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全球體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觀與文明論》 許章潤（前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202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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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怪的

《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全球體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觀與文明論》    許章潤（前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20200522

冬去春來，舉世皆疫，死傷枕籍，人間停擺。其所造成的全球社會性隔離，一種“人類的消失”與“世界的隕落”景象，其所撬動的潛藏已久、伺機而動的文明論疏離與種族論敵意，特別是它將政治的原始本質情境性地再度悍然裸呈，以及霸權秩序的頹然衰落所造成的國際無政府狀態之初露端倪，伴隨着全球性普遍政治覺醒與意識形態復甦，正在進一步逼迫着我們反思人間秩序的政治涵義及其文明指向，不得不直面並重述古老的政體之辯。由此，新一輪重塑世界秩序的精神進程已然開啓，而必將進境於實際的政治進程。

置此情形，全球厭華效應第次發酵，對於共產極權體制終於重生應有之政治警覺，而中國的國家信譽掃地，中國之爲一個政治單元再度空前孤立於世界體系，民生國運乃雙雙危殆矣。——幾年來內政外交的持續倒退，尤其是內政之向毛氏惡政暗黑深淵倒行逆施，鉚足勁兒作呀作，早已引致廣泛不滿與普遍危機，而終究將必須建設中華文明憲政秩序方能建成現代中國這一現代立國的普世原典問題，再度進一步鮮明呈現於國人面前。換言之，這個世界於可見未來，中國則值此當下，究竟將會迎來與應當具有何種政治方式與生活方式，轟然大疫提示再再，而到關頭矣。

當此危急存亡之際，書生天命，有話要說，不得不說。一己生命雖必殞落，明晨天際照舊一抹熹微，則存在不存，而存在永在。

一、恐慌政治、苦難政治與拯救政治

大疫以來，歷經前期鉗口鎖喉、欺瞞作僞，後期一刀切全權維穩式舉國發動，以萬戶蕭疏、人人禁足爲代價，國朝戰疫已見成效，甚爲顯然。但因資訊遮罩，唯上是從，決策過程藏於宮闈，社會監督闕如，下層官員戰戰兢兢束手束腳，則後續效果難料，必有反覆，同樣難出意外。在此，監控型國家自上而下層層轄制，公權幾乎不受限制，國民懾於恐懼而慣於聽話服從。一日，列寧式政黨的政制效能凸顯，本不足奇。如本文後續所論，政治關乎良政，政制則唯善治馬首是瞻，善治此刻主要表現爲效能，而效能在於瞬間令萬民禁足。刻下日常所謂“國家治理”云云，其實通常就是在抽離了良政這一基礎之後，於此層面擘畫。而這恰恰是某些公共危機時刻員警監控型體制的拿手好戲。看看，閉關鎖國，人人站得筆直，更且一目瞭然。

相對而言，立憲民主政體賦權有限，社會發達而政府公權多所收斂，進入戰時狀態的程式性條件苛刻，決策機制啓動有待於協商政治賦能，短時間內可能反不若威權政體之雷厲風行。倘若遇到川建囯式領導及其極化黨爭，心有旁騖、懈怠疏忽卻又自以爲是，則立憲民主體制優勢盡失，卻又無威權體制的戰時效能，則情形勢必一塌糊塗。實際上，整個歐美此番預警不足，初期懈怠失措，多少反映了此爲“黃種人問題”這一隱祕內心的文明論默認。此於日本財相麻生太郎年初七國財長峯會上的遭遇可證。相較而言，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層面，中國並非失敗型國家，架構於此國家之上的威權政制，憑藉此種國家能力之無度財政汲取，餵養強大安保力量以爲後盾，用國安紀檢鞭伐官僚甚至直接取代官僚，因而更加強悍，加上這幾十年人民血汗充實了國庫，則戰時機制一旦發動，短期效應突出。比諸今日之左翼極權，舊日老蔣統治蔚爲右翼威權，而“國家治理”捉襟見肘，就在於其時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基礎初奠，只是個掛一漏萬、搖搖晃晃的大架子，工商經濟甫開其頭，財力人力均不敷利用，這便有以然哉，所以然哉。

也就因此，庚子春節翌日一紙封城，頓時舉國禁足，考績體制下唯恐疏漏，因而甚至層層加碼，過猶不及。這邊廂，百姓諾諾，源於一個“怕”字。不僅恐疫，更且懼官，連一瞬間彷彿獲得執法權、權威加身的社區物業保安都怕，生怕行止失措而罹禍也。禍者，不僅是疫，更且爲罰，一種極具任意性的、隨時可能加諸身心的強制。實際上，也確曾普遍發生了安保村幹過度“執法”實例。君不見，當此之際，多少行政舉措說來就來，運動式，無所謂法制不法制矣。至於其之涉及中西生命哲學差異而導致生命政治態度有別，進而波及公共危機的應對方式，亦且甚爲顯明，後文還將有所論及。網議以民衆“怕死”與否解釋中西國民面臨疫症時對於常態社會性生活之趨避，可作侃大山一樂，卻當不得真的。都怕事，都怕死，只不過外在體制及其釋放的資訊不同，導致心理感受的恐慌程度與指向有別，以至於民情之萬里不同風也。至於那些已然置身大疫，而懵然不知，卻嬌然“我們相信政府”的大媽們，十足典型的愚民教育的癡兒，連“乳頭樂”們都不如，不足論也。

正是在此情境下，一俟封城，有限公佈疫情，國朝上下乃嫺熟運用恐慌政治，利用苦難政治，營造拯救政治，最終烘雲托月般炮製出領袖政治這一神話。封城之後全民恐慌，於是全面收緊行止，恐慌因資訊有限而發展成普遍恐懼。因恐懼而愈發依賴公權，只能服從，更加服從，後者乃於彷彿承擔無限責任之際，予取予奪，萬民俯首貼耳矣。國家和人民，就這樣活生生慘遭綁架，而黨國獨大哉。其實，此番大疫，逝者已矣，傷者自舔，舉國百姓剋制自奉，萬戶蕭瑟，承受了最大犧牲。如此這般，官宣對於實際疫情消長及其碾壓之下患者長街求醫的惶然窘迫情形之遮罩，對於醫護仁心智勇的選擇性報導之引向電視熒屏前的開發感動，對於所謂“火線入黨、院士領頭宣誓”的赫然鏡像的正面堂皇渲染，以及後來有關歐美應對失措之沾沾自喜、喋喋不休大幅報導，凡此資訊披露之選擇及其指向，悉數利用苦難，旨在維護永遠無錯的光輝形象，塑造這艘爛船從來踏波前行、力挽狂瀾的神話，引向“萬衆一心、同赴國難”的公共訴求，以及追隨領袖的政治寓意，而全然不論是誰造成了“國難”，爲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有如此之多的“國難”。雖說一廂情願，可笑荒唐，但經此輾轉，不僅一定程度上似乎於普羅大衆感官層面成功將喪事扮成了喜事，而且活生生將作孽者變成了拯救者，令播散人禍、文過飾非的惡棍，搖身一變而爲救苦救難的天使，進而，彷彿一時間消泯了對於天災人禍根源之追根究底的任何可能性，特別是就此斬斷了最高政治責任的因果鏈條。逮至疫情稍緩，情形似乎是，朝野上下，官民兩頭，悉數希望儘快做一了結，以告別這生命不堪承擔之重。至於痛定思痛，追根究源，僅限於推導至大疫首發地之中低層級“官僚主義”者也，一旦稍有溢出，便成禁忌。

本來，匆匆交卷，等於忘記了背面還有考題，實有待後續逐步加上補丁，不遑稍懈。但無法究源追責，等於埋下禍根，一旦因緣際會，舊疾還將發作。十七年間，中國兩度爆發疫鬁，波及東亞與世界，此番更是殃及全球，而最後實際都不了了之，反而高唱“讚歌”，叫囂“戰勝”，厚顏若此，死護着面子而其實顏面盡失，均屬一種後文還將論及的極權政治路徑依賴，教訓在此，令人浩嘆。

這樣，自始至終，伴隨着鉗口鎖喉的是官媒文宣之緊鑼密鼓。實際上，早在疫情正酣、人血噴流之際，已有紅彤彤《大國大潮》刊行，令國人齒冷心寒。此後更有頌歌震天，塑造全知全能領袖光輝。無恥文人推衍“革命者人格”典範而指向“領袖型人物”結論，撒癔症，以此投名，爲此張本。凡此顛倒黑白，雖說不出意料，卻出乎情理，悖逆真理，面目可憎，最爲令人噁心。——那些央視播音評論諸輩，年紀輕輕，面容姣好，嗓音優美，卻心智瞑懵，心志錯亂，忸怩作態，爲虎作倀，謊話連篇，令人反感，接近生理厭惡！難怪此前其後爆出那麼多男盜女娼。坊議所謂央視者，高官富賈之後宮也，概爲忿語，而慨爲一般輿論矣！

至於其間大小漢語施密特們，或搬用“例外論”，或炒作拉丁左派陳詞濫調，鸚鵡學舌，編寫巨獸神話，操弄民族主義，煽忽革命人格，炒作中美對抗，織造中西明暗強弱寓言，開發感動，利用“鍾南山—張伯禮”式巧僞之徒維穩白手套，白臉紅臉，牽引盲衆，種種伎倆，狡黠險惡，而又愚蠢無比，超越戈培爾，羞煞塔斯社，氣死張春橋，卻終究紙包不住火，更是不在話下。至於粗鄙下作文痞天天喊打喊殺，把核彈掛在嘴上，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民間稱其“攪屎棍”，更不論矣。——一場本應賦予國族以生聚教訓的苦難，似乎竟然就這樣白白流逝了。

順提一句，坊議輒謂“能爬到這個位置，說明還是有兩把刷子的”。此論看似審時度勢，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其實不過是一種事後追認式的成王敗寇邏輯，唯權是從，逢王就跪。究其實，多數而言，“這兩把刷子”要麼依恃藍色血液或者諸如“祕書”這類裙帶關係，扶上馬送一程，只要不是太傻都行。上位既易，則行雲流水，少爺作風用於執政，百姓殃矣；要麼憑藉逢迎溜鬚、人前人後那一套，展現的恰恰是劣勝優汰，令不幸混跡官場掙一份口糧的良心不泯、品格正派之士，只能甘具邊緣；要麼按部就班混年資，或者，天上掉餡餅，整個兒一個糊里糊塗。而一旦上位，等因奉此，知識增長停滯於學校畢業之日，心智與心志一邊倒，唯一常習的便是官場文化，卻因權位獲得話語權，遂以發黴的舊貨應對眼前的現實，除開絕對看上邊眼色行事這一條牢記在心，其他早已朦憨，卻又彷彿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矣。——對什麼都敢“指示”，而且，都是“英明指示”，這本身就是最大的無知，愚妄可笑之至，卻自上而下，層層上演，級級模仿。置此情形下，居然還好意思說“黨政機關裏有大量精英”，而非渣滓，其認知錯位，自愛兮兮，令人作嘔。

二、猙獰國家與極權政治的路徑依賴

面對大疫，民族國家疆界及其地緣政治意義兀自凸顯，立馬取代跨國共同體，畫地爲牢，各自爲政，以利己自保爲最高準則。而且，其地理與法政意義超出文明論，也逸出政治意識形態。一國之內，亦以行政區劃切割。人人自保，村村自保，國國自保，斷航禁行，無不沿邊界展開——家門、村口、省市區劃與國境。更有甚者，大疫初期，竟然上演了地區規模乃至於國家層面搶奪攔截醫護用品之叢林鬧劇。換言之，國家政治中信誓旦旦的公民政治瞬間爲生物政治所取代，國家間政治中的共同體概念面對“古老的”國家之強力地緣實存，即刻不攻自潰。置此情形，公民身份旦夕抽縮回國民，國民再被迫萎縮爲市民，市民蜷縮成屬地的居民，居民蛻化爲唯求保命的生民，甚而，具體到街區與門牌，竟至於綠碼中的號碼。真所謂畫影圖形，無所逃遁，天網在上（under his eyes）。大國家、大政府陰影下，公民個體不僅無法逃離國家，而且隨居住地浮沉，仰其鼻息，講述了一個政治不僅是和平共處的基本原始準則這一大是大非，而且道出了政治是圍繞着國家這一法政共同體權力而展開、本來意欲鋪排之、卻不意爲其所操控之異常尷尬。就是說，作爲治理單元、受託物件的國家，變成了“赤裸國家”，人民迴歸“赤裸生命”，而委責於國家及其政府。國家及其政府呢，不論表面上或者現實中，乃君臨一切矣。

正是在此，身處晚近三、四百年方始形成的這一地緣法政大框架中，彷彿堅不可摧的自由主義一己悲歡，已被大疫之下頓然現身之巨靈收攏於有形巨掌。威權國家本就無此政治底蘊，藉疫操練，駕輕就熟，無以復加，而人民從來都是“赤裸”的，立憲民主國家亦以“例外狀態”應對，就其外溢效應而言，那歷經滄桑的“民主國家陣營”一經大疫擊打，其實早已落葉紛批，各顧各，碩果僅存的不過是萎縮爲軍事情報分享機制的“五眼聯盟”，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之上陣父子兵。既看不到全球民主國家之同仇敵愾，也難覓民主國家之聲氣相求，而原因不僅在於民族國家這個原始巨靈發力，現代國家的1.0版本（民族國家—文明立國）沖決了其2.0版本（民主國家—自由立國）的目標設置，而且，在於老美這個頭號民主國家居然淪落爲特朗普式的病夫治國，了無頭號大國應有的胸襟與擔當，曾幾何時的“美國時代”也就彷彿要進入後“美國時代”了。美歐等地民衆不時上街抗議個人自由受限，公民聯邦彷彿依舊發力，而民粹與民主夾雜，反智與反暴混融，此間源流堪爲索引。進而，諸種因素輻輳，導致雖然大疫將一損俱損的現象擺在眼前，而下文將要論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無論是在本意還是引申意義上，均頃刻土崩瓦解。

的確，大疫之下，奠立於地緣政治的民族國家原形畢現，揮起了各掃門前雪的巨帚，高牆沿囯境瞬間聳立，可堪訝異，卻絕非意外也。不過，必須指出的是，此番應對大疫，北歐的瑞典和東亞的日韓新等囯，中國的臺灣地區，以色列與澳新諸邦，取法乎中，其方式，其理路，堪稱典範，深值探究。香港這一原本治理優異之地，人財兩豐，卻失誤連連，適爲反例。當然，以色列常年處於戰時或者準戰時狀態，其成功抗疫模式，難爲其他常態國家所仿效，因而，可能也就僅具個案意義。——無論科技還是文化，此邦時常一騎絕塵，難以仿效矣。

就國朝情形而言，公權藉此進一步強化，呈現出救災政治與治水社會的全副症狀。但凡自上而下，級級發動，層層加碼，舉國同調，政治當頭，罔視法制，寧左勿右，壓抑民間，取消社會，以及鉗口噤聲、抓捕異議人士等等，悉數上演，彷彿無所不能，卻又捉襟見肘。當然，無論怎樣，“聖主英明，貪官有罪”這一條總是萬變不離其宗；“上頭政策好，下頭執行歪了”還是永不言敗的制勝法寶。華生兄的長文滔滔，處心積慮，爲君上憂，不過爲此精緻理論版本。其結果，如前所述，阻絕了究源追責的因果責任鏈條，是非難得清算，但等下次天災人禍，一切照舊矣。非典而後新冠，居然接二連三爆發於崛起中的大國，一個確曾誠心希冀世界接納的古老城邦，已然對此做出了最好幫助。——行文至此，媒體報導三鹿事件重演，人間又現大頭娃娃，再度對此慨然作證，豈一個痛字所能道盡。不過，話說回頭，其間堪值凝視而思考者，乃面對洶涌民意，公權於李文亮大夫事件上急劇轉身，說明人民一旦覺醒而不再恐懼，齊齊勇敢發聲，則威權鐵桶已然並非滴水不漏。總體而言，凡此極權政治的路徑依賴，表明這個國族基於立憲民主的共和理路的現代治理，無論是菁英理念還是大衆實踐兩端，均尚付缺如。應急性的準戰時狀態收攏了本就薄弱至極的民權，在初期略見零星異議以後，音消響歇，而權力萬能與領袖全能的羣衆心理，蔚爲一般國民意識，直將那如弱水泄沙般的公民觀念，掃蕩無餘。

但是，另一方面，正是這場大疫，特別是它所暴露的一人至尊決策模式和以黨爲大的價值理念，不僅讓精英階層，也令一般民衆恍然其良政不存的事實，惶然而恍然於公民面對撒謊成性的公權無所措手足、只能“它說啥就是啥”之無可奈何，更加明晰極權政治的威勢及其致命弊害，而催生出對於“立憲民主、人民共和”之良政善治不可遏止之渴求。“黨國”之爲惡的實存，已然不容於民情，遂再度昭告於天下。畢竟，從疫情初露至封城前夕，鉗口欺瞞，展示的是一種地域主權體爲所欲爲的整全性權力意志，而終亦必對於整個人類常規生態之隨時肆意蹂躪的現實性，預演的是一種末日審判式毀滅政治，已然向全體人類敲響了警鐘，而且，其實也敲響了自己的喪鐘。否則，如詩人所詠：“被喚作正義的殿堂/一個土生土長的靡菲斯特穿着列寧裝/把奧羅拉的孫輩送往曠野。”

其間沉渣泛起、接連發生的一種騷操作，一種轉移視線的有效手段，也是帝制王朝政治最爲邪惡的御民之術，同樣是一種極權政治面對危機時的路徑依賴，就是“羣衆鬥羣衆的全面內戰”。此刻，它表現爲圍繞著作家方方女士作品的爭論進至於批判展開了。收放之間，或爲災情壓頂、封城閉戶時之悲情出口，或爲疫情稍緩、開城啓戶後的民粹靶點，用亦用矣，棄亦棄焉，全在背後那個邪惡文宣，而有洶洶盲衆如臂使指，更有落井下石者之推波助瀾。一俟“方方熱”冷，不足以鼓譟盲衆，可以預言，必有“圓圓熱”或者“團團熱”等文宣沙塵暴取而代之，再度肆虐媒介，愚弄國民心智，荼毒國民心志。迄至本文殺青之時，背景深厚的盲衆打頭、而有官方文宣唆使的這出鬧劇，正以“大資料極權主義及其微信恐怖主義”方式，掃描鎖定，定點清除般地指向一個個直言教授。高校黨政動如爪牙，最爲卑鄙，“立即啓動調查程式”。這樣，全面內戰終於從“批作家”發展爲“鬥老師”。——朋友，“1966”的情形，已然捲土重來矣！可以預言，縱便僥倖不至於即刻發展成全面“鬥批改”，然而，值此情境下，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從今往後，國朝高校必會更加死水一潭，所謂文化創造與中華文明覆興，從此不過夢囈，云乎哉！

本來，正常情形下，生命權和自由權之間的平衡首先表現爲一種政治意識，而終究訴諸法權，必需也必有一個唯一標準答案。恐慌政治的邪惡在於混淆其間區際，將公民政治驅逐，令個體成爲赤裸裸的生物存在，讓生物政治學凌駕於一切德性之上，從而，將作爲醫學手段的社會性隔離悄悄轉化爲政治性禁制。由此，將頭號生存優先權賦予黨國本身，一切圍繞着黨國之萬世一系打轉。吾國情形若此，大洋彼岸頭號大國，此刻彷彿同然，第一生存優先權居然是激化黨爭下的連任願景，一切圍繞着選情打轉，以連任爲最高考量，其目光短淺，胸無大局，肩無擔當，唯剩氣急敗壞，謊話連連，實在對不住自家人民和這個偉大邦國，可謂政制失敗與民粹主義川普式對美國追蹤政之登峯造極，雖良政而乏善治矣。究其實，同樣是一種路徑依賴，展現了帝國意志萎靡後的文明腐朽與民主體制運行既久、需除積弊而暫時無解之無效自救也。

在此，饒有意味的是，中文世界有一種敘事，其引歐洲輿議，認可國朝處置“緊急狀態”的“決斷能力”，指認此非全然政治意義上的剝奪自由，毋寧，乃醫療意義上的緊急處置。在它看來，新冠君臨天下之際，“決斷”是國家權力最爲重要的能力。正是藉此能力，國朝迅即擺脫大疫所致“失序”之“例外狀態”，率先迴歸常態。如其所述，法國哲學家巴迪歐就認爲“例外狀態”其實是一種正常狀態，對此狀態下的集權模式不應過分解讀，因爲不管是中國還是法國，這種“戰爭狀態”中的應急手段其實是正常狀態，而此時國家也必須緊急出場，顯示爲“赤裸國家”，亦即兌現霍布斯所謂國家最爲基本的保護人民生命安全的功能。職是之故，此刻的國家權力是“中立的”，面向所有人。否則，反致更大災難。國內所謂新儒者同樣儻論權力及其決斷的必要性，赤裸裸表達權力膜拜，一副乞靈於權力之髒兮兮可憐樣兒。可問題在於，他們似乎均揣着明白裝糊塗，此於歐美，或爲例外狀態，因而需要政治決斷，而於國朝，則爲常態，一種日常全面專政狀態，不過於此再度放大而已。一個並無個人自由與立憲民主以爲基礎，並藉此予以對衝的所謂“決斷”，其實是爲所欲爲，至多“維穩”而已矣！再者，此集權非彼極權，政治決斷亦絕非等同於“國家權力”實即政府權力之最爲重要的能力，毋寧，後者乃爲治理意義上的行政主導者。再說一句，行政執行力不等於政治決斷力。諸如“封城”這樣的決定是一種行政決策，而非政治決斷。決斷是也從來都是政治的權能，只掌握在最高主權者手中。刻下國朝最高主權者缺位，人民以及作爲它的個體行動狀態的選民不見蹤影，則論者誤將黨國之專權當作最高主權者之“最爲重要的能力”，可謂昧矣，而巴迪歐們癡矣。至於說“尊重君子的儒家價值觀”是“中國抗疫的文化密碼”，面對千千萬萬慘遭整肅、葬身溝壑的華夏讀書人，面對李文亮們，真不知漢學家作者如何自圓其說！？

三、文明小國

大疫來臨，一下子折射出中國依舊是文明小國與精神豎儒的窘迫。首先，現代政治文明闕如，致令政制難濟政治困厄。人類的最高智慧是維續共同體和平共處的技藝，文明的最高成果在於確保其和平共處之良政，而它們不是別的，就是政治，尤其是現代政治文明之善果也。筆者屢敘現代國家前後遞升的兩個版本，理述國家理性的三個層面，綜論“文明立國”與“自由立國”於建政立國之雙元拱立的憲制意義，苦口婆心，情見乎辭，不外乎意在幫助，置身現代時段，擁有現代政治文明，以此立國，據此建政，按此行憲，照此辦事，是建設文明大國的必修課業，而爲文明昌盛之必有作業，也是現代公民之必需修業，終亦必造就良善生活之普遍福業。就國朝刻下情形而言，“立憲民主、人民共和”蔚爲現代政治文明之犖犖大端，無法迴避，總需登場。無此政治設置與政制安排，政府行政再有績效，也難免政權危殆，更何況不可能維續永遠的高速增長，而績效從來都是有漲有落，所謂“大年”“小年”也。再者，增長後分紅嚴重不均，卻無“主權在民，治權在賢；政權爲主，政府爲客”這一憲制安排善予紓緩，政治正義不存之地亦無法律正義與社會正義救濟，凡此因素疊加，則危殆永存，恐慌成爲政治常態，而恐怖遂成社會生態，恐懼乃深深內化爲國民心態矣。相較而言，立憲民主諸國恆有政府危機，間或社會危機與經濟危機，甚至會生髮文化危機，但卻一旦奠立，從無政權危機，邦固而囯安，原因就在於“政權的永久正當性”與“政府的週期合法性”互爲表裏，進退兩補，出處相應，上下撐持，唯一需要擔心、不好好乾活肯定就會滾蛋的是僅具週期合法性之政府也，受託組織政府而依法行政之政黨及其政客也。吾國所缺，而他山之石，恰在於此矣。

正是此種憲政體系及其政治文明，開啓了政治問責的公民之道，絕不承認無錯政治，也不能容忍一個不會道歉的政府，雖說任何認錯與道歉，同樣需要公民去爭取。認錯政治與道歉文化，堪爲現代政治之政制層面的必有機制，也是此種政治之於政制的道德約束，而恰爲全體公民和平共處之政治文明也。否則，體制上的無錯政治與最高領導人的無謬神話猖獗，認錯與道歉文化闕如，道義蕩然，國民眼睜睜看着他們作惡卻無招架之力，則是非混淆，人間必成匪幫。國朝今日山呼英明偉大，正陷於此壑，促令吾國所缺者，愈發顯豁矣。朋友，想一想吧，十七年裏，兩度疫興，此番更是播散全球，造成廣泛而必持久之災害，不論具體原因何在，吾國豈能不三省吾身，而躬自致歉。首先是向全體國民道歉謝罪，特別是向死傷同胞道歉謝罪，並追究法律責任與政治責任。否則，違逆國家政治中的共和道義，有悖全球和平共處之處世之道，亦非力倡“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崛起大國所當爲也。在此，切不可與今日美帝這屆領導比爛，一個盛極而衰的晚期帝國治理，教訓多於經驗。特沒譜天天自愛自誇，沒羞沒臊。就此而言，特沒譜這位老兄禍國不假，而良政早已奠基後如何續於精進，從而保有善治，同様爲立憲民主政體必須朝夕怵惕者也。

再者，現代政治以文明與自由立國，意味着國家必須保有道義願景，一切均當皈依公義，以追求公道爲政道之正道，追求與捍衛人類永久和平。就此而言，“爲中華民族謀復興，爲中國人民謀福利”，雖非高端遠景，卻爲眼前目標，拿捏尚佳，有點兒現代政制目標的意思。倘能配合以堅實的政治德性，堪爲響噹噹競選口號呢。而關鍵所在，也是問題所在，在於心口如一，說到做到，不能掛羊頭賣狗肉。例如，爲此首先需要讓人說話，還我同胞以言論自由，屏拒那個恰相違忤、鉗口噤聲的書報檢查體制，以及作爲其源頭的黨國體制。——連話都不讓人說，還幸福個鳥啊，怎麼個復興法子？！在此，對於道德墮落的修復，不能走一貫“偉光正”的路子，其結果只會進一步混淆是非，戕害心靈。毋寧，嚴明是非，釐辨對錯，懲惡方可揚善也。就以李文亮事件之前後反轉而論，其之迫於壓力，操於權力，知錯能改，雖說我羞答答，小修小改，卻也算是善莫大焉。但於加諸其他同胞的迫害，同事同理，卻依然固陋頑拒，則等於表明前者只是姿態，而非基於是非之服膺，後者纔是本質，纔是真意，而反差若此，無異於在用鋼鞭抽打着中華文明與全體國人的道德神經矣。

不寧唯是，那邊廂，精心塑造、着力樹立的“鍾南山—張伯禮”式聽話馴服的榜樣，一種典型的懂得適時適度月臺的僞君子，一種維辛斯基和李森科式人物，反被塑造成大衆英雄與公民楷模，正說明此間錯亂依舊，而德性墜矣，可堪蹉嘆！——張伯禮者，矇昧若此，居然掄起大棒打人，充當棍子，尤爲不堪也。往大里說，包括錢學森們在內的納粹科學家們，同在此列。尤有甚者，艱困當口，年輕一代外交官們及其莫洛托夫式表演，看似伶牙俐齒，實則愚陋不堪，捍衛國族利益不足，而敗壞中國形象有餘，令人於驚詫而噁心之際，不禁憂心如焚。——不下狠心整頓這個專事交惡、進退失據、毫無章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外交部，囯無寧日，復興云乎哉。

也就因此，秉具健全的囯族心智，蔚爲文明大國必有之修業，也是所有文明類型理當修習之課業。大者，恢矣，弘也，而與所謂“島國心態”或者“受傷文明”區別開來。以此觀照，此番大疫以來，國朝上下依舊爲歷史創傷情結所纏繞，着實暴露出吾族心智之羸弱。一句所謂“病夫（sick man）”常論就引發軒然，可以作證。早已成長爲全球體系中舉足輕重的大國，不料，卻依舊有着一顆極易受傷的玻璃心，要麼正幫助吾國吾族依舊自信不足，有待理性洗禮，亟需文明澡雪。換言之，此非唯情結作祟，亦表明知識論之庸蔽。要麼，就是惡用創傷記憶，有意撩撥盲衆也。正是在此，一方面有意無意遺忘痛史，尤其是眼前的錐心之痛，另一方面卻又深陷“1840情結”而不能自拔，表明惡劣文宣多年洗腦，戕害我華夏國族心智深重。

由此，不難理解，這邊廂，當其國中大疫暫緩，危機依舊，而全面、深刻與致命危機纔剛剛開始，卻不期然而有所然間，矯囂之聲紛起，民粹嗤外濤激，伴隨着大小漢語施密特們的“例外”論調，肉麻頌歌震天，其結果，如詩人所嘆，“他們日夜編寫關於巨獸的神話，萬千猛獸伺機在春天覆活”；那邊廂，環球疫的政治正酣，死傷日增，屍橫山水，則痛定思痛，沉痛轉化爲積怨，積怨催化忿怒，忿怒引發政治，必隨時日牽延而逐漸爆發，甚或勢如火山噴薄，則聲討氣氣部門，政經齊伐，也是預料中事。反思既深，痛感疼痛，總須劍指。可以預言，以世衛組織和全球防疫爲突破口，其必一浪高過一浪。當此之際，在國家政治層面，國朝民粹主義反智與民族主義仇外，兩股惡緒，交替發作，唯一烘托的是領袖英明萬能的神話與政府救苦救難的佳話。與此相應，一個類似於猶太人千年陰謀的中國陰謀論在民粹層面若隱若現，已然浮現在美國紅脖子們的街頭口號中，而“集體獵巫”式陣勢雛形初現，不能不引發關於啓蒙的沉重話題。病夫治國，錯亂荒唐，大洋兩岸，如出一轍。——重申一句，文宣最爲無恥，在在敗壞華夏德性，而令舉世嗤笑矣！

順提一句，國朝情形，大學裏的“工科師傅”是極權的天然幫兇。此與個體人品好壞才學高低無關，毋寧，涉及的是一種作爲工作狀態的生存狀態。君不見，所謂的團隊協作運行方式，聽命於一個“老闆”核心的組織方式，絕對遵奉定律而後善自運用的服從式思維邏輯，仰賴官方專案與找米下鍋的生存狀態，層層轄制、分包歸攏的管理體制，以及絕對趨利避害的商業導向，特別是了無價值觀的價值觀與普遍毫無美感的美學狀態，使得他們俯首貼耳於絕對權力。而威權國家最爲欣賞的就是這種頭腦可能發達，而心腸近於麻木，卻又慣於服從的“新人”。所謂“聽話出活”者也。可惜，就建設正派人生、良善社會與愜意生活的現代文明囯族而言，沒有深厚博大的人文底蘊與科學理性，徒有工科技術，充其量不過一介二流國家，根基搖晃，難擋風吹雨打。再者，作爲本應最具時代意識而銳利灼人的高校學生羣體，整體性心志萎靡，蜷縮於商業壓力與權力宰制的雙重牢籠，所謂“後浪”者，不幸而爲“社畜”也。同樣本應直麪人類苦難而抒寫人性的作家們，面對時代，從諾獎得主至著名寫手，連扯淡都談不上，整體性淪落爲人格豎儒。抑有甚者，甘爲咿咿呀呀忸怩作態擡轎子吹鼓手也。那邊廂，西方的左派正在重複上個世紀他們對於蘇俄政權的錯誤認知，喬姆斯基老先生堪爲昏聵典型，巴迪歐不甘瞠乎其後。至於那些吃了人家嘴軟的，拿了人家手軟的，更不論矣。凡此種種，東西連環，少長合璧，造成了吾友所言“整體性文明可毀滅”之頹勢矣。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復存在

大疫起自武漢，迅速廣佈全球，至此，國朝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本意不無良善，卻因宣導者德位不侔，宣告破產，特朗普執政後重行大西洋孤立主義而拱手送上的重塑全球治理領導權機會，因此一疫，消耗殆盡，而國運亦可能隨之逆轉。連伊朗衛生部發言人，都忍不住以bitter joke指斥國朝提供的疫情資料，說明國家公信墜底，政體德性破產，真可謂四面楚歌，山窮水盡。另一方面，美國在將近三十年裏誤判最大敵人，陷入耶回沖突而跋前躓後，同樣耗盡冷戰全勝之紅利，卻無視紅色極權之羽翼漸豐，以至於養癰遺患，一如“二戰”之與狼共舞，在滅掉德意志法西斯之際養大了更大的紅色蘇維埃惡魔，同樣教訓深重。事實是，不折不扣是，爲了打擊綠教恐怖主義，而與紅教邪魔結盟，結果養肥了一個更大的惡魔，可謂二十一世紀開局之初自由政體的最大教訓。至於太平洋東西兩大國每日低水準口水戰，昏話連篇，仿若童稚無賴小兒廝打，跌破底線，實在不堪，將這個時代文明低陋之本相，暴露無遺矣。

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本意指謂普天之下皆兄弟、環球諸國諸族榮損一體之事實，借用爲政治外交口號，亦且響亮，甚至秉具甚爲厚重之道義。但因宣導者內政上惡待國民，此番大疫又造成全球停擺，致使這一作爲政治外交口號之招貼，已然不攻自破，好端端一個理念就此同樣停擺。後來雖然到處送錢送口罩，派遣數支醫療隊，天天元首通話，卻已然於事無補矣。旨在媚好的慷慨政治可能適得其反，枉費金錢人力。其間情形，恰如德媒BILD署名文章所言，“您是不是以爲如果您現在在世界各地慷慨地發送口罩就是一次偉大的‘友誼’”？我不認爲這是友誼，這是可笑的帝國主義行爲。“事到如今，後冷戰時代就此徹底結束，所謂的大國崛起及其“中美共治”型態告終，新一輪世界秩序重組恰與國朝早先希冀反向，正在緩慢而堅定地醞釀推進之中。而這既是極權政治邏輯的絕對主義普世理念訴諸實踐後遭遇反彈的必然後果，也是自由國家社會推展的全球化之必然對衝要求。——世界變天，中國頓成孤家寡人，此前四十年辛勞幾乎毀於一旦！北京奧運以還極權政體隨着錢包鼓脹而不甘寂寞的一系列騷操作，七年來強人政治接續不斷的前現代式愚鈍妄爲，其於國際政治層面太過幼稚的仿帝國式張狂，尤其是此次大疫初期之昏招迭出，終於事與願違，藉此世紀大疫，令吾國吾族吾民國際聲譽跌至谷底，再度將中國推向危難邊緣，而國族命運重遭生死存亡之抉擇矣！

君不見，所謂“爲世界人類指明發展方向”云云，透露的是虛幻譫妄的領袖慾，正爲毛式人格膨大之精神疾病陰魂與共產普世絕對主義兩相激盪、互爲底色之畸形發作，而以億萬國民節衣縮食、憑靠公權無度財政汲取搜刮之財富，所推波助瀾之公子哥癔病症候羣也！至此，日本記者所諷之“無謬神話”，早已是自說自話了！

不寧唯是。海外華人，特別是對祖國懷有純真眷唸的留學生羣體，其中又尤其是未成年孩子們，因爲一紙禁令而回國無門，返家無航，不僅將個單相思擊得粉碎，而且暴露了寧予洋人不予家奴的刻薄寡恩，既悖人倫，亦違國法。旅俄同胞，數以萬計，大難之際，輾轉跋涉至東北口岸，希望返囯避難，卻被嚴堵於冰天雪地，更有那冷血大使厲聲警告，“放棄入境幻想”。——全世界文明諸國，大疫爆發當口，悉數呼喚國民趕緊返囯，遊子歸家，唯獨國朝將同胞拒於國門之外，刻薄寡恩如此，令人情何以堪，暴露的卻是視國民如草芥之一貫心態也！他們可能遭遇駐在國民衆的歧視甚或攻擊，實際上已經發生過多起這類事件，印證着筆者前文有關厭華排華的預計。而對於國民之吝嗇，因有大額外援之比對，更加彰顯，令人齒冷。湖北人均47元之救助，就矜誇慷慨，恰如網友慨言，不如民政部在青海三江源打個雞蛋，然後說全國人民都喝到了雞蛋湯算了。

走筆至此，或曰，瞧瞧美英，防疫不力，不如咱呢，你爲何不鳴鼓抨擊？朋友，人家的事自有人家操心，我更關心自家同胞，不行嗎！？

總之，如此這般，不講價值標準，只關注產業鏈的這波浪漫全球化，至此終結。新一輪政治與文明的全球性分化組合，伴隨着疫情發展，悄然拉開了序幕。其間，全球性的去中國化進程已然啓程，正在展開，從金融、產業佈局到資源配置，一場去中國化的新秩序必隨後疫情時代之政治反思而加速推進。此不幸也，而禍肇於廟堂，苦難卻爲全民所承受矣！作爲這一輪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其世界體系的廣泛參與者，遭逢如此逆轉，怨不得別人。其結果就是，在最好的意義上，正如一位觀察者所言，“（縱便中國）戰略機遇期雖未過去，但己進入危中求機階段，國際上去中國化使形勢極其複雜和不利，連非洲等基本盤都出現鬆動，前期大量投入可能失效。”

尚需指出的是，俄羅斯一直利用疫情與美帝眉來眼去，火中取栗，漁翁得利，直至俄美髮表聯合宣言，大讚“易北河精神”，旨在“共同應對二十一世紀最嚴重的挑戰”，則挑戰何在、挑戰者何，實在意味深長，用心與理念均不加遮掩。置此世界體系自助體，俄人所作所爲旨在擴大自家利益邊界，無可厚非。遭到羞辱，啞巴吃黃連的是戰狼式外交的主導者，而將吾國吾民置於險境。將涉關國運的跨太平洋關係惡化到如此地步，並非西邊一家之責，但卻更爲吃虧且危乎殆哉。正是在此，再說一句，幾年來封建土圍子式外交及其逞口舌之快的小心機，害莫大焉，趕緊休矣！

在此，尤須着重指出，凡我國民，必須阻止狗急跳牆式轉移視線的任何戰爭衝動，無論它來自何方。疫情檔口，未必開火，而大疫後果，包括經濟危機、社會動盪與文明敵意之第次凸顯，往往後延半年一載，甚至三年五載，則其時危險係數反而升高，有意爲之或者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更大。1929年以還之世界經濟危機，終究催匯出1939年之“二戰”惡果，殷鑑不遠矣。在此，國朝無需汲汲於跟美帝爭鋒式的軍備比傢伙，更不能動不動對祖國寶島同胞們示狠，老美也別老在中國邊上耀武揚威炫肌肉。就吾國情形而言，建設常態國家與文明國家，而首先是讓全體國民豐衣足食免於恐懼，比什麼都重要，也更加急迫矣。

五、意識形態偏見與良政的國家理性

中國的去西方化與世界的去中國化同時並進，正在修正着國際體系的基本架構與雅爾達體系下的世界秩序，將所謂意識形態問題再度凸顯。——實際上，所謂“去中國化”，主要是“去共產中國化”或者“去中國共產化”，而與吾國華夏文明無冤無仇也。畢竟，十九世紀那種西方列強打上門來的征服式景象，洋大人橫行霸道的時代，一去不返矣。而且，究其實，對於華夏文明而言，“共產極權”是入侵者的蠻族征服，吾國不幸而成其殖民地矣。在此，有一種講法叫做“意識形態偏見”，儻論者大言滔滔，指斥外人對於國朝抱持“意識形態偏見”看似振振有辭，實則根本無理，純然混淆是非。須知，類似於文化多元或者價值多元，警惕“意識形態偏見”不等於抽空基於人類良知的正邪判斷，更不能以所謂意識形態差別取代正邪判斷，而與邪惡爲伍，爲邪惡張本。而且，作爲意識形態的思想體系和價值體系，一旦與權力互爲表裏，就脫離書齋，展現其現實性，載浮載沉，爲禍爲福，因而，也就不得不接受人類良知的檢視和判別。當今世界，歷經苦難，飽嘗憂患，早已曉諭天下而天理昭昭者，就是立憲民主與極權專制之異於人禽，不可兩立；良政善治與統治治理分處不同層面，豈容混淆。時至今日，沒人會說對於作爲納粹精神內核的法西斯主義，對於支撐現代殖民勢力征伐其他文明的帝國主義，對於奴役戕害原住民的種族主義，對於貶抑女性的男權至上主義——總之，對於凡此種種意識形態之抵抗與排拒，竟然是一種所謂“意識形態偏見”。此爲底線，不可突破，如同不能容忍以女童做祈福人牲之邪教，否則便是打開地獄之門。

是的，其所謂“意識形態偏見”，是指對於國朝建制立政的那種“主義”之拒斥。而它不是別的，就是筆者多所陳述之邪惡的“法日斯主義”。此種意識形態，將法家愚弱人民的殘苛法術、日爾曼馬恩之狂悖歷史社會理念和斯拉夫列寧史達林之暴虐專政學說，雜糅混融，以所謂的歷史規律宰制當下的人世生活，而他們是唯一掌握這一歷史規律者；煽動和利用人性之惡，憑藉霸道壟斷一切權力與財富，將黨國獨大及其萬世一系凌駕於國民福祉之上，公然宣稱國家人民是自己的“家業”，而將邦國及其人民視同予取予奪的殖民地；特別是它摧殘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要求一統與服從，踐踏美感和人倫，崇奉神棍，迷信暴力，鄙視常識，早已令吾土陷入血海，天下顫慄。當其狂暴發作之時，多少同胞屍橫溝壑，多少燦爛文明善果慘遭毀滅。痛定思痛，對於此種“法日斯主義”之厭惡、排拒與痛恨，絕非什麼“意識形態偏見”，毋寧，乃是常態人類社會正邪不兩立之同仇敵愾。時至今日，正是在此意識形態籠罩下，一個令自己的人民恐懼，也讓世界不安的政權，其言行不一，惡待囯民，政策飄忽而不可預測。在此設問，於此怵惕，爲人世生活佈防，唯恐其少與緩，不憚其繁與速也。君不見，自由政體世界居安一隅，承平既久，了無鬥志，大哥二哥麻子哥，致使“法日斯主義”坐大，本身懈怠而疏忽，終於招致大禍矣！

當下中國，已然超逾一個半世紀的大轉型進程走到了最後關口，幾經跌宕，就差最後臨門一腳。將轉未轉之際，“法日斯主義”藉助體制暴力，返身回頭，不肯往前走了，致使近代中國超過七代人的長程接續浴血努力可能毀於一旦。故而，急切呼喚基於人性、呵護人生、尊重常識，而立基於“立憲民主、人民共和”之良政的國家理性，時不我待矣。在此，尊重常識與人性，容忍獨立多元，鼓勵自由探討，興盛公民政治，尤其是立法保護“國王的忠誠的反對者”，均爲其目。從反面而言，則拒斥黨國體制、權力壟斷與領袖神話，取消書報檢查與思想操控，同爲其目。“綱舉目張，則主權在民，治權在賢；政權爲主，政府爲客；授受以公，臨治依法”，凡此政道與治道，蔚爲其綱矣。

順說一句，值此檔口，放眼世界體系，基辛格這類跳梁小丑式掮客術勢之徒，已無忽悠的可能性了，走到頭了。保爾森式賺得盆滿鉢滿的騙子，肯定也是見好就收，不敢再趟渾水。瑞幸之厄，自作孽不可饒，但實爲金融絞殺之預演，牛刀小拭，兵不血刃，遭殃的是萬千平民，而非國朝權貴與佈局套現的巨騙大鱷。筆者申說之近代世界歷史進程中的自由主義第五場戰役，在邊緣抗爭燃燒烽火後，居然是以一場人禍大於天災的瘟疫而全面鋪展開來，正所謂不作不死，而人算不如天算，縱便詭詐，千般機心，奈不過天行有常也！恰如網議所言，從世界大國蛻變爲全球公敵，將此凸顯的轉捩點竟然是一場撒播全球的疫病，雖出乎意料，卻在情理之中，其病在腠理，非疥癬之疾，卻爲肘腋之患，無它，即此“法日斯主義”也！要是對此邪惡之教義進行抵抗與批判就是所謂“意識形態偏見”，如同對於劫匪之譴責就是“道德偏見”，豈非滑天下之大稽。

六、以真相與責任奠立政治基礎

如前所述，現代政治是一種可問責性公民之道，人民爲大，派生出有謬與糾謬、認錯與道歉的政治文化。否則，便是惡政，囯將不囯。秉此以思，爲防悲劇重演，則下述八端，允爲起點。

第一，還原歷史真相，切實查明新冠流行原因與病毒源頭，特別是查明並公開真實病患資料，向全體國民如實交代。爲此，需以“國務院白皮書”形式，載明其間央地政府所作所爲，尤其是今年一月三號與一月七號兩個時間節點的決策過程及其內容，說明爲何及時向美國政府通報疫情，卻對全體國民隱瞞撒謊，致令百姓毫無防範，死傷慘重。

第二，徹底追責，直至最高政治責任，責令向國民道歉謝罪，交由國法論處。

第三，釋放公民記者、維權律師、信仰領袖、民間抗暴義士以及一切類此原因而遭受迫害的無辜國民，停止迫害直言教授。

第四，在武漢擇地修建“庚子哭牆”，刻上所有此疫不幸遇難國民姓名、性別與生卒年月，寄託哀思，永銘教訓。

第五，在武漢擇地樹立包括髮哨人和吹哨人在內的九君子“義民塑像”，以志永念，伸張公民氣節，褒揚公義精神。

第六，由政府出資，設立新冠遺孤與犧牲醫護遺屬撫卹基金（不包括刪帖累死的網警）。

第七，設立“李文亮日”，也就是中國的“言論自由日”，全民銘記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根本憲政意義。

第八，取消動輒微信微博封號的網警惡政，嚴禁網信辦侵犯公民隱私、言論自由等根本違憲之專斷擅權，取締警力動輒訓誡教師、醫生和作家等專業人士的思想員警權力，即刻實施官員財產陽光法案，撤銷一切學術、教育機構尤其是大中小學的黨團組織，立刻停止全國範內大規模強拆之暴殄天物、喪心病狂，落實憲法對於私權的保護，特別是將地權歸還人民，剝奪政府之爲最大的壟斷地主的合法性。

進而言之，細節而論，將毛某獨佔之紀念堂改建爲“華夏先賢祠”，列展我華夏文明先賢志士；天安門廣場每逢週末開放爲sunday market，還原廣場的市民功能;中南海迴歸文物公園位置，不再爲私宅與黨派之用。循此往前，進境於開放報禁黨禁，乃至於一人一張選票，每隔三五年，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挑挑揀揀，爲這個大型國族甄選盡心適格的物業管理公司！總之，啓動政改進程，明確宣示政改時間表，逐步抵達“立憲民主、人民共和”的良政境界，不能再倒退，而時不我待矣。

順提一句，時至今日，所謂民衆未開，因而憲政難行、民主必亂之論，純爲不明所以之論，抑或，恐嚇大衆之論也。歷史進程從來有賴於占人口百分之五的精英義士之前赴後繼，示範推導。想一想法美革命、明治維新與辛亥年間識字國民的人口百分比，就不難理解歷史從來都是精英創造推動的。故而，當下中國，以圍繞着包括上述八點建議在內的具體事件而展開公民運動，點點滴滴，撬動僵化政治秩序，推導社會進步與政治改良，此其時矣，其必弘也。

總括而言，此番大疫暴露出的體制之弊與強人政治惡果，再度將政體之辯提上議事日程，令中華文明憲政秩序建設的迫切性更加顯明。幾年來國家政治之逐漸全面倒返毛氏極權與國際體系中之日益政治孤立，造成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這一危殆景象，有待於即刻撥亂反正，重歸“立憲民主、人民共和”這一近代中國的主流文明意識和政治意志，而後邁步前行，和平大轉型，最終實現“民族國家—文明立國”與“民主國家—自由立國”這一現代中國的理想善境。否則，昨日的罪惡及其苦難不僅並沒隨着歲月流逝而消逝，那個作惡的體制依舊，而且，但凡稍一鬆懈，便已滑落至“文革”前夕。凡此種種，苦難深重，眼面前的事兒，豈是輕輕一句“翻篇了”所能打發！朋友，凡我同胞，不願就是頭念那樣觳簌苟活的日子，爲人爲己，就當奮然抗爭，再不能容忍極權政制繼續施虐矣！

夠了，這發黴的造神運動、淺薄的領袖崇拜；夠了，這無恥的歌舞昇平、骯髒的鮮廉寡恥；夠了，這驍驍漫天謊言、無邊無盡的苦難；夠了，這嗜血的紅朝政治、貪得無厭的黨國體制；夠了，這七年來的荒唐錯亂、一步步的倒行逆施；夠了，這七十年的屍山血海、亙古罕見的紅色暴政…

庚子春末夏初，忿然、憂然而愴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