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由黃語婕、Joyce、何金銀譯出;陳方隅、林彥瑜校對)
「中國善用美國的開放環境傳達各種訊息給旅美華人,無論他們慣用中文抑或英文。美國法規容許外國傳媒企業免費透過美國衛星或電纜系統播送資訊,即使是外國政府支持的媒體也無妨…中國傳媒充份利用以上的各種方法,大肆宣揚北京當局的觀點。更值得擔心的是,中國政府已相當成功地說服或投資在親共商人,讓他們資助裹著中立外皮的親共媒體,也因此最重要的三大獨立中文報紙,都漸漸地向北京當局靠攏。」
「美國當局能做到的是,確立買下美國媒體的中國企業(及其他國家的企業)真正的『所有權結構』(ownership
structure)。任何受國外機構所有或控制的媒體(包含平面媒體),特別是為外國政府立場服務者,都必須依照《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登記。美國也應當進行全面性的審視,評估《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規範的範圍之外的組織及其員工,是否需要依照正在遊說中的法律,登記為『外國代理人』。另外,有些論者更主張應當確保這些組織的僱員收到一份揭露報告,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正在替國外代理機構工作。」
2011年,《新華社》在時代廣場租了一個巨大廣告牌,租下百老匯一棟摩天大樓的頂樓作為辦公大樓,租約更長達 20 年。很明顯地,就如同中國分析師何清漣所說的:「中國人來了!」跟隨著《新華社》進駐曼哈頓的腳步,《人民日報》這個中共的喉舌媒體,也在帝國大廈裡進駐了辦公團隊。
當西方媒體受到網路的挑戰及不確定的商業模式而變得脆弱之際,中國作為一個擴張全球媒體版圖的行為者,它的崛起變得更受關注。中國政府在與西方「爭奪發言權」的過程中,大力指責西方政府和獨立的中國聲音扭曲有關中國的消息,玷汙了中國的形象。中國崛起的過程伴隨著的是使用英語的媒體營運大幅擴張、控制海外的華語媒體,以及阻止西方媒體在中國內部發展與運行。新華社記者熊敏在 2010 年總結了這場中國新運動的動機。「世界上發言權的分配相當不平衡。」她寫道:「百分之八十的資訊被西方媒體壟斷。」她說是時候透過中國所謂的「大外宣」計劃來結束這樣子的壟斷了。
自習近平主席上台以來,他就一直督軍這場由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於 2007 年發起,主要在加強對外宣傳的大規模作戰。正如習近平在 2014 年 11 月於北京舉行的外交工作會議上所言:「我們應該增強中國的軟實力,給中國一個更好的敘事方式,更好地向世界傳達中國的信息。」這便是中共宣傳人員現在以越來越誇張的方式在進行的工作。2016 年 2 月 19 日,習近平訪問了《人民日報》、《新華報》和《中央電視台》總部,並再次強調了對外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在2018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表示:「要提供良好的形象,我們應提高國際交流能力、把中國的故事說好、傳播中國的聲音、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而全面的中國,並提升國家軟實力和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對外宣傳工作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外交政策工具,而在習近平的帶領下,對外宣傳工作已成為中共黨國的首要任務。
官方媒體
中國共產黨和政府試圖影響國際輿論的歷史由來已久。多年來,其對外宣傳主題的變化極大,通常與以下幾點要素並行 —— 中國國內政治運動和相關口號的劇烈波動、意識型態的轉變、宣傳方式的變化和中國外交的實質情況等。放眼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北京的宣傳路線的變化著實使人眼花撩亂。
在 1950 年代,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國新聞社》(成立於 1938 年,前身為「中國共產黨國際通訊社」)等機構呼籲海外華人共同支持這場新革命,並將這項新聞服務安排在中共國務院的僑務辦公室。其他宣傳活動的目標是其在西方世界的盟友,像是 Robert Williams 等來自美國的黑人民族主義者,北京曾在廣播節目的播出時間向他們宣傳;還有少數像是 Edgar Snow、Felix Greene、William Hilton 等西方作家或記者,偶爾會被提供內部資訊並允許他們做一些報導。
在 1966 到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中共大幅迫害所有跟外國有所聯繫的人們、切斷了對外連絡管道,中國政府對海外華人的宣傳力度有所放緩。但隨著四人幫在 1976 年被捕以及在 1980 年代由鄧小平領導的經濟改革方案,黨再次直接與海外華人社區以及西方主流社會和媒體接觸,並吸引了非常多人前來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中共接著在 1980 年成立了對外宣傳小組,該組隸屬於中共中央宣傳部,並任命曾任新華社前局長、宣傳部副部長的朱牧志擔任首任負責人。1991 年,該小組被移交給國務院,且仍然被稱為對外宣傳小組,但在外國即被稱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從 1980 年代開始,北京增加了專屬外國的宣傳出版物 —— 如《北京周報》(Beijing Review)、《中國建設》(China
Reconstructs)和《人民畫報》(China
Pictorial),並新增或重新開放英文版《中國日報》(China Daily)、海外版《人民日報》(People’s Daily)、海外版《望》(Outlook)以及《華聲報》(the Voice
of China)等二十多種期刊;中共也重新開始繼續對海外華人發刊。文革期間,中國針對海外華人所發行的雜誌數量已經減少到 10 本,而到了 80 年代末則大幅提升到 130 本以上。在 1982 年以前,中國的官方媒體新華社幾乎完全專注在向國內人民提供新聞;然而,到了
1983 年,《新華社》也開始向國際客戶提供新聞。文革期間暫停營運的中國新聞社也開始回到工作崗位,每天向海外的中文媒體發送數百條新聞,到了今天,《中國新聞社》在全球擁有 46 個辦事處、超過 2000 名員工,在中共的指導下,該媒體的對外宣傳工作包含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反對霸權主義,換句話說,反對西方的意識形態控制。
在 2008 年的北京奧運前夕,中國的宣傳單位付出更多心力來「爭取發言權」或是獲得「話語權」。但在全球盛大舉行的聖火傳遞儀式引發了「自由西藏」(free-Tibet)和其他人權抗議活動,而這些抗議行為也激怒了中國當局和一些中國人民。而就在此時,由總書記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推動的反 CNN 運動在中國揭開序幕,他們聲稱西方媒體歪曲了「中國的故事」,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大外宣」(the Grand Overseas Propaganda Campaign)。新華社旗下的《國際先驅導報》(International Herald Leader)在 2009 年的報導指出:中共的對外宣傳工作已經被提升為「有系統性的、戰略性的」,其目標是為了「爭取發言權、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而在 2009 年,香港的《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首次揭露中國已經撥出 70 億美元的經費來支持「大外宣」,這份報導很快地成為其他中國媒體的頭條新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 3 月 14 日出版的《鳳凰週刊》(Phoenix Weekly)。
事實上,「大外宣」活動的確是規模龐大,根據中國消息來源報導指出,為了提升中國的形象,中共支出數億美元在各式各樣的項目中。其中以新華社為例,全球新華社分支已經
120 個增加到 200 多個,其客戶基礎更高達 1450 人以上,最重要的是,它以七種語言報導並直接與世界上其他主流的有線新聞服務競爭。在美國境內,除了原有的華盛頓、紐約和洛杉磯分社外,又增加了芝加哥、休士頓及舊金山分社,使其在美國的分社數量增加了一倍。而和其他的國有媒體一樣,新華社也開始聘用各國的當地人才,並在 2009 年開始撥出英語電視節目。
《中國中央電視台》在這場宣傳戰中扮演了如火如荼的角色,黨一直想把它弄成堪與 CNN 匹敵的全球性競爭者。早在 2004 年,CCTV 就已經在美國開播,彼時是跟美國第二大衛星電視公司 EchoStar
合作,推出中國的「長城平台」套裝頻道,包括二十個北京話頻道、兩個粵語頻道、一個客家頻道以及一個英語頻道。童年,Rupert Murdoch 的新聞集團(News Group)幫助中央電視台在《時代華納》以及《新聞集團》的電視網絡上節目,CCTV 也擴展了其在美國的發行,增加了其在華盛頓的分部,以及雇用美籍記者。2012 年,最近更名為《中國全球電視網》(CGTN)的 CCTV,已經能用七種語言推播。它推播給美國觀眾的節目,一般取材自俄羅斯官方贊助的宣傳管道《RT》,RT 最近被要求登記為境外代理人,可是倒過來,現在 RT 也經常自 CGTN 中取材。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CRI)也得到了一個境外平台。幾十年前,位於北京的出口宣傳只能依賴短波廣播向世界播送中國的訊息,但在 2000 年末,它開始在全球各地與美國境內租用地方性電台,輸出北京製造的內容。CRI 運用美國在地公司,透過它租用電台,這家公司即是《鷹龍傳媒有限公司》,這家公司也擁有與北京連成一線的媒體資產:《環球東方衛視》、《環球東方電台》以及《城市新聞週刊》。《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在中國子公司《國光世紀傳媒》,則持有環球東方的多數股份。就其在中國境內的報導來說,鷹龍傳媒的媒體放送所反映的都是中國官媒的內容。
在完成北京滲透美國市場的目標這件事情上,中國的官媒可以說是相當刁鑽。2013 年,與中國官方關係密切,位於香港的《鳳凰衛視集團》,企圖在洛杉磯收購兩個頻率相同的調頻電台。其中之一的 KDAY,覆蓋了整個洛杉磯西部;而 KDEY 則延伸到以東的河濱縣以及聖貝納迪諾郡。大洛杉磯地區有超過五十萬華裔居民,是僅次紐約的華人聚集地。但這個地區的華語電台頻道並沒有特別忠於北京,其所代表的或者是獨立於官方的華人之聲,或者是支持法輪功的聲音。據熟知內情人士指出,鳳凰集團提出收購是為了要迴避美國外資擁有美國電台 25% 所有權的法律限制。在提交給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的文件中,鳳凰集團擁有美國在地投資者加拿大皇家銀行
20% 的股權,而剩下的股權則為鳳凰一位同樣是美國公民的編輯所有,儘管這樣的股權結構並沒有違反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的規範,但為了交易能夠順利進行的保險起見,鳳凰衛視的顧問說服了香港公司,以尋求美國境外投資委員會(CFIUS)的批准,這是隸屬於美國財政部的單位,從國家安全的立場來審核境外投資。在這項令潛在投資人訝異的裁決中,拒絕批准這項交易,並將之轉呈當時的總統歐巴馬。知情人士指出,鳳凰集團在美國境內的一個雇員對間諜指控坦承不諱的情事,讓鳳凰的收購案功虧一簣。加拿大皇家銀行在 2013 年 9 月 25 日退出了這項交易案。
但中國打進大洛杉磯電台市場的著力並沒有停步於此。2018 年夏天,一家紐約公司「鴻慧資本」(H&H
Capital Partners)宣布收購一家在南加州地區推播的墨西哥廣播電台 XEWW。交易相關人士指出,鴻慧資本收購墨西哥電台,以規避美國的審查。鴻慧資本位於紐約,並由幾個在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任職過記者的人士所主導。從提交給投審會的交易文件中,可以知道鳳凰衛視依然插一腳,鴻慧資本所提交的洛杉磯當地公司地址,與鳳凰衛視一樣。鴻慧資本想收購 XEWW 以在美境播送的企圖,後來被一家與法輪功相關的華語電台所挑戰。
中國主要的英語報紙,中國日報也已將其營運擴展到美國,在 2009 年開始發行北美版。除此之外,該報還透過營銷部門「中國觀察」(China
Watch),開始在《華爾街日報》、《狄蒙因紀事報》以及《華盛頓郵報》等等美國主流報紙的夾頁廣告中發行英文內容。一般來說,很難區分中國觀察所發行的素材是不是廣告,川普總統曾經強調《狄蒙因紀事報》週日版的夾頁廣告,目的是為了削弱總統與共和黨支持力道。報業高層粗估,每份夾頁廣告中國日報就支付了二十五萬美元。到了 2009 年,《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也開始創辦英文報紙。
中國對美國傳媒市場的投資並不限於中央政府。中國省級的媒體公司也開始涉足美國境內。由美國廣視傳媒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的《天下衛視》就是一個例子,而這家公司又由中國官方傳媒「廣州影視傳媒有限公司」所有。天下衛視的情事也說明了,美國華語傳媒世界從台灣資金正轉向中國資金的現象。天下傳媒在 1989 年由一家台灣公司創立,到了 2009 年,它被一家中國私人企業收購,三年後,中國官方的廣州影視傳媒又收購了天下衛視電視台,這個收購案在 2014 年被中國的商務部譽為重要的「文化輸出」。天下衛視對於中國、美中關係、台港以及其他中國相關重要議題的報導,無不逐字重複中國官媒的官方立場。其主要的業務合作夥伴也包括了《中央電視台》與《新華社》。
大外宣運動在習體制下至今依然延續。在習近平 2014 年的新年談話中,呼籲所有友黨的媒體「講好中國故事」。2018 年三月,黨宣布統合成一個巨大海外宣傳機構,類似中國之聲的計畫,整合《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及《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個別的境外營運(目前仍不清楚是否刻意效仿《美國之音》)。
即便這所有的著力,習近平對於黨「緊抓發言權」的努力似乎仍有不滿。2018 年八月,中國政府宣布改組宣傳機構,反映了黨高層對於中國未能贏得與西方的意識形態戰爭的高度憂慮。
海外僑民媒體
90 年代初期,官方的中國新聞社與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曾經派遣編輯人員進駐美國,創辦華語電視台《美國中文電視》(SinoVision)以及僑報。上海的《新民報》也派出人員到美國創辦美國版。中國官員對這類派駐的支持,是為了反擊因為六四天安門鎮壓所導致的負面公眾形象。《美國中文電視》與《新民報》說明了北京對主導美國華語媒體的推進。它們與《美洲時報》都屬於美國亞洲文化傳媒集團。這些企業的消息人士說,中國的僑務辦公室在
90 年代初創立了這些公司,但卻隱瞞了其在這些公司的財務角色。
這些的公司的管理高層看來都是直接由僑務辦公室直接任命或者批准,這些企業大部分的高層與編輯都曾任中國新聞社或者僑務辦公室的編輯或記者。集團的招牌旗艦僑報,有兩個分支,美國《東僑報》與美國《西僑報》。西僑報的社長同時也是格律文化傳媒集團(Rhythm Media Group)的董事會主席,這是一家由僑報以及一些由包括在西雅圖與各地的廣播電台所組成的企業。主席在 90 年代初進駐美國創立西僑報之前,在官媒中新社任職記者多年。《中新社》是僑務辦公室的分支,2015 年,中新社以強化中國軟實力以及對抗西方媒體霸權等對中國的推進來形容美東僑報高層的工作。僑報也是唯一一家用簡體中文來吸引海外僑民的主流報紙,僑報幾乎所有關於中國、美中關係、台港以及其他中國相關重要議題的新聞,都直接取材中國官網,像是 CCTV、新華社以及人民日報。它現在的主編是鄭依德,在與外交政策雜誌的通信中,他指稱該報並沒有得到任何來自北京的指示。然而,就像其母公司一樣,該報許多的記者與編輯都來自中國官方的傳媒。
集團主要的電視渠道就是美國中文電視,其營運兩個全天候頻道(一個中文一個英文),並且也在約覆蓋三千萬人的有線電視系統的節目列表中。美國中文電視的網站在美國的華文網站中排名十二。跟它的姐妹報一樣,美國中文電視也是 90 年代中國力推宣傳的美國據點之一,其總部在紐約,而在波士頓、華盛頓特區、芝加哥、洛杉磯、舊金山與西雅圖都有分部。據美國中文電視台的前高層王艾冰所說,從 90 年代起,僑務辦公室每年提供 80 萬美元的津貼,最後還提高到每年 200 萬至 300 萬。王艾冰也在 2011 年給僑務辦公室的一封信中,提出了電視台貪腐成風的指控,貪腐與政府補助的傳言則尚未得到證實。
但有件事情是再清楚不過,像是僑報,美國中文台的報導內容全然唱和中國官媒。其關於中國、美中關係、台港以及其他中國相關重要議題的報導,都直接取材中國官網,像是 CCTV、新華社以及人民日報。東僑報的社長在一篇社論中,為其報紙都支持中國官方立場辯護,並說並沒有得自任何北京的指示,報紙所順應的是所有在美境內的親中移民的要求。
中國的政府組織為直接牢牢掌握美境內華文媒體所發起的大舉進逼,引發了與港台私人所有,並與中國官方意識形態不同調的企業利益之間的衝突。中國官員公開承認這場戰事的政治性質,在 2007 年的專訪中,官方中國新聞社的社長郭招金說,如果中國可以控制美境內的中文出版品,中國就更能影響海外華人社群,在美國政治就有發言權,也就能「保護國家形象」。郭招金進一步指出,超過 1/4 的美國少數族群,依賴外語媒體來取得新聞,郭招金說,外語媒體是「隱藏在平常人視線之後的巨人」。
在爭奪華語媒體通路的戰役中,與北京立場異議的媒體似乎節節敗退。過去二十年來,一連串曾經獨立於北京觀點的華文媒體都落入了北京掌握。星島報業集團於 1938 年在香港成立,在 90 年代中期,其原初的擁有者被迫放棄了對報業的志業,集團旋即被親中商人接手,這位商人從 1998 年就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員,政治協商會議是泛統戰組織網絡的一部分。星島對中國的報導很明顯已經跟北京的官方媒體基調一致。事實上,在 2001 年五月收購星島的同時,其所有者就已經跟新華社合資成立了一家企業,創辦了一家名為「新華在線」的資訊服務公司。
另一個重點個案是《世界日報》,該報多年一直聯合報系旗下六個報業中,唯一在美境內服務台灣移民的報紙,聯合報系是台灣最有影響力的報業。該報曾經是美國唐人街的主流報紙,代表的是台灣中國國民黨的聲音。與中國所控制的傳媒管道不同,世界日報報導了一些像是被監禁的中國人權倡議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死訊。但該報許多領域的報導近年轉向親中,像是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化,以及對港台議題的處理。消息人士指出,該報的所有人對於其中國業務的開展相當有興趣,這或許解釋了該報立場的轉變。例如,在 2004 年三月,世界日報在頭版刊登了徵人啟事,宣告有意在中國成立新聞集團,並在中國招募記者。在 2015 年的一篇社論中,世界日報的主要競爭對手僑報的一名高層評論了該報立場的轉變,「不再只報導中國大陸的負面新聞」。消息人士也指出,中國駐紐約與舊金山的領事館,已經向該報的當地辦事處施壓,不准再刊登在中國境內違法的法輪功相關的廣告。該報的紐約辦事處已經在東岸版完全默許讓步,西岸版現在則只在一次性的版面刊登法輪功廣告。
《明報》也是曾為獨立,現落入北京控制的報業。多年來,其美國版一直在粵語移民中頗受歡迎。在 2007 年一月,香港明報集團宣布斥資六億美金,與大馬兩家最大的華文媒體,《星洲傳媒》與《南洋新聞》合併。這個合併案頗得北京歡心。時任《中國新聞社》社長的郭招金說,這家在北美、東南亞以及大中華地區的主要地區,擁有五家以上報業的新公司,將會是世界上最大的華文紙媒平台。
中國對控制華文媒體的著力與 1990 年代另兩個發展相應。隨著數十萬中國人成為美國公民,華人移民社群迅速成長,轉變了以香港和台灣移民為優勢的的社群性質。第二,台灣政治體系由威權國家轉型為民主國家,促發島上以及部分移民美國的台灣人重新呼籲台灣獨立。為了資助在美中國人並對抗新興的台灣獨立運動,共產黨當局設立組織以及華文學校來鞏固他們在美國的宣傳工作。1988 年,「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建立了「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十年內就在六十個國家有超過一百個支部,包含十數個以上在美辦公室。中國官方將中文媒體、中文學校以及中國支持的組織稱作「海外統戰三寶」。
中文媒體。1990 年中期,分析家何清濂估計美國大約一百家中文報紙中有三分之二受中國資助。報紙的持有者向北京尋求補助,拿「反對台灣獨立並促進和平統一是海外華文出版品的榮耀任務與歷史責任」等主張與中國當局勾結。
北京也進一步控制網路以及社群媒體。「文學城」是美國最熱門的中文網站。1997 年由一群密西根大學學生設立,2003 年賣給一位在中國有投資的台裔美籍商人。「文學城」被買下後,與新華網和中國日報網(China Daily)簽訂協議,為這兩個媒體刊登新聞。甚至有未被證實的謠言指出,中共宣傳部補助一百萬美元買下該網站。
《多維新聞》是另一個曾經是獨立華文媒體的網路資源。它的許多獨家新聞中,曾有一則是第十六屆中共政治局常委成員的預測。但在 2009 年,《多維新聞》被一位香港商人買下。這位商人在中國有可觀商業利益,包含兩家香港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他是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的創始成員,也熱衷撰寫親北京的、關於中國的南中國海主張的文章。《多維新聞》現在的總部在北京。甚至,其創辦人賣掉多維新聞後,轉移陣地到《明鏡新聞網》—— 一家現在總部在加拿大的華文網站 —— 在這裡他表示去年曾收受中國大筆投資。從那時開始,《明鏡》顯著地改變編輯立場,焦點從政治轉移到不動產、移民和投資。這種調整有一部分原因是,在《明鏡》播出一位中國異議商人的採訪之後,有一位《明鏡》記者的老婆消失了。
北京也進一步緊盯這些報紙的意識形態一致性。2001 年,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和中國新聞社開辦雙年會議 —— 世界華文傳媒論壇(the Forum
on the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Media),接待數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華文期刊代表。2001 年,催生第一場會議的中新社社長郭招金說,會議的關鍵目標就是說服與會海外華文媒體使用《中新社》的宣傳稿件,而非從台灣或西方來競爭的華文新聞服務的報導。這些會議也成為一個平台,讓北京說服批評者調整他們的風格,確保海外華文媒體循著共產黨的路線。會議期間出產的文章稱頌共產黨施行的意見監控,並強調(引用 2015 年其中一篇的片段之言)「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性。(呼應習近平的指示)
而且北京的努力獲得了一些成效。美國排名第五的華文網站《倍可親 BackChina.com》曾經是像《多維新聞》一樣的獨立媒體觀點。但在 2017 年,他的編輯們參與了第九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從那時起,《倍可親》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報導就正面許多。
2006 年,中國新聞社開始舉辦海外華文媒體高級研修班,讓被選中的海外編輯與記者參加。舉例而言,2006 年的研修班著重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正確理解,而 2010 年工作坊關注中國在圖博及新疆的政策。在 2015 年第十三屆研修班中,當時是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的何亞非主張華文媒體必需提倡一帶一路政策,並確實欣然接受成為中共倡議國家政策的傳聲筒這個角色。北京也派遣中國官員到海外指導華文媒體如何「正確地」報導新聞。隨著 2008 年北京奧運逼近,中共政治局常委成員、北京奧組會主席劉淇與華文媒體代表在紐約的中國領事館見面,傳達中國對於報導這場賽事的要求。
中國新聞社建立中國新聞海外中心(China
News Service Overseas Center)更進一步加強控制海外華文媒體。該中心提供新聞報導、社論、版面設計給全球各地海外華文媒體機構。該中心背後的想法是,如果北京能提供並修飾要給海外華文報紙的內容,然後可以說服他們報導,北京就能完全掌控(注:要傳遞出去的)訊息。
拜北京的努力所賜,在美國,真正獨立華文媒體的空間縮減到只剩幾家由法輪功支持(一種在中國被禁止的宗教派別)的媒體,還有一家小型出版品和網站,叫做《看中國》。據他們紐約版的發行人王孟杰所述,《看中國》有意形成風格,來因應美國獨立華文觀點空間的縮減。那時起,他們聚焦在兩個主題 —— 人權報導以及傳統中國文化。王孟杰強調,即使該報部分員工可能是法輪功學員,這家報紙並不是法輪功相關機構。《看中國》從 2001 年開始上線,2005 年開始發行報紙,並表示在美國與加拿大發行量低於六萬份。
微信(WeChat)成為僑民社群中的新聞來源
中國的社群媒體巨獸,WeChat,是另一個華美人社群的主要新聞來源。不只如此,對很多美國、中國以及世界各地的使用者來說,微信是一個數位生態系,無所不在而形成一種生活風格 —— 就像決定每日節奏的鼓聲。微信在美國與在中國一模一樣,依照中國共產黨定下的規則監控新聞以及留言。研究員 Zhang Chi 分析美國熱門的微信文章,發現最成功的貼文都顯著傾向美國右翼政治光譜。Zhang 強調微信上的右翼觀點普遍擁抱種族政治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零和概念,並將在美華人描繪成深受某種偏愛其他種族與拉美移民的體系所害。其中一個熱門微信頻道將 2017 年北加州野火歸咎於一位非法移民。
當時許多其他媒體也報導這起據稱是由左翼團體 Antifa 所計畫的大規模動亂與內戰,當有一名華裔慢跑者在紐洛杉磯郊區的一起酒駕事件中,遭襲致死的事件發生時,一個頗受關注的微信頻道報導稱這名騎士沒有任何身分證明,犯下此案是為了延長居留。Zhang Chi 指出,另一個值得憂心的點是這些微信頻道,助長了第一代華人的焦慮。跟依賴傳統中文媒體獲得資訊的其他華裔移民一樣,微信這些「新聞頻道」所創造的反美溫室,導致了一種親中的憤慨民族主義,中國政府得能運用之的時機已經成熟。
微信在訊息處理上或許並不比其他美國媒體餵養政治極端的做法更傾斜,但微信所創造的狀況是史無前例的:美國境內一個龐大且舉足輕重的族群,從其中獲得大部分的「新聞」,並藉由這個由反對言論自由,並被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稱之為美國所面對最長期安全挑戰的境外政府所審查的平台,來進行交流。
西方媒體
中國共產黨一直認定海外媒體(以當地語言以及中文)作為傳遞訊息的手段相當有用。一直都在國外與華文媒體在為中國的共產革命效力。比如說,30 年代的外國記者 Edgar
Snow 就一直歌頌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主席。在
40 年代,共產黨在美境內發起了一場運動,美國的公眾輿論轉向排斥蔣介石的政權,並軟化了對共產黨的批判。像是太平洋國際學會(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這樣的組織,為美國人民提供了亞洲的深度報導,而其工作人員都是共產黨人,對於美國對中關係公共輿論的形塑,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然,這類手段並不專屬中國共產黨,蔣介石政府及其「中國遊說團」也利用過海外傳媒為其目的效力。50 年代,國民黨政府也在美境內發起了抵制親共報紙,說服美國政府關閉了幾家親共媒體,並驅逐了一些親共記者。
1989 的事件觸發了中國境外宣傳活動的重大改變。在中國鐵腕鎮壓北京與其他城市的民主抗爭之後,中國的形象跌落到中國官員幾十年來未見的谷底。《中國書刊社》(China
Books and Periodicals)從 50 年代就在美國境內營運,也關閉了它在紐約第五大道的辦事處。《外文出版社》(中國國際出版集團的一個部門)也發現其合作協議正在萎縮。
彼時,中國官員啟用了黨在共產革命前的老招:運用友好外國人以及親中的華裔移民,來公開宣傳中國的故事。中國官員將這種海外宣傳的在地化稱之為「借船」策略。
其中一個友好的美國人過去曾經是中國學者,他多年來一直與《蘭登書屋》合作。根據《外文出版社》主編黃友義在 80 年代末與 90 年代初對美的說法,這位美國人認為,中國要改善其在美國的形象,就需要與美國的組織合作,因此他與黃友義合作了一個「中國文化與文明」書系,由耶魯大學在 1997 年開始出版。黃友義這麼說,這位美國人「對美國出版事業的理解,以及對中國友善態度,是此一合作不可或缺的條件」。這套書系的書現在依然被北京政府拿來贈送外國訪客。
在中國的聲名陷入深刻危機期間,黃友義運用了外籍人士出版有利於中國形象的成功,成了中國其他合作提案的模範。從
90 年代初開始,中國共產黨就開始尋求與西方人士、西方媒體、出版公司以及海外華人的合作機會,來講自己的故事。
互惠的缺乏
把北京奪取話語權以及得到話語權力的著力,與西方傳媒組織進出中國市場的著力與能力,稍作比較是很重要的。幾十年來,這類著力一直遭到中國政府橫加阻撓,一個重要的路障就是禁止對中國傳媒的投資,除開時尚、汽車與生活風格之類主題。
私人媒體
不像美國的中國記者,只有在進出一些機密敏感軍事設施會受到限制,中國的西方記者受到一整套的法規限制,許多都還是潛規則。2017 年駐華外國記者協會一項對 117 位駐華外國記者的調查報告中指出,40% 的受訪者認為,跟 2016 年相比,報導的狀況已經惡化,有近一半的人說他們在中國的工作過程遭遇了騷擾、干擾與肢體暴力,而有 15% 的人說他們在簽證續簽的過程中遇上了困難,還有超過 25% 的人表示,他們後來獲悉他們的聯繫人,因為曾經與外國記者接觸,而遭到拘留或者逮捕。
中國還在許多面向上抵制西方媒體。從 2012 年起,《紐約時報》的中英文網站在中國都遭到封鎖,原因是一篇詳細報導中國時任總理溫家寶,其家族財富的文章。《華爾街日報》與《路透社》的中英文網站也都被屏蔽,《金融時報》與《經濟學人》的網站則是間斷性地被屏蔽。
中國政府也常常在取得與續簽記者簽證上,給常駐的國外記者找麻煩。在紐約時報報導溫家寶家族的財產後,中國已經三年不批准該報的新記者簽證。雖然從 2015 以來狀況有些許改善,中國政府還是常常延誤記者的簽證申請,並以驅逐出境作為威脅,施壓西方媒體通路,放軟對中國的報導。這樣的情形,對於仰賴一次性簽證特別來完成任務的自由記者或者獨立紀錄片製作人,尤其如此,延誤以及悍然拒絕簽證都屢見不鮮。
一些跡象證明中國的施壓手段奏效。2013 年,《彭博社》本來正準備發佈一份詳細介紹中國最有錢的一批人與政治局(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成員之間千絲萬縷關係的報導,後來《彭博社》扣住了這份報導。《彭博社》主編 Matthew Winkler 在一場會議中將這類決定,比作為了繼續在納粹德國進行報導的外國新聞機構審查。其他的觀察家則指出,《彭博社》扼殺這份報導的真正理由,與其在中國的實質商業利益有關,特別是販售金融進出資訊的「彭博盒子」。確實,這個組織的創辦人近來正在中國加倍努力,現在更是與一個中國官方的合作夥伴,領頭一個聚焦中國全球影響的論壇(有趣的是,原訂 2018 年 11 月在北京的會議被北京當局取消,被迫轉至新加坡)。
國際廣播服務
中國所著力設置的另一個路障,是限制《美國之音》以及《自由亞洲電台》的北京話服務(譯按:這兩個媒體是由美國政府出資,主要任務是提供美國觀點以及對外宣傳)。千禧年後十年內,中國駐華府外交官以及《美國之音》中文網高層開始一年一會,讓中國外交官能針對《美國之音》的報導內容出聲。中共外交官也與《美國之音》的主持人們打成一片,以說服他們更支持中共政權。該媒體的當紅人物曾於中國大使館舉辦活動,甚至某個電視節目編輯在外交場合中公開宣布效忠中國。如此便不會意外為何本報告中部分受訪的《美國之音》員工,會認為中國張牙舞爪的媒體戰成功地逼使《美國之音》中文網,漸漸揚棄與中國直接相關的節目主題,轉而向華人受眾介紹美國日常或教學美式英語。「美國萬花筒」(Cultural Oydssey)即為一例,這是《美國之音》推出的電視節目系列,內容聚焦於美國歷史文化,像是炸雞、甜甜圈和國家公園。這些年來,該節目大概用掉了全公司三分之一的外景預算。另一個節目則是由英文老師潔西卡.貝尼克(Jessica Beinecke)領銜主持,而她英文教學電視台主播的職業生涯就是發跡於中國。對此,一位《美國之音》現職資深員工表示,公司官方內部盛讚這些節目「不敏感且去政治化」。更甚者,《美國之音》管理層試圖撤除會導致敏感解讀的報導內容。有一介紹中國當代歷史的電台節目,內容涵蓋文化大革命以及 1949 年後的重大事件。即使該節目有幾集甚至能各自吸引超過三百萬網路點擊數,它仍然在上線兩年後,於
2009 年被公司停播。2011 年,美國廣播理事會(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試圖裁撤中文網 65% 的人力。不過,該部門的記者與編輯們群起反抗,他們遊說國會,並讓受裁員工復職。2012 年,一位曾是中國異議份子,現在也是美國政治專家的中國移民,成為美國之音首位女性領導人。然而,她旋即因一場爭議訪談而下台。這訪談挑動中國官方之怒火,甚至揚言報復。
據幾位員工所稱,這位女性領導人被拔除後,《美國之音》中文網延續著趨吉避凶的模式:避免觀眾接收到對中國來說太過尖銳的訊息。比如說,《美國之音》網站上中國異議人士的專欄被移除,像是人權倡議者曹雅學(Cao Yaxue)。許多員工現在形容自家媒體內容「不支持也不反對中國」。員工們也觀察到,《美國之音》製播之節目內容強調旅遊、文化或語言,與中文使用者在《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或中國當地網路得到的訊息並無二致。而與《美國之音》地位相當的《自由亞洲電台》,風格則相對犀利許多。
結論與建議
中國善用美國的開放環境傳達各種訊息給旅美華人,無論他們慣用中文抑或英文。美國法規容許外國傳媒企業免費透過美國衛星或電纜系統播送資訊,即使是外國政府支持的媒體也無妨。許多中文網站受中共資助,美國政府卻也未曾下架任何一家,這與中國在其境內之作風截然不同。1934
年頒行的《聯邦通訊法》(Communication Act of
1934) 理論上僅容許外國人持有地面無線電台與電視台的 20% 到 25% 股份。然而該法案在過去十年間逐漸鬆綁,甚至也疏於規範外國法人所擁有的有線頻道或租賃合約,連外國政府所直接控制的公司法人,都可以拿著美國的正式授權,換取公開播送時段。中國傳媒充份利用以上的各種方法,大肆宣揚北京當局的觀點。更值得擔心的是,中國政府已相當成功地說服或投資在親共商人,讓他們資助裹著中立外皮的親共媒體,也因此最重要的三大獨立中文報紙,都漸漸地向北京當局靠攏。
相較之下,中國政府嚴厲限縮美國及其他西方媒體在中國境內的影響範圍,並且禁止西方世界對中國媒體業投資,除了少數無關政治痛癢的主題,像是時尚、汽車、投資、健康與生活。西方電視新聞網永遠也別想複製其中國同業在美之作為,例如租用中國電視台頻道,向當地全天候放送消息。同樣地,西方傳媒公司也不可能獲准投資中國的主流新聞出版品。
在美國,不論是中國國營英文媒體之擴張,或是北京當局對在地中文媒體的加強控制,這些情形讓開放性對話益發困難。一方面是這些媒體受外國政府所操縱,而非單純的跨國商業公司。另方面是,在美國的中文媒體獨立發聲空間日益受限,這與自由社會追尋多元觀點的目標相互牴觸。此外,中國共產黨對於美國中文媒體的掌控以及其於英文媒體界與日俱增的地位,讓中國有潛力動員華裔美國人、甚至其他美國人,去擁戴與美方利益相悖的政策。總部設於美國的親中媒體,戰鼓隆隆地放送反美立場報導,這造就一個相當病態的媒體生態。
提升透明度
中國成功地為其影響美國媒體運作的作為擦脂抹粉,而這成為一個重大挑戰。比如說,檯面上「亞洲文化」( Asian Culture)和 「傳媒集團」(Media Group)以私人公司的身分掌控親中媒體「美國中文電視」(SinoVison) 和 《僑報》(Qiaobao);事實是,該公司裏頭的員工皆曾服務於中國國營的中國新聞網(China News Service)。我們掌握的消息來源並堅稱,這些員工被中國政府派駐美國,為在美政治宣傳計畫打基礎。相較於中國共產黨直營的媒體集團,有名無實的「私人公司」身分,使得任何要令它關門的行動,在法律或倫理上招致更多挑戰。類似情形也出現在那些漸受中共魔爪影響的獨立出版品及網站身上。如果美國法律守護報紙發行人或網頁經營者在其事業中嵌入個人政治立場的權利,美國政府又怎麼能實行拒絕親共立場的差別待遇?
退萬步言,最少,美國當局能做到的是,確立買下美國媒體的中國企業(及其他國家的企業)真正的「所有權結構」(ownership structure)。任何受國外機構所有或控制的媒體(包含平面媒體),特別是為外國政府立場服務者,都必須依照《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登記。美國也應當進行全面性的審視,評估《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規範的範圍之外的組織及其員工,是否需要依照正在遊說中的法律,登記為「外國代理人」。另外,有些論者更主張應當確保這些組織的僱員收到一份揭露報告,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正在替國外代理機構工作。
促進完整一致
摸索如何妥善應對中共對中英文媒體運作之影響,對一個自由社會來說是巨大的挑戰。美國或可考慮對外國國營媒體設下限制(限制對象應排除公眾資助的傳媒,例如維持編務獨立的英國國家廣播電台 BBC)。若這無法做到,近期針對外國政府營運的出版品、電視電台播送機構 —— 或許會擴及其員工 —— 登記為外國政府代理人的要求,或許會是局部的解方。2017 年末,俄國的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 RT)公司登記為外國代理人,2018 年九月,美國司法部也強制中國環球電視網和新華網完成登記。
至於那些獨立中文媒體,美國政府應當考慮多作一些事來幫助他們存活,包含藉由傅爾布萊特計畫(The Fulbright Program) 或其他途徑核發補助款,例如透過國務院的國際訪問學人計劃。在國內,美國政府也可以考慮協助這些獨立中文媒體的營運,比方說針對印刷機運作的製造業稅賦優惠、非營利組織的稅賦減免,讓新聞業的商業模式能在這過渡期危機中生存。私人慈善基金也可以提供有用的資助,讓這些獨立中文媒體得以保持編務獨立及財務順暢。
促進對等互惠關係
在這個時刻,美國政府非常需要幫助那些試著在中國從業的美籍記者們,與中國之間建立對等互惠關係。有鑑於這些記者常被中國拒發簽證及限制入境,阻撓其報導工作,美國國務院也應當回敬中國,限制在美中國記者的簽證與入境。美國記者在中國所遭遇的許多肢體暴力與採訪阻礙,也該成為中國記者簽證核發或入境的考量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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