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者的高級閃躲術 Tautology as a Grand Justice does

【雙魚之論】英文拷到 G / D 找中文翻譯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former Grand Justice Su Yeong-chin, raises a thought-provoking question about how we define American or Japanese individuals based on American or Japanese law. However, the author forgets to extend the same question to himself. When we identify ourselves as Chinese or Taiwanese, what legal framework do we rely on?
On the contrary, the author uses normative definitions rather than factual or preference-based ones and highlights the complexity of the issue beyond the Grand Justice's considerations. By limiting the discussion to the domestic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e Grand Justice predefines the assertion of Taiwan as part of China, which is a tautological and ineffective inference.
In reality, the Taiwan issue is a matter of post-World War II settlement of the Japanese Empire's territor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specifically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in 1951. However, the latter did not complete its job at then, leaving all parties concern to get in trouble.
Referring to the status of Taiwan, the natur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only an interlude, not the main theme of the issue.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前大法官蘇永欽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我們如何根據美國或日本法律來定義美國或日本的人？然而，作者卻忘記了將同樣的問題擴展到自己身上：當我們將自己定義為中國人或台灣人時，我們依據的是什麼法律框架呢？
相反地，作者使用的是規範性定義，而非基於事實或偏好的定義，並強調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超越了大法官的考慮範圍。大法官僅限於國內憲法的視角下討論，預先定義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循環論證和無效的推論。
實際上，台灣問題是一個關於根據國際法，特別是1951年《對日和平條約》處理二戰後日本帝國領土的問題。但當時這份條約並未完成其工作，讓所有相關各方陷入困境。
就台灣的地位而言，中華民國憲法的本質只是一個插曲，並不是這個問題的主題。

思覺怎麼失調的？    蘇永欽＠聯合 20230430

不久前民進黨賴清德主席在公開場合批評他的政治對手罹患多重病症，說到國家認同則根本已經是精神分裂，這也是他決定棄醫從政的原因。很快的他又為使用帶有貶意的大白話，對所有精神病友表達歉意，顯然溫暖的賴醫師仍然認為，這些「自以為是中國人的台灣人」，已有思覺失調徵候。

國家認同有沒有達到思覺失調，首先要搞清楚的恐怕是「哪國人」的問題性質。賴主席大概很難否認，這只能規範問題，不是事實問題，更不是喜好問題。某人是不是美國人或日本人，要問的不是他的生／心理特徵，而需做科學驗證；當然也不是他的偏好，需要訪談決定。唯一可確認的依據是美國法、日本法規定。這其實是很簡單的常識，只是我們面對的問題有點複雜。

因為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以後政府遷台，即與中共新建政府隔海分治，當時我們還保有聯合國席位，也與相當多國家保持外交關係，所以沒有調整憲法上國家定位。一直到退出聯合國，多數國家轉向承認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也因政府體制不符合快速發展的民間社會需求，通過修憲重建符合時宜的國家定位，才成朝野共識。最後就是在第一屆老國代和第二屆全由台灣人民普選產生的新國代交棒完成三次修憲，主要參考的是另一個分裂國家德國，其中西德所採國家定位，放棄對大陸地區行使統治權（終止動員戡亂），而只在全中國主權架構下，使政府只就可以自由選舉的台灣地區行使統治權。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我們自此在內政、外交和兩岸各方面才真正打開生存發展空間。

這個國家定位歷經七次修憲都未做任何調整，足見真正務實改革者都知道，需要我們堅持的從來不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而是好不容易在台灣走出來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且正因為憲法條文已明確到不留任何浮想空間，卅年前大法官就明確指出兩岸協議非國際協定，最近一件國賠法爭議，法院也再次確認上海人不是外國人。他們當然沒有思覺失調！所以誰思覺失調我真的無法診斷，但最近蔡總統指稱馬前總統國家定位觀已屬一九七○年代論述，就顯然忽略這個新定位開始於一九九一年，是十年民主化改革的重大成果，且二○○○年蔡總統還以陸委會主委身分在立法院斬釘截鐵說「我當然是中國人」，或許可說是一種健忘吧。

大陸這兩年的文攻武嚇和最近政府揚棄憲法國家定位說法作法有多少關係，或者只是一種藉口，當然有待評估，真正令我不安的，不僅是這樣視憲法如無物的作法，如何讓我們在國際上宣揚的「以民主憲政對抗一黨專政」還能自圓其說，更因看到戰爭風險提高後，不斷升高的「防衛民主」措施，已經使得原本就不夠健全的民主體制變得更加脆弱，包括媒體和各獨立機關快速變質，最近民意調查已顯示連太陽花世代都開始質疑，這真的是我們要的民主嗎？

對於好不容易搞清楚台灣在哪裡的多數友我國家而言，能在一個中國政策下，給予我們一定支持，已經很不容易，如果他們知道，台灣只要恪遵憲法的國家定位，也就是在中國的共同大我下堅持自己要走的民主體制，已經可以大大降低台海的戰爭風險，應該完全不能理解過去七年我們執政黨的種種作為。迄今還給予我們國際法上最大支持的瓜地馬拉，賈麥岱總統今年先後在接待蔡總統及拜訪我國立法院時，大聲疾呼「台灣才是唯一且真正的中國」，用大白話說出我們現在已經很少聽到的「自由中國」定位，不知道蔡總統聽到這樣鐵桿朋友的一席話有何感想？

至於馬前總統受邀參加希臘一場國際論壇，官網和座位上的名條一改再改，我的感覺是，這些想要給我們溫暖的國際友人，雖還不會為了我們外交部難以理解的外宣而認定台灣人思覺失調，工作人員已經為了該貼中華民國還是台灣會讓我們比較高興，自己先思覺失調了。（作者為政治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