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長與議員的罷免制度應不同 蘋論 20210128

【縛雞之見】
操作之後，發覺有漏洞。那就修正。這是「社會實驗」的關鍵點。

首長與議員的罷免制度應不同     蘋論 20210128

二○二一 年才剛開始，就有兩波針對直轄市議員的罷免投票。這兩波的罷免，在最初的連署提案時，都是在韓國瑜遭到罷免之後，立刻由韓粉團體提出，因此被形容為「報復性罷免」。事實上，就提案連署的時間點、發動罷免的成員與組織、甚至罷免的理由、動員方式來看，這兩次的罷免案，的確成為宣洩情緒用的政治工具，再配合國民黨極化動員的結果。平心而論，罷免市長與罷免議員，雖然都是行使罷免權，但罷免對象的本質不同、背後的理由不同、產生對民主的影響也會不同。

在民主政治運作的本質中，行政權需對政策負責，而由立法權監督行政，再經由定期選舉由人民檢驗政黨。在這個簡單的邏輯之中，人民的選舉權在選舉行政首長時，是賦予行政機關的執政權；在選舉議會成員時，是賦予立法機關的立法和監督權。

不僅如此，由於行政首長自組執政團隊，握有決策權，因此首長一個人就需要對整個行政區的政策成敗負責。議會機關是集體決策，要透過政黨發揮監督的集體力量，而且每位議員僅代表部分選民，有時候只是相對多數，甚至有可能是保障少數選民的精神下產生，本來就不是要求對整個選區負責。從權力類型、負責對象來看，首長和議員本來就有極大的差異。

現制漏洞不利少數民意

再就選舉制度來看，縣市首長的選舉是採相對多數，大多數縣市在兩黨對決下，甚至要絕對多數方能當選。但縣市議員的選舉則是複數選區，如果應選名額多，有些時候代表少數民意的議員，在此制度下仍有當選的正當性。然而，依照目前的罷免辦法，不同的多數門檻所形成的當選正當性，卻有著相同的罷免門檻，背後有很大的悖論與漏洞。

以韓國瑜和王浩宇兩位都遭到罷免的例子為例，韓國瑜當選市長時，是以89萬票，超過53%得票率當選，當時陳其邁只有74萬，大約44%的得票率。但在罷免投票時，韓國瑜則是有超過93萬的同意而遭到罷免。換言之，只是以民進黨的力量，並無法罷免韓國瑜，以結果來看還有約19萬的非陳其邁支持者出來投下同意罷免的選票。

但再以王浩宇為例，國民黨在2018年選舉時，在桃園第七選區共拿下超過9萬票，再加上偏藍的無黨籍議員，估計約11萬票，而此次同意罷免王浩宇的選票為8.4萬。亦即，無須中間選民，只需要政黨動員大約7成5的選民出來，就順利通過罷免案。

這裡出現最嚴重的悖論以及罷免正當性的漏洞在於，罷免市長至少需要有一定比率的原支持者後悔，才有可能通過。也就是證明了市長的支持者至少一定比率的流失，才能形成罷免的正當性。但罷免議員卻只需要其他政黨的結合，超過門檻即可。現任議員即使原支持者一票未跑，還有可能增加，但只要少於敵對政黨的動員，就會遭到罷免。這個漏洞使得複數選區原本用以保障少數民意的機制，很容易成為報復性罷免的缺口。

防報復式罷免傷害民主

最後，再就罷免的理由來看。議員的天職是為民喉舌、監督行政，而且可能只是代表少數利益，而非制訂決策、對政策負責。既然是「喉舌」、「監督」、「少數利益」，自然是以言論為主，尤其是兼顧少數民意的發聲，而非討好多數。但以「言論內容」當成罷免理由，就是一項和前述最大的矛盾了。

當前檢討罷免，很多韓粉或是在野黨支持者會以「雙標」反諷。但平心而論，首長和議員是兩種迥異的民意代表。權力類型不同、正當性與代表人民的門檻也不同，輕易發動「報復性罷免」，只是持續製造社會的對立。

是的，罷免是人民的權力，取得權力者也需要對權力謙虛。我們並不反對罷免，但現有的罷免機制既然存在漏洞，就應該因應不同對象來進行制度調整。如此既能維持人民行使罷免的權力，也能避免非理性的報復式罷免繼續傷害台灣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