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國為西方爭取防堵疫情的時間，西方卻白白糟蹋 Ian Johnson＠香港紐約時報國際版 20200314

【縛雞之見】

可以視為「大外宣」一環的本文，主要是說：當一個人不對的時候（隱匿疫情），不表示另一個人是對的（錯失防疫）。

行政法有類似原則：不能因為別人也違法，所以主張自己違法無罪。

但作者在替中國平反時，有些講得太過頭了：

文中所謂「在世界其他地區受害之際，中國大肆宣揚其提供的援助，派工作隊前往伊朗和義大利交付物資並給予建議」，其實，中國的物資如呼吸器是用賣的，不是送的。中國的醫生，不進入現場，而用視訊。至少對義大利是如此。但各國卻以贈送中國防疫物資換取北京對於專機撤橋的許可。

文中所謂「並非中國所有的失敗都是其政治體制獨有的產物」，這觀察是對的。但原因是「中國的一些政策是出於對公共利益的認真考慮」，並由「能力極強的行政部門加以執行。」這又是錯的。

「並非中國所有的失敗都是其政治體制獨有的產物」，原因可以是社會文化、官僚主義、共產主義（楓橋經驗）、對於政治鬥爭與權位的保護，而這是其他社會程度比較沒那樣嚴重的（因為在中共治下，鬥爭失敗是會牽連九族，且官員貪污程度也比較嚴重）。

「不是所有的開放社會都手足無措」，這觀察是對的。這是距離的疏離感，也是過去半世紀以來對中國產生美感的原因。

評論：中國為西方爭取防堵疫情的時間，西方卻白白糟蹋    Ian Johnson＠香港紐約時報國際版 20200314

大約兩週前，我走下從北京飛往倫敦的航班後，知道自己必須做什麼：馬上自我隔離。

我住在中國，那裡自1月下旬開始實行的大規模封閉管理讓所有居民—甚至包括遠離疫情中心武漢的居民—明白，他們都在面對一場全球衛生危機。

我在北京的登機過程是對這場危機的最後提醒：需要經過兩次強制體溫檢測，填寫一份電子版的健康聲明，並在聲明中提供一個電子郵件地址和兩個聯繫電話。

但當飛機即將到達倫敦時，我開始出現一種幻夢般的不真實感。航空公司發給乘客一張廉價印刷的紙張，上面只建議我們在感到不適時撥打國民保健署平常的熱線電話。入境者落地後，不必進行體溫檢測，也無需填寫健康聲明；也就是說，若乘客中有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英國官員將無法加以追蹤。我們就這麼走出飛機、摘下口罩，消失在城市之中。

之後幾天，歐美都因新冠病毒迅速蔓延而受到撼動。義大利如今已經封城，美國各地的病例數正迅速增長。股市已經徹底崩盤。週三（11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布了所有人都早已知道的情況：疫情已進入全球大流行。也許當你讀到這篇文章時，健康檢查和申報終於在倫敦等地的機場成為強制措施。

但這並不能改變以下事實：過去幾週，美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對新冠病毒疫情爆發的態度，就算不是完全消極，也是異乎尋常地被動。換句話說，這些地方的政府讓遏制病毒傳播的最佳時機擦肩而過。這讓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已經在中國看過這種最初不願面對問題的後果。但是，中國不得不應對的是一場極糟糕的、突如其來的意外，而西方政府在好幾週前就已經獲知疫情了。

就好像中國所經歷的這一切並沒有讓西方國家警示到不作為的危險。結果是，許多政府似乎已在模仿中國採取的一些最糟糕的措施，而對其最好的應對方式或成功的抗疫作為視而不見。

外人似乎想把中國的疫情看作獨屬於中國的經歷。我想這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自我安慰的想法就是，中國那麼遙遠，那裡的流行病肯定不會那麼廣、那麼快地傳到這裡。不過，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外人—尤其是西方國家的人，對中國的專制政治體制存有成見，因此低估了中國的做法給他們的國家帶來的可能價值和意義。

直到最近，對於中國疫情的一個主要的說法是，由於當局在去年12月底箝制早期吹哨人的言論，讓病毒得以傳播，才導致中國的疫情失去控制。中國在今年1月採取嚴厲的封鎖和隔離措施時，外國一些主流媒體的報導不僅批評這些措施過於嚴苛，還說這種做法是徹頭徹尾的倒退，或者根本毫無意義。中國的確因為在一週多的時間裡建了兩所醫院而得到讚揚，但就連對這一壯舉的驚嘆裡也夾雜著某種其中一定暗藏邪惡力量的意識，就好像是驚嘆「希特勒建造了高速公路」那樣。當政府設立隔離場所收容被感染者，以防他們在家裡將病毒傳給家人時，外界又說這種做法會造成混亂，甚至有種反烏托邦的意味。

駁斥西方的這些想法讓我略感不安。我知道中國官員在去年12月底和今年1月初掩蓋了問題，做了一連串災難性的決定。我也知道中國領導人如今有意將其高壓手段作為典範來推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週二（10日）首次前往武漢視察，這是一個不直接言明的成功的里程碑。

儘管中國每天仍有數十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其政府的宣傳卻標榜中國模式，並嘲笑美國抗擊自然災害的努力。如今，在世界其他地區受害之際，中國大肆宣揚其提供的援助，派工作隊前往伊朗和義大利交付物資並給予建議。中國還對某些疫情嚴重的地區實施旅行禁令；他國對中國採取這種措施時，中國政府曾批評其過分。

然而，如果認為中國的決定主要基於簡單粗暴的專制主義，那將是愚蠢的。我們不必從醫學角度為中國的每項措施進行辯護，那是專業醫務人士可能在未來幾年爭論的問題。但必須承認的是，並非中國所有的失敗都是其政治體制獨有的產物，中國的一些政策是出於對公共利益的認真考慮，並由能力極強的行政部門加以執行。

比如，在譴責中國官員1月初對迫在眉睫的流行病威脅不予理會之前，請記住當時還沒有關於新冠病毒導致任何死亡的報告。若拿美國目前的情況與之相比：儘管過去幾週以來，疫情相關的資訊均自由流通，人們也見證數千名中國人染病死亡的事實，但美國仍有一些政治派別—包括白宮裡的某些人—為了淡化風險而大力推動不實消息。

如果你覺得批評川普總統太容易了，請想想我在倫敦機場的經歷，或者回顧一下德國本週稍早在本國疫區舉辦大型體育賽事的決定，或是日本讓乘客在未做適當檢測的情況下離開受感染遊輪的決定。這些國家中有些已經改口，試圖為以前無所謂的態度辯駁，但這已經錯過了好幾週的時間。

中國領導人在疫情初期的處理方式確實笨拙，但他們很快採取的措施比迄今許多民選領導人果斷得多。不論制度專制與否，他們也需要民眾的支持。中國領導人或許不需面對選民，但他們也在乎執政地位的合法性，而這同樣取決於他們的執政表現。

中國隔離措施的某些方面—特別是在這些措施妨礙了老年人和殘疾人得到醫療救治的時候—的確不必要地粗暴。但總的來說，我並不認為這些措施不受民間支持。政府努力讓人民接受採取嚴厲措施的必要性。政府利用社群媒體、新聞報導、廣告牌、廣播節目和文章，以瘋狂轟炸的方式把病毒的風險傳達給民眾。北京的一個公園以循環播放的錄音告誡民眾：「洗手要徹底。避免見朋友。遠離最安全。」

據我在封閉管理最嚴格期間在中國居住好幾週的經歷，以及與不滿的精英階層以外的不同群體的交談，人們雖然對這些遏制措施感到沮喪甚至憤怒，但基本上也都支持。

有些西方人執著於批評中國體制未能在初期阻止疫情爆發，但他們同時也忽視了中國體制的有效做法。在機場檢測體溫、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或為所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提供免費醫療服務，這些都與專制主義沒有關係。

不是所有的開放社會都手足無措。新加坡、台灣、或許很快還會有南韓，都採取了有力而理性的遏制病毒措施，展示出大部分西方國家似乎缺少的見識。這或許是因為這些國家距離疫情爆發中心更近，因此他們的政府可以理解問題的嚴重性，同時密切關注中國的鐵腕措施。

但過去好幾週以來，有太多國家先是對中國、後來對亞洲其他地區的疫情發展無動於衷，似乎這一切都不關他們的事。有些政府因缺乏政治意願而猶豫不決，有些似乎成為中國是永遠的「異己」這個觀念的犧牲品，認為中國的經驗不可能與我們有關，更不可能提供任何教訓—除了反面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