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還能改變中國嗎？ 鄧聿文＠NYT 20190730

【Comment】

這篇文章，就是典型的熊貓文章。

川普的施政根本不是針對中國而已。

於是，光講美國對中國，完全切合減緩各國戒心為目的的「大外宣」。

對中國，要忍讓，要等待，要等過no turning point。

孔子學院就是這樣成功的。萬歲！

美國還能改變中國嗎？    鄧聿文＠NYT 20190730

近期，美國所謂的「熊貓派」和「屠龍派」先後發表兩封致川普政府的公開信，將美國的中國專家對華政策的分歧公開化了。前者指認中國不是鐵板一塊，領導人也不是一成不變，美國目前的處理方式從根本上來說適得其反；後者批評前者的對中接觸政策，認為它完全無效，呼籲美國政府堅持對抗中國的路線。我大體同意「熊貓派」的看法，認為美國原本是可以改變中國的，而且事實上已經改變了很多，但經過川普政府這一「折騰」，現在很難了。

去年以來的一年多時間，美中關係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倒退，用「地動山搖」來形容不過分，兩國很大程度上已進入冷戰狀態。作為主動發起貿易戰的一方，美國白宮與鷹派不惜破壞兩國關係，打算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國的市場與技術脫鉤。美國的精英階層醒悟到，40年來接觸政策的結果，是中共不但沒有按照美國設想的方向演變，反而憑藉經濟的崛起，強化專制統治，在制度上變得更頑固，並將經濟力量投射到軍事外交等，打造另一套發展模式，和美國分庭抗禮。既然不能改變中共和中國，再實行接觸政策，繼續壯大中國，挑戰美國霸權，在多數美國精英特別是鷹派看來，在政治上就完全是錯誤的。

從這個角度看，美中目前的對抗反映了美國精英階層對無力改變中國的無奈、失望和某種程度的焦慮情緒。問題是，遏制政策是否能阻止中國的發展，改變中國，或者不讓中國與美為敵？在我看來，川普政府全盤否定美國歷屆政府對中國實行的接觸政策有些武斷，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它其實並未看到在過去40年裡，中國社會包括人們的思想在美國影響下有了非常大的改變。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長達3000多年，但從商周到清朝，以社會形態、生產方式和統治模式而論，內部演化的過程非常緩慢，幾乎可用「停滯」二字來描述。鴉片戰爭後，中西兩種文明的對撞開啟了中國社會的變革，可直至甲午戰爭清朝的完敗，才真正帶來精英階層的覺醒。從晚清到當下，時間過去了150多年，分段看，這個時間已經很長，但放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則顯得頗短。而如果從1978年的改革算起，則更短。還應看到，在這150年裡，中國雖然經歷了短暫的共和時期，然而，由孫中山引入、蔣介石繼承、後被毛澤東發揚光大的蘇聯專制體制，和中國傳統的帝王專制思想嫁接，產生了一種生命力更強的專制體制——可稱為混合專制體制，在這個過程中從未被中斷，甚至在習近平的新時代，因為中國的崛起，它找到了新的依託土壤。

比起世界上其他古老的專制國家，包括東亞受儒家文明影響的其他國家，中國這種滯緩的流動未免讓人灰心。但指望中國這樣一個被蘇聯極權體制改造過的有著深厚專制歷史的超大國家，在短短40年裡——或者150年裡——變成一個西方意義上的自由民主國家，是不現實的。所以，對中國的演化和變革，要有歷史感和足夠的耐心。

其實，換個角度會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除了制度外，能夠改變的基本都變了。改革後人們有了自己的財產以及由此衍生的產權觀念，經濟和社會自由得到擴展，言論和政治自由曾經在某個階段也多少具備一點，至於人們的思想，絕大多數中國民眾是親近和擁抱普世價值的，尤其是中國的精英階層，變成了美國的擁躉，至少對美國不反感。如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群體中，信奉自由民主與自由市場，希望走美式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比比皆是。這種情況即使在當局對自由主義不遺餘力的打壓後，也沒有多大改變。

以官員群體包括官方學者為例，他們是中國精英中的精英。該群體給人的印象是最反自由民主的。但其實仔細分析他們的政治傾向，並非外界想像的那麼單一。且不論官員中有一批思想相當開明的人士——即所謂的改革派，就是那些貪官，他們也並非一味地反對普世價值和自由民主制度，否則，無法解釋他們把自己的子女或配偶送到西方留學或移民。因為他們清楚，中共的這套體制是無法保障其政治安全的，他們隨時有可能成為反腐的犧牲品，而民粹主導下的激進革命，他們也是首先被清除的對象，可能只有自由民主才能保障他們無性命之憂。從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看，若中國社會真的開啟變革，他們中的多數會從目前的保共派變成反共派。

在中國的精英階層，有沒有普世價值的反對者和自由民主的死敵？當然有，傳統的左派即毛左，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者等都是，然而，在改革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們在輿論影響力上並不佔主導，即使是他們，也不完全否定普世價值，只是認為不適合中國罷了。至於底層大眾，他們的世界觀易受精英和官方左右，雖然官方長期洗腦讓他們中的許多人偏愛秩序和穩定，但植根於內心的財產觀念和對腐敗的痛恨可以讓他們很快認同普世價值。

可以說，經過40年的市場啟蒙和在開放環境下，唯一沒有改變的是體制，而要改變體制，是需要耐心並等待時機的。打個不恰當的比方，用百分比來形容，美國在改變中國上，我覺得至少成功了70%，剩下的30%是比較堅硬的部分。假以時日，也不是不可攻克，然而，白宮和鷹派太急於求成了。他們忘了一個基本道理，即遏制政策要起到改變中國體制的實質效果，需要得到中國精英階層中普世派的響應和配合。

去年川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確實得到了中國精英階層很多人的支持，他們希望借貿易戰削弱習近平的高壓統治，動搖其權力，並重啟改革。然而，川普政府的「胃口」太大，在人權、台灣、南海等問題上同時向中國開火，特別是動用國家力量和盟友體系打壓華為，謀求和中國技術脫鉤。

這種「戰法」和企圖讓原來支持川普的中國精英階層，特別是黨內改革派和社會自由派，意識到美國的鷹派目的不僅僅是要打擊中共，更要削弱中國發展的基礎。這不能不使他們對美國多一份小心，在習近平和中共強硬派對美展開強硬反擊時，不好講話了，因為他們本來被強硬派邊緣化了，如果在中美全面對抗之際公開支持美國或者表達出支持美國打壓中國的意圖，很容易被大眾和強硬派扣上賣國賊的帽子。相反，習近平和強硬派則可藉著捍衛國家利益和尊嚴的「旗幟」，輕易俘獲大眾，重獲民族主義的合法性。所以我們看到，自美國在今年公開打壓華為後，中國的民間輿論發生了轉向，民族情緒高漲，許多原先支持川普的人在公共場合只能沉默。

對此，「熊貓派」公開信呼籲川普政府和中國體制內部的健康力量合作，通過影響他們來分化和牽制習近平，這個意見是對的。但現在恐怕遲了。一是川普政府的這一通「圍剿」，讓中共和中國社會對美國更警覺；二是如此一來，體制內的健康力量有可能分化，一部分會變成強硬派，剩下的則進一步被邊緣化。總之，在美國成功激發起了中共內部和中國社會的民族主義後，再想改變中國，已經很難。

如果川普政府去年改變打壓中國的手法，通過策應黨內改革派和社會自由派，仍有可能改變中共和中國。因為儘管習近平大權在握，然而根據過去出現的「封閉—反彈」規律，是有可能使中國走向自由化改革的。中國之前至少兩次出現社會越封閉、改革反彈越強烈的現象。第一次是「文革」結束，讓中國打開國門，改革開放。第二次是八九鎮壓和隨後的三年治理整頓，讓中國迎來了市場經濟和加入WTO。當下是處於改革後的第三個黑暗時期，按照這個規律，要是習近平的極權體制遇到問題，被壓制的健康力量會有一個極大反彈，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可能猛烈爆發進入一個全新局面。

從這個角度看，川普政府壓根兒從一開始就不應抱有通過貿易戰改變中國制度的想法，或者讓中國政府覺得美國有此目的，並為此而對中國採取極限施壓做法，如果這樣做，只會適得其反，就像現在。

這不是說，美國不可以發動貿易戰，而是要把貿易戰局限於它的本來目的，即貿易平衡和貿易公平；也不是說，美國不可以就技術盜竊、強制轉讓、智慧產權等問題向中國施壓，甚至針對某些有「劣跡」的中國企業進行制裁。但應該理解這個問題的歷史性，把它作為一個單一議題進行處理和談判，而不要把它與《中國製造2025》以及5G等掛鈎，不以伊朗禁令為由通過拘押華為高管和動用盟友力量打壓華為。

川普政府假如按上面的方式處理貿易和技術問題，會減緩甚至打消中國政府對美國意圖的懷疑，讓習近平和中共強硬派易於接受，客觀上也會有利於增強中共黨內改革派和社會自由派的政策話語權，激活他們休眠的力量，改善其被邊緣化的處境。然而現在，美國鷹派公開宣示與中國為敵，將貿易問題擴大化，提出一個讓中國政府無法接受的過高目標，即改變中國制度，結果就造成眼下雙方近乎全麵攤牌的結局。

美中重新回到過去已無可能，即使川普政府接受「熊貓派」主張，再次擁抱中國，中共對美的警惕也不會放鬆。而按照鷹派政諫，和中國打一場新冷戰，最後即使中共輸誠，不得不接受美國的貿易條件改變自己的行為，中國社會敵視美國的心態早已形成。假使如一些人所願，中共在這種對抗中被拖垮，但鑒於中國社會已經被植入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基因，那時為恢復秩序，接下來很可能不是自由民主贏，而是另一種軍事強人政治走向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