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評論：告別李登輝後的台灣民主課題 林佳龍＠蘋果 20200815

【縛雞之見】

This article is showing Lin’s depth, suggesting that he is wit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ot just an ordinary municipal and local politico.

Minister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Lin Chia-Lung as well a competitor of the 2024 Presidential Campaign in DPP, who is in trouble of political struggle in a couple of days, writes an article to commemorate late President Lee Teng-hui. 

His political trouble, as per the political practice, is a kind of “set-up” by his rival fraction to keep him away from the path to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焦點評論：告別李登輝後的台灣民主課題    林佳龍＠蘋果 20200815

自1974年葡萄牙發生政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全球以來，1986年解嚴的台灣，不論是由威權過度到民主的「民主轉型」經驗，亦或是數次政黨輪替所實踐的「民主鞏固」成果，都受到國際上高度的肯定與重視。尤其是台灣在已實現政治轉型的同時，仍舊能維持高度的經濟成長，順利列入已開發國家之林，實是民主政治研究上特殊的國際案例。

 

更難能可貴的是，即便自2006年以來，世界面臨到民主失能、獨裁進化，以及民粹崛起的全球性民主衰退浪潮，為數眾多的新興民主國家，再次轉回威權政體的同時，歷經7次總統民選與3次政黨輪替的台灣，不但堅守自由民主的旗幟，更透過民主治理機制的強化，成為擁有多元文化、重視人權平權，甚至成為全球少見，能有效阻絕疫情於境外的國家。

 

相較於世界的「民主衰退」，台灣的「民主深化」成果，可以說舉世絕無僅有的政治奇蹟。

 

而目前台灣之所以能一路從民主轉型，歷經民主鞏固，乃至於到民主深化，最關鍵的人物，當數剛離世的前總統李登輝先生。2002年，我與目前任職民主基金會國際合作組的唐博偉（Bo Tedard）主任，在美國《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期刊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李登輝：台灣轉型中的變革型領導」（Lee Teng-Hui：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 Taiwan’s Transition）的論文。

 

在這篇論文中，我們運用歷史制度論的研究方法，佐以民意調查數據，應證民主轉型理論的一個重要假設：對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政體的民主化過程來說，領導者是影響其成敗的關鍵要素。

 

台灣轉型面臨多重賽局 雖然，不少人抱持著台灣從威權統治轉變而成民主政治是場鮮少流血的「寧靜革命」，但事實上，在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李前總統所面臨到的是包括中國武力恫嚇、國民黨保守勢力威脅、反對黨民進黨挑戰，以及公民社會崛起的多重賽局。李前總統以其卓越的政治技巧，在「獲得權力」（1988年至1990年）、「主導」（1990年至1999年）與「鞏固（政治）遺產」（1999年後）三個不同時期，借力使力推動了多面向的政治改革。他以「台灣優先」的理念，凝聚內部輿論支持，推動修憲工程，打開台灣邁向民主的大門。也因此，他不但成功地鞏固自己在執政黨內的地位，更在吸納與援引學生運動在內的社會力量下進行制度改革，同時還在首次總統直選中獲得過半的選票。即便在李登輝執政的12年之中，台灣的民主政治仍不完備、台灣的本土認同仍受中國認同挑戰、設法改變台灣國際地位的「兩國論」在提出後又撤回，但不可否認地，台灣仍舊是大幅度朝其所欲推動的「民主化」、「本土化」與「強化國際地位」的三個方向前進。在面臨全球遭遇武漢肺炎襲擊，同時世界經濟下行又嚴重打擊民主體制的今日，重讀此文，再次感受到為政者在面臨關鍵時刻，必須有智慧進行決斷的重要性。而在權宜手段之外，清晰明確的理念，才是推動政治改革的最重要動力。也因此，有系統地整理「李登輝學」，將會是後人對李前總統最大的致敬，也是李前總統能遺留的最大資產。

 

修補寧靜革命的後遺症 不過，我們也必須認識到，號稱「寧靜革命」、由李前總統所主導的台灣民主轉型經驗，其實是一種充滿妥協的「協商式的轉型」（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而非與過去一刀兩斷的「斷裂式的轉型」（transition through rupture）。也因此，不僅從威權過度到民主的過程中充滿著不確定性，在邁向政黨輪替的民主鞏固時期，必須不斷修補由協商式轉型所引導的漸進式改革帶來的各種後遺症。這也是為何即便已經歷多次政黨輪替，邁向民主鞏固的台灣，仍舊必須推動轉型正義的實現、不義財產的清算、年金改革、司法改革，甚至修憲的原因。這些都是為矯正妥協政治的後遺症，為邁向更優質的民主，必須持續推動的民主工程。而台灣，也的確在不斷修正的過程之中，獲得驚人的民主成果。事實上，善用民主治理，讓台灣不但能在中國持續威嚇下生存，甚至在這次全球疫情中，台灣以民意支持為基礎，以公開資訊為手段，以創新思維為方法的國家治理模式，成為全世界最安全，也可說是最正常的國家。這樣的經驗，足以做為未來民主國家治理模式的典範。

 

憲改是成正常國家關鍵 而事實上，全世界現在都從台灣經驗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救贖。如果沒有台灣的存在，不論是政治體制亦或是意識型態上的鬥爭，民主政體可能都會面臨威權體制嚴峻的挑戰。台灣的民主化經驗，亦給予其他民主後進國家或區域，帶來重要的啟示與希望。這也是為何近來國際上討論到香港議題時，都不得不提及台灣民主經驗的原因。但目前做為主權獨立民主國家的台灣，仍舊存在著許多不正常之處。在當前國內政治與國際環境都對台灣都有利的狀況之下，接下來出現的憲改機會，將是台灣能否成為真正的「正常國家」的關鍵時刻。我們必須掌握此一契機，緊貼民意需求，設定良善議程與議題，才有機會完成李前總統推動台灣民主化的未盡之工。

交通部部長、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