越趨困難，其中以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衝擊最為嚴重。一九七一年十月，相關會員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激辯中國代表權議題，當年在場的外交人員中，戴瑞明是極少數至今碩果僅存的一位，所以他的回顧很有價值。

本年（二零二四）九月十八日，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在國會作證，表示北京擴大解釋二七五八號決議，將台灣摒除於聯合國體系，損害台灣地位。民進黨隨之配合，認為二七五八號並未處理台灣的代表權，國民黨則提重返聯合國。二十四日，聯合國大會總辯論，七國集團舉行會議，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不需以國家地位為前提的國際組織。二十五日，總統賴清德表示，中國大陸政府扭曲二七五八號決議，與「一中原則」不當連結。近日來，二七五八號成為此間極熱議題，而究應如何處理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國際社會空間，確是兩岸需要面對的重大課題。以下是訪談重點。

楊：請教您的出生、童年、青少年至讀書的過程。
戴：我在一九三四年生在浙江紹興府嵊縣，我的父親做小生意，常在鄉下趕集，我和母親隨同外祖父住在城裏。當時正值抗戰時期，半夜三更日本飛機飛到我們家鄉，看到有一點燈光就炸，所以常常逃難。在那個年代裏，我從小就有從軍報國的念頭。

楊：您怎麼到台灣的？
戴：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四六、四七年，國共內戰，動盪不安。我小學畢業後時局亂了，中學也沒念。一九四九年，我十五歲，堂姊夫是當時浙江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周嵒的副官，杭州失守後，周嵒想把武器運到四明山打游擊抗共。三月間堂姊夫問我要不要出去看看市面？我當時除了家鄉，沒去過大地方，就答應跟他出去。我們翻過四明山經過溪口抵達寧波時，溪口就被共軍佔領了，我回不了家，就從寧波隨軍撤到舟山。我在省政府譯電室，譯電股長是張松鶴先生，教我翻電報。蔣總統有時從台灣到普陀山，發命令給各地，電文都是我們發的。次年五月，我隨七十五軍從舟山大撤退，在高雄下船，再到嘉義。當年我十六歲，參加軍幹部訓練班，一九五一到五二年，在宜蘭的聯勤通信兵學校無線電技術訓練班受訓，畢業後派到第九軍通信連當准尉報務官。我因政治大考成績優異，調到第九軍政治部工作。當年我們這些隨軍流亡的年輕人如果自己不上進，是沒有人理會的。後來我得了肺病，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申請假退役，當時我二十五歲。

楊：假退役？
戴：可以領八成薪，身份已經是老百姓了。我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去美國留學才辦真退役。我沒有初中學歷，在軍中補習，考上同等學歷，後來又在退輔會考上了高中同等學歷。離開軍隊後，我在台北半工半讀，晚上到師大夜間部修課，白天打工。

楊：打什麼工呢？
戴：在機關當僱員，幫忙送公文、打掃清潔，住在朋友的店裏。一九六零年參加聯考，考上了淡江文理學院英文系。第二年重考，考上台大外文系。

楊：不容易。
戴：台大四年中，照顧我最多的是趙麗蓮老師，她鼓勵我好好讀書，到國外留學後回台灣教書。當時我沒有直系親屬在台，美國不發簽證，後來我考取了美國政府獎學金，才沒有了限制。一九六六年到夏威夷大學的東西文化交換中心做交換學生，第二年暑假，申請到明尼蘇達大學，選修外交與新聞，冬季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選修有關聯合國課程。一九六八年五月，獎學金期滿，我就回國了。青輔會幫我們分發工作，問我想做什麼，我說外交，外交部安排北美司副司長錢復考我，之後我進了北美司。一九七零年底，駐聯合國劉鍇大使向外交部要人，錢復司長推薦我，人事處說戴瑞明來部工作才兩年，按規矩三年才能外派，錢復說這個人工作努力，一天當兩天用，所以等於工作了四年。一九七一年三月七日我結婚，台大錢思亮校長證婚，十七日離台，前往紐約，向劉鍇大使報到。

楊：一九七一年您三十七歲，從一個大陸來台的十六歲少年，艱苦奮鬥二十年，得參與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最後保衛戰。經此歷史性際遇，您的人生將轉入一個嶄新的世界。
戴：聯大開幕前，外交部楊西崑政務次長前來紐約代表團，我不自量力向他提出維護中華民國代表權策略，即把其他三個分裂國家，東西德、南北越、南北韓，一起請友好國家提解決四個分裂國家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的研究案。楊次長要我去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薛毓麒，薛大使說這是一個好構想，但時機已過，尼克森（又譯尼克遜、尼克松）總統即將於次（七二）年訪問北京，與北京改善關係，美國不可能橫生枝節。七、八月間，我代表團資深顧問劉毓棠大使，張群的女婿，認為中華民國的國號明載於《憲章》第二十三條，若聯合國大會通過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我們可要求海牙「國際法庭」釋憲，除非修改《憲章》，否則我們絕不退出聯合國，不離席。經法律顧問梁鋆立博士研究，代表權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是法律問題。

楊：現在的聯合國《憲章》上仍是中華民國嗎？
戴：還是中華民國。美國本來的想法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安理會席位，中華民國留任一般會員國。到了八、九月，我們發覺，若此「雙重代表權案」通過，因毛澤東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會接受，這是一種間接保衛中華民國代表權的辦法。此時聯合國大會即將開幕。台北秘密訓令我們：「我國代表團對美國所提『雙重代表權案』，在聯大表決時，我國可投反對票表明立場，但我方私下仍應全力洽請友我國家投票支持美國案，以達間接阻止中共入會之目的。」

楊：結果呢？
戴：在聯合國大會中，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老布希（George H.W. Bush，又譯布殊）提出「雙重代表權案」維護我國代表權，他動情地勸會員國支持我們，他說：「讓我們現實地記住這一點，中華民國一旦被驅逐，未來她作為單獨的會員國，不管用什麼名字或稱呼，被重新接納入聯合國的可能性幾乎等於零，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行使否決權。」結果此案仍被否決。

楊：聯合國席位保衛戰，撐到了最後，我們頑抗而敗，其中有代表官員大哭。錢復在其回憶錄中說「蔣公到了晚年，凡事逆來順受」，我看了很難過，蔣公在大陸時期何等英雄豪傑，如今虎落平陽，真是悲劇。此事並非如後來台獨人士與民進黨支持者批評蔣公政策僵硬，使台灣成為「國際孤兒」，實大勢所趨，非我所能逆，蔣公到最後默許以安理會換取一般會員國亦不可得。當時大陸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一些台灣出來的保釣運動左派留學生落井下石，公開撰文奚落斥罵蔣介石，力捧中共。關於阿爾巴尼亞「排我納匪」案（即二七五八號決議）中的文字是「驅逐蔣介石政權」，並沒有說「驅逐中華民國政府」，這裏有沒有法律問題呢？
戴：你要了解，聯合國是一個政治性的組織，講實力，不是一個講法律的地方。當時「阿案」就是要避免承認中華民國的合法性，相信是中共方面的主意。外交有一個鐵律：「大國制定政策，小國適應政策。」我們是弱小的一方，沒有能力抗拒大國的政策。

楊：退出聯合國以後呢？我們知道美國遲早會承認中共，當時還想不到「台灣關係法」吧！
戴：的確，我們不曾想到美政府與中共建交後，會制訂一項「去中華民國化」的美國人民與台灣人民之間的非官方的「台灣關係法」。當時美國參議院曾建議設立與我方維持有國名的官方「聯絡辦事處」，遭中共反對未果。後來，我曾向外交部蔣彥士部長建議，要求美方使用以我中央政府所在地「台北」為名的「台北關係法」，以示「台北」和「北京」的平等地位，惜未獲美方接受。

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以後，緊接就面臨著美國斷交，當時台灣人心惶惶。然禍兮福兮，在此嚴厲困境中，蔣經國領導進行十大建設，台灣經濟日益茁壯，成為亞洲四小龍，今且為全球高科技生產重鎮，可見中國人說「危機就是轉機」，誠哉斯言。戴瑞明走過歷史長河，從一個中國浙江鄉村裏的大孩子陡然轉換到一個完全出人意表的時空，從此與家人天人兩隔。他在台灣從外省人的底層開始，力爭上游，逐步青雲而上，對國家做出諸多貢獻，確實是我們時代中的一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