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叩頭中國」迷思（中）：柏林外交的「副班長人格」?〉 黃哲翰＠聯合20200728

〈德意志「叩頭中國」迷思（中）：柏林外交的「副班長人格」?〉    黃哲翰＠聯合20200728

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雖然關鍵，但並不是唯一決定德國對中政策的因素。德國長久以來的外交性格、以及梅克爾政治手腕的特徵，很大程度決定了德國面對中國時的基調。相較於前面談的經濟因素，外交性格的因素是外界評論德國對中政策時，經常遺漏的環節。這也是部分對德國的道德批判顯得過於片面的主要原因。 

▌德國的外交性格

傳統上，德國位處中歐，既被周遭列強環伺、與鄰國之間又缺乏清楚的地理邊界，因而長久以來德國外交就缺乏由地緣政治所決定的明確主軸，時而搖擺轉向。加上德國是個諸多獨立自主小邦的聚合體，權力結構有很強的去中心化傾向，各地方利益不一致，也加深了德國對外搖擺的性格。儘管在19世紀末崛起為強權，但與英、法、奧相較之下，德國始終保有專注自身甚於干預國際事務的傳統傾向。

 

這種傾向在納粹德國時期被徹底逆轉，導致災難性的對外擴張（希特勒的擴張計畫，本質上是意圖將德國地緣政治的條件明確化）。1945年後，德國為了逃離這段黑歷史，更是將傳統上內縮的外交性格推展到了極致，在國際舞台上始終保持低調。

 

同時，德國戰後的自我認同也發生了質變：聯邦德國直到今天，基本上都在避談德意志認同。取而代之的是，德國人自視為屬於國際社會的「歐洲人」，而聯邦政府也避談德國利益、強調歐洲價值、多邊合作。

 

但這導致聯邦德國缺乏「現實政治」（Realpolitik，諷刺的是，這是當年俾斯麥所創造的概念）的性格，抗拒自視為掌握權力工具、滿足自身利益的強權，而是退縮為一個僅關注實現人權與社會平等的「社會國」（Sozialstaat）——或拿政論雜誌《西賽羅》評論的話來說——一個「退休天堂之國」（Rentnerparadies）。

 

於是，聯邦德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就呈現出這種樣貌：

一方面，當涉及自身利益時，德國不敢公然主張，習慣把自身利益隱藏、轉化成歐洲價值或普世人權的語言來表達。這就使得德國在貫徹自身利益時顯得偽善，對此感受最明顯的當屬南歐各國——2013年歐債危機時，德國一邊高舉歐洲團結、一邊單方面施壓南歐各國撙節，自己卻砸大錢為自家銀行紓困。大罵德國人偽善，一時成了這些國家的國民運動。

 

另一方面，當國際事務需要德國出頭時，德國也習慣退縮、避免公然表現自我。在兩德統一、德國國際實力大增之後，聯邦政府在外交事務上反而更加內縮。德國始終認為自己僅是中等強國（Mittelmacht），除了主導國際事務的意圖薄弱之外，基本上還缺乏運用外交權謀來折衝角力的習慣——《西賽羅》評論指出，德國所想像的外交舞台，更接近是在有條有理的多邊合作框架下，大家乖乖進行的部長級會議協商。

 

這就導致了專家所謂的「權力遺忘」（Machtvergessenheit）：德國不擅運用權謀工具，處於國際政治的叢林顯得既內向又天真。

 

因此，單就外交性格而言，我們很難期待實際上作為歐盟龍頭的德國，在當前歐美中三方角力成形的局面下，會扮演類似美國過去那種世界警察的角色，積極向世界輸出其所宣揚的歐洲價值、並為此直接挑戰中國。即使德國可以在自家地盤上，對向威權傾斜的波蘭和匈牙利表現強硬態度，但對於遠東事務，德國除了商務之外，向來並沒有其它外交野心。

 

2000年初期，德國時任總理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的幕僚曾明白表示：「沒人能靠中國政策來打贏選戰。」這種對中國事務興趣缺缺、只談中國商務的態度，也主宰了隨後梅克爾的四任內閣。

 

梅克爾的執政特色是務實主義，其強項為透過會議桌上的協商，調和各方利益衝突，形成共識，是一位在遭遇各種危機時維持現狀穩定的能手——梅克爾的菱形手勢（Merkel-Raute），就是開啟維持現狀結界的手印。對國內民眾而言，梅克爾是典型的非民粹（unpopulistisch）政治人物，特別是那些不關心政治、非政治狂熱選民的首選。

 

國際舞台上，梅克爾則是一位非常能代表前述德國外交性格的典型人物：以歐洲為認同、低調務實、強調多邊平台、循規則協商，是國際秩序現狀的維持者、守序善良的副班長，正夾在混亂中立的班長，和守序邪惡、想爭當班長的總務股長之間左右為難。

 

這種外交性格再加上不願深入遠東事務的態度，當然受中國歡迎。一方面，梅克爾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公開批判輕、姿態軟，有事則透過「後台外交」（Hinterzimmerdiplomatie）來私下「喬」，給足了中國面子；另一方面，即使面對中國違反國際義務的爭議，例如網軍攻擊、隱匿疫情與插手世衛等事件，梅克爾也堅持在現有的國際溝通框架內，尋求與中國對話解決。

 

梅克爾政府既務實又內縮的基調，也使其對中政策像是一紙零碎列舉待辦事務的清單，而缺乏長遠的大戰略，自然也沒有與中國發生戰略角力的問題。

 

這樣的對中政策貫串了梅克爾執政的15年。在這15年裡，中國早已從原先韜光養晦、放軟身段向西方開放的世界工廠，急速崛起為積極輸出威權影響力的世界強權。梅克爾當初堪稱務實的對中政策，如今已被不少來自德國朝野的批評指為過時。

 

例如下任聯邦總理的熱門人選之一、已表態要在年底角逐基民盟（CDU）黨魁的梅茲（Friedrich Merz），年初以來即不斷公開批判德國過度依賴中國的現狀，並主張德國應積極帶領歐盟，建立一套明確的對中戰略，讓德國擺脫既被美國逼壓、又被中國吃死的窘境。

 

▌中國以疫謀霸

其實不必等到梅茲來實現其主張，梅克爾現已正往這個方向調整，並沒有要對中國保持被動、讓其予取予求。

 

德國之前不是沒有警覺到中國將手伸入自家後院、分化歐盟各國的操作。中國在中東歐及南歐串連起17國（其中12國為歐盟成員），形成所謂「17+1合作」，並併入「一帶一路」計畫，隨即將經濟的影響力兌現為內政上的介入。

 

例如：中遠集團接管希臘大港比雷埃夫斯，中國將該港稱為一帶一路的「龍頭」，是中興、華為等企業的歐洲前進基地。此外，在塞爾維亞的首都和義大利的羅馬、威尼斯等觀光大城，甚至可以見到中國公安巡邏的身影，塞爾維亞還要借助中國在新疆與香港所謂的「反恐」經驗，在國安方面和中國合作。

 

在中歐的捷克，中信集團已持有該國最大行銷集團美地亞（Médea）的多數股份，並藉此跨足了捷克最大的媒體企業。中國更在捷克和匈牙利資助一系列親中智庫與大學講座，為其進行大外宣。

 

不少這些歐洲國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對德國反感。他們或者不滿德國在歐盟的強勢主導、或者因本身的威權傾向而屢被德國施壓。背著德國與中國合作，除了享受直接利益之外、也滿足了他們的主權感。

 

中國在歐盟內部政治的直接影響力，已屢次浮上檯面：例如歐盟要提高中資投資的門檻，過去就曾因捷克、希臘兩國的堅持而削弱。今年，歐盟嚴格管控中資併購歐企的決議，也差點因義大利一票而被否決。

 

這些屢次挑戰德國底線的情況，在疫情爆發後又更加白熱化。最直接了當的理由就是，中國把持了防疫物資的供應鏈，災情慘重的歐盟各國必須忍受後者趁疫謀霸的事實，德國當然也不例外。

 

德國的防疫物資超過9成要從中國進口。在其它醫藥方面，德國最常使用10種原料藥中，則有8種來自中國藥廠——在此也順帶對照一下台灣讀者最關注的口罩議題：德國對各式口罩的月需求量將近4億片，台灣之前捐贈德國的100萬片，換算下來大約是全國醫院使用16小時、或是全國民眾使用2小時的需求。在這持續了幾個小時的「台灣之光」之外，疫情爆發至今的5個多月，德國還是每天都得仰賴「厲害了我的中國」。

 

此外，疫情所造成的嚴重經濟衝擊，更讓德企深陷中國、動彈不得：對於製藥、生技等產業而言，其因疫情而獲利大增，更缺乏撤離中國的動機；至於其它產業則因營運岌岌可危，此時再思撤離和轉移生產鏈，風險甚於疫情前，也更被套牢在中國。

 

嚴重的是，就在許多企業瀕臨破產、股價委靡時，中資已磨刀霍霍，準備趁機撿便宜，併購德國與歐盟各國的關鍵產業。例如5月時，戴姆勒集團的股價比起上一波高峰，已暴跌了66%。該集團的兩大中國股東——北企集團與浙江吉利控股——都趁勢加碼。雙方目前持股皆在10%上下，同為戴姆勒集團的最大股東。

 

正是由於疫情以來的這些轉折，讓德國朝野一致，準備要防堵中國在歐盟的全面擴張，保護基本民生、通訊、醫藥防疫等產業，同時擴大歐盟共同市場、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但眼下德國還無法有太多作為，理由是：形勢比人弱的德國要與中國抗衡，必須先整合歐盟來共同行動，而歐盟原本就存在的內部分歧，卻因疫情而嚴重加劇。

 

由於各國受疫情影響的程度大相逕庭，抵禦經濟衝擊能力較弱的東／南歐，與相對能挺住的西／北歐之間，存在嚴重的利益衝突。目前的歐盟可謂面臨史無前例的內憂外患。（可參考尹子軒的〈為什麼歐盟尚未趁美國制裁之機向北京施壓？〉）

 

正逢此一關鍵時刻，德國從7月1日接下了歐盟輪值主席（EU-Ratspräsidentschaft）的任務。直到今年結束，梅克爾都會主導歐盟的議題設定，德國也會主持各個歐盟部長級會議，有機會在所有領域中貫徹其政治規劃。

 

在此半年的任期內，德國有兩項重中之重的任務：

其一，是7,500億歐元的大計畫：「次世代歐盟」（Next Generation EU）。此計畫目的是重建疫後經濟、並藉此完成歐盟產業升級，以便與美中互別苗頭。這不但是一項深化歐盟共同市場的經濟計畫，也是讓歐盟政治一步整合的觸媒。

 

其二，就是原訂9月中旬要在德國萊比錫舉辦的歐中峰會。此峰會預計由歐盟27國領袖與習近平共同出席，完成談判已達7年之久的歐中貿易協定，但目前已被無限延期。對此，柏林方面給出的檯面理由是疫情影響，然而在相當程度上，這是柏林針對北京在香港作為的回應。

 

6月下旬，歐中高層曾進行會前會性質的視訊會議，雙方不歡而散，會後連共同聲明都沒有。在此可窺見德方立場已逐漸強硬：中國無法滿足德國關於市場對等開放、限制中方國企補貼、智慧產權保護等要求；而柏林則揚言，若北京沒誠意，就直接取消峰會。目前看來，在峰會的角力上，中方的態勢顯得比較被動，且今年內會議順利召開的可能性很低。

 

總括來說，上述歐盟的兩大任務，一是為了健全自身的體質，另一則是尋求對等地與中國角力。在這兩項任務上，都可看到歐盟自立的意圖。而德國在這半年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就這兩項議題，先找出歐盟各國之間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以便隨後形成明確的對中戰略。

 

若再考慮11月美國總統大選後，歐美中三方的態勢有可能面臨洗牌，這就讓德國作為此屆歐盟輪值主席的任務更加非比尋常，而歐盟也更需早日決定一條明確的戰略主軸。用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俗稱「歐盟外長」）波瑞爾（Joseph Borrell）的話說：歐盟必須學會「權力的語言」。

 

這對德國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這意味著德國在外交上必須放下歷史包袱。用歐盟專家范米德拉（Luuk van Middelaar）的話直白地說就是：

 

德國不要再偽善、不要再對自身利益遮遮掩掩，要積極運用權力工具來形塑歐盟。

 

但此任務的難處主要有二：

第一個難處在於歐盟本身。歐盟本質上並不是一個權力組織，而僅僅是為了促進區域和平，進行平衡、合作、妥協的多邊平台，它先天上就很難像一個主權國家那樣，形成一貫的戰略原則來指導行動，也並不適合作為與強權爭霸的工具。

 

第二個難處則在於梅克爾的政治性格。中國政策專家海爾曼（Sebastian Heilmann）認為，在中長遠的格局裡，歐中之間的關係只會愈來愈緊張，但他懷疑德國在輪值主席的任內能實現中國政策的轉向，因為梅克爾政府總是傾向在政治對立與經濟利益之間尋求平衡，而不是改變現狀。

 

拿歐中峰會來看，歐盟目前處於比較主動的態勢。中國近來內外交困，習近平黨內壓力極大，需要拿與歐盟的協議作為施政成績來穩固位子。歐盟一位外交官員便指出：「中國方面並不在乎協議的具體內容，重要的是面子。」

 

但不少聲音都懷疑梅克爾團隊最終是否能妥善抓住這個時機，貫徹歐盟利益。德國綠黨（Die Grünen）歐洲議員布提寇佛（Reinhard Bütikofer）擔憂，峰會期間梅克爾政府有可能還是會緘口不提「維吾爾」和「香港」等關鍵字。有鑑於此，綠黨與自民黨都主張直接取消歐中峰會以施壓中國。

 

總而言之，要帶領歐盟完成上述兩大任務，這無論對德國或梅克爾個人而言，都是一場必須徹底「改變人設」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