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職權修法釋憲開庭 大法官詢答重點一次看 中央社 20240710

國會職權修法釋憲開庭 大法官詢答重點一次看    中央社 20240710

今（10）日下午2時憲法法庭針對國會職權修法釋憲案的暫時處分部分，聽取各聲請人及指定相關機關陳述意見，每位大法官也對雙方提問，行政院與立法院雙方代表攻防近3小時，《公視新聞網》整理大法官與各方詢答攻防重點。

民進黨立院黨團、行政院、總統賴清德和監察院，對國會職權修法聲請釋憲及暫時處分，今（10）日下午2時憲法法庭針對4案行公開準備程序，並就暫時處分必要性和其範圍，聽取各聲請人及指定相關機關陳述意見。

暫時處分的要件？

依據《憲法訴訟法》第43條，為避免憲法所保障的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且有急迫必要性，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憲法法庭得就案件相關之爭議、法規範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項，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因此本次憲法法庭的攻防重點便是，國會職權修法之法案是否會造成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或是有急迫必要性，或受影響人無手段可資防免。

憲法法庭剛開始，民進黨團、行政院、總統、監察院與立法院訴訟代理人分別陳述意見，並進入大法官詢問環節。

大法官提問：覆議失敗 行政院又認為法律違憲，是否也要接受？

由於立法院訴訟代理人林石猛於陳述意見階段時，以《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2款「若覆議失敗，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認為政院不應聲請釋憲。

大法官呂太郎首先就此提問，「假設行政院覆議失敗後，又認為這個法律違憲，是不是他也要接受？那如果是，他的法理是什麼？理由是什麼？」

立法院訴訟代理人林石猛回應，根據釋字419號解釋，行政院就是必須接受，如果真有個案的權利受侵害，再依循憲法訴訟的救濟途徑解決，憲法法庭無須幫忙先預估風險，「既然最高行政首長的覆議案被拒絕了、被民意淘汰的情況下，還可以再來聲請釋憲，這很明顯就違反《憲法》上面的明文規定。」

立法院代表民眾黨黃國昌補充，認為思考憲政問題時不能僅以抽象的學術問題來討論，而必須以實例來看，並表示聲請人不斷幻想行政官員會進退兩難，但新修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有相當嚴謹的程序，若個別公務員認為他的基本權利受到侵害的話，還是可以尋求救濟。

行政院訴訟代理人陳信安則回應，認為釋字419號解釋並無排除申請大法官解釋的可能性，此外行政院對立法院負的是政治性責任，覆議的提起與結果也是政治性決定，但並不代表行政院在認為法律違憲時不能申請釋憲，「各個憲政機關必須要竭力維護憲法所形構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行政院訴訟代理人賴秉祥也回應黃國昌所提及的部分，質疑新修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當中規定，報告者或到庭接受調查者要請律師，必須經主席同意，「所以它是一個不確定、而且不知道會不會成立的、《憲法》上的權利保障。」並質疑立法院的聽證調查程序並無組織正當性，無法讓當事人有充分的準備程序與時間。

大法官提問：相關機關聲請釋憲是否有違程序？

先前立法院訴訟代理人林石猛也質疑，若監察院與總統，認為國會職權修法涉及機關間的權限爭議，應該先依循《憲法訴訟法》第65條，協商未果後再提起釋憲，因此主張程序不合，憲法法庭應駁回聲請。

大法官詹森林問道，《憲法訴訟法》第47條與第65條的申請事由相同，都是國家最高機關因行使職權發生爭議，而聲請釋憲，差別在第65條有明確寫出「權限爭議」，詢問相關機關如何抗辯？

行政院訴訟代理人陳信安指出，第65條並沒有涉及機關行使相關權限時，他所依據的法規範有違憲的疑義，而導致了雙方機關權限產生問題的情形，因此認為本案適用第47條，「整個會相關機關的爭議問題，主要來自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所以我們認為應該是要以第47條來進行憲法審查。」

民進黨團訴訟代理人陳鵬光補充，第65條的核心關鍵在於《憲法》上的權限爭議，認為本案核心是新通過的法律有違憲問題，而這個問題並不能夠過特定機關協商來解決問題，「機關之間的協商，能讓已經違憲的問題變成不違憲嗎？」

大法官提問：總統若拒絕立院邀請，立院會如何回應?

大法官尤伯祥就立法院訴訟代理人林石猛答辯書第13頁內容提問。

該頁中提及，「本件暫時處分的聲請，不具有急迫性，因為總統、行政院還有監察院，並非沒有政治上或者是法律上對抗或協商的能力，例如拒絕國情報告之邀請、拒絕回答等等這些手段。」

大法官尤伯祥問立法院代表民眾黨黃國昌，「在本庭作成此案判決前，如果總統拒絕貴院的邀請，貴院會怎麼回應？」

尤伯祥詢問黃國昌，是否同意林石猛律師的見解，即判決之前，若總統拒絕受邀到國會進行國情報告、拒絕回答任何立委的提問，也不會採取相應的，例如拒絕審查總統的人事提名權或者是其他的反制行為？

並詢問黃國昌答辯書中的反質詢細節，「目前的《憲法》跟《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還有《議事規則》都沒有行政官員去質詢立委的環節，這樣的反質詢如何可能發生？」

立法院訴訟代理人林石猛引述，大法官吳庚的論述，「妥協、利益交換或是相互角力，可能是解決權限爭議的更理想的方法，而不是都交給司法權來解決。」並表示聲請釋憲的方式，會讓立法者希冀透過政治上的協商，達成權限爭議和解的美意落空。

總統訴訟代理人洪偉勝則回應，「我們是法治國家，我們應該不會接受總統透過協商的方式，希望一個明文的法律規範可以暫時不要遵守，或者是喬一喬，讓它不要實行。」

黃國昌回應，「總統不來，立法院能怎麼樣？我必須要很慚愧地跟尤大法官報告，總統不來立法院什麼事也不能幹，我們可能會召開一個記者會，然後說你不遵守政治承諾，結束了。」並表示人事同意權並非用杯葛方式，而是實質審查，因此還是會審。

最後由於回覆時間已到，大法官尤伯祥要求立委黃國昌提交書面資料，說明反質詢的細節。

大法官提問：《刑法》第141條之1 虛偽陳述是否有不明確疑慮？

大法官朱富美指出，《刑法》第141條之1與第168條偽證罪類似，但偽證罪是在有犯罪事實的情況下，由檢察官或法官來審判，與第141條之1有很明顯的不同，並詢問第141條之1所規定的是舉動犯還是危險犯？是否有不明確的疑慮？

立法院代表民眾黨黃國昌回應，《刑法》第141條之1跟美國、德國法規比起來，要件更明確、適用範圍更窄、法律效果更輕，且現在連聽證會都還沒有開始運作，因此也沒有急迫地危險性，並向大法官表示立院目前運作的窒礙難行之處，「我們是卑微到，跟行政機關要雞蛋的出口商資料，他們回我一張公文，說這個是營業秘密，不能講。立法院能做什麼？什麼也不能做。」

行政院訴訟代理人李荃和則指出，偽證罪其實是有設計時間點，程序上也有拒絕的權利，但是《刑法》第141條之1並沒有拒絕的設計，也沒有範圍的限制，但卻要附上抽象危險的責任。

什麼是抽象危險犯？

抽象危險犯是指，根據一般的生活經驗，一旦做出某些行為，就會危害法律所保護的某些權益。譬如：酒駕會危害其它用路人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