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新華社：要把地球管起來 穆廣仁＠多維新聞2015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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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4【年代向錢看】節目，提及中共「要把地球管起來」的計劃。顯然，大有成績，很少人講中國不好。

毛澤東時代的新華社：要把地球管起來      穆廣仁＠多維新聞20150112

1955年10月，毛澤東對新華社負責人吳冷西說：“要把地球管起來。”，吳在新華社傳達了毛澤東希望新華社加快發展，走向世界的指示。吳冷西和其他新華社負責人意識到，在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後，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有很大的提高，新華社走向世界是應有之義。本文摘自2013年7期 《炎黃春秋》，作者穆廣仁，原題為《毛澤東時代的國際報道》。

1955年10月，毛澤東主席對新華社領導人吳冷西說：“要把地球管起來。”吳冷西在新華社傳達了這個指示，說毛主席批評新華社的國外工作思想保守，行動遲緩，駐外記者派的太少，新華社要大發展，走向世界。吳冷西和其他新華社領導人意識到，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萬隆會議之後，中國在世界上影響有很大的提高，新華社走向世界是應有之義。

儘快向國外派駐記者，新華社沒有現成的隊伍。現有的記者除極少數外，多是不諳外文的國內記者。新華社採取兩方面的措施來徵集駐外記者人選：一方面，手持中央的“尚方寶劍”，到各地物色既懂外文、又有一定工作經驗的黨員，調來總社；另一方面，為國內記者辦“外文培訓班”。這兩種人都還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才能派出。我就是1956年從地方上調集來的備用人員之一。可以說，毛澤東“把地球管起來”這一句話，決定了我一生中重要的一頁。

可是，回頭看來，直到退下崗來，作為國際事務特別是亞非事務的追蹤者，我仍是個並不合格的記者，一個尚不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記者。特別是在毛澤東個人迷信時代，極“左”思潮盛極的時代，我曾經充當一個唯上是從的馴服工具，寫了一些奉命文章，幹了些蠢事。那是我生命中陷入迷霧的一段。只是到了晚年，不能不就此做出一些反思和探討。這既是為了卸掉個人身上的負擔，更是為了勉勵更多人認同獨立思考、獨立人格的價值。從我國的對外政策而言，應當記取毛澤東企圖領導世界革命的深刻教訓。

上個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的時代。亞非拉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相繼取得民族獨立，成為新興國家。其中，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在東方以至全世界，都具有強烈影響的事件。新中國成立後，支持亞非拉各國民族解放運動，成為我國外交政策中非常顯赫、非常重要的部分。新華社作為黨和國家喉舌，以濃墨重彩報道了二戰後東方世界的這個進程。我一踏進新華社，就被分配在國際部，從事東方地區事態的報道。此後到了國外，繼續報道亞非拉人民反帝反殖、取得民族獨立的歷史進程。

據我記憶，吳冷西曾對新華社幹部說，塔斯社和新華社有個分工，新華社“重點在東方”。當時，我沒有琢磨這個分工的來頭。後來才悟到，吳冷西是沒有資格規定兩者的分工的，甚至毛澤東主席也沒有資格，只有史達林才有這個權力。1949年7月劉少奇率團秘密訪問蘇聯時，史達林對劉說，在世界革命運動中，中蘇兩家應該有某種分工，中國今後多做東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作，蘇聯對西方多承擔些義務（見沈志華文《毛澤東與東方情報局》，載《同舟共進》2012年第1期）。毛澤東早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也曾明確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蘇聯領導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是當年毛澤東指導中國革命及其“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的某種解讀。

在二戰後的一段時期，周恩來總理和印度、緬甸等領導人創立了國家之間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萬隆會議上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為國際關係的十項原則。這是當時總攬外交工作的周總理的重大創造。他在訪問眾多的亞非國家的旅程中（我曾參與了總理非洲之行的報道），充分地展現了我國支持亞非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方針，也展示了周恩來的外交風采。可是，事實進程表明，周恩來的和平共處的外交方針，和後來毛澤東心中的世界革命戰略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毛澤東是決定一切的，周恩來做不了主。

1955年蘇共20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及其後世界形勢變化，改變了此前毛澤東的“一邊倒”的對外政策，而演變成“取而代之”，即取代蘇聯而成世界革命的領導者。50年代毛澤東要新華社“把地球管起來”，也就在改變了中國在世界革命中東方為重的“分工”角色之後，演化為毛澤東“取而代之”的世界革命戰略所伸出的一隻觸角。

1959年，塔斯社聲明揭示了蘇聯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支持印度的立場，我根據社長朱穆之指示，在新華社的新聞中第一次公開報道了中蘇分歧。此後，雙方展開一場意識形態的大爭論，其代表作是“九評”。“反對修正主義”成為我們宣傳中的主旋律。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反映在國際關係上，集中到一點，就是反對“和”：反對和平道路，反對和平共處、反對和平競賽。在亞非民族解放運動問題上，最尖銳的論爭是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問題。蘇聯認為武裝鬥爭並非奪取政權的唯一道路，就被斥為修正主義、投降主義。

1963年，我被派駐開羅任記者。這時中蘇論戰正值高潮。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範圍中產生了大分裂：凡是主張和平道路、議會鬥爭的共產黨，被稱之為“修正主義”黨；支持毛澤東思想的黨，從國際共運中分出來，稱之為“×共（馬列）”。在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中，也發生了分裂，而且不只是意識形態的分裂。中蘇雙方都力圖把亞非拉國家拉向自己一邊。蘇聯領導人不再信任中國作為東方國家革命的領導者。本來就對史達林指導中國革命心存不滿的毛澤東，對赫魯曉夫更是針鋒相對。中蘇關係的這種演變，從根本上否定了中蘇雙方在世界革命中的“分工論”，而演變為毛澤東和蘇聯領導人對世界革命領導權的激烈爭奪。

在我的經曆中，涉及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幾件事，反映了中蘇分歧，也折射出了毛澤東爭奪世界革命領導權的大背景。這裡舉若干實例如下。

萬隆會議後，誕生了一個亞非地區的非政府組織：亞非人民團結組織（簡稱“亞團”）。蘇聯奮力擠進這個組織，而中國則極力加以反對。最終蘇聯還是擠進來了。亞團在開羅設立書記處。中國派作家楊朔出任中國常駐書記處的中國代表。亞團書記處成為中蘇經常吵架的地方。每次開會，楊朔與蘇聯代表例行爭論一番。楊朔覺得這種爭論無甚報道價值。新華社也就不再去採訪

報道了。

在萬隆會議精神的鼓舞下，舉行了多次“亞非人民團結大會”。1965年5月，在加納的溫尼巴召開了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亞非人民團結大會，我參與了這次會議的報道。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亞非代表，高唱反帝反殖、要求民族獨立的呼聲，特別是支持越南反對美國干涉的戰爭。這是大會的主流。而新華社記者在作為會議總結性的述評中，卻突出了反對“蘇修分裂投降路線”，稱“大會自始至終貫穿著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團結反帝的路線，一條是分裂投降的路線。”述評說，“有人（指蘇聯）企圖在會上不反帝而反華，不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而是幫助美國迫使越南人民放下武器投降”。這裡所依據的，不過是一位印度代表的發言，提出戰爭雙方通過和平談判結束戰爭的建議。在《人民日報》刊出這篇評述的大標題更加鮮明地說：溫尼巴大會“堅決唾棄蘇聯代表團兜售的分裂投降路線”。述評還指蘇聯代表團在會場散發反華小冊子，指責中國領導人企圖“使民族解放運動同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指蘇聯）為首的大家庭分開，破壞世界革命運動的團結”。現在再複讀這篇文章，真是一篇文不對題的“傑作”，是對大會真實情況的重大扭曲。

接著，1966年末至1967年1月初，在古巴哈瓦那舉行了亞非拉三洲人民團結大會。我與陳跡被派往哈瓦那報道大會。會議結束後我奉命寫了一篇很長的評述，稿件送中宣部長陸定一同志審改，發表在《人民日報》上，幾乎占了一個版面。其基調仍是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破壞”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

這裡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表現形式為是否堅持武裝鬥爭是唯一方式的鬥爭；實質是毛澤東“取而代之”的世界戰略，與蘇聯領導人爭奪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和世界革命的領導權（即以誰“為首”）的鬥爭。

在任開羅記者期間，我有機會與許多尚未取得獨立的非洲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組織駐開羅的代表經常聯系。不久，我就發現一個很不愉快的現象，這些國家多是有兩個相互對立的獨立運動組織。津巴布韋有ZANU和ZAPO，西南非（現納米比亞）有SWANU和SWAPO，南非有“泛非”和“國民大會”，安哥拉、剛果（金）、貝專納（現博茨瓦納）等都有不同的民族解放組織駐開羅的代表。一個非洲國家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織，他們多有不同部族的背景，這種情況在非洲是不足為奇的。問題是中蘇雙方各支持一派，加劇了分裂對立，對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不利的影響。甚至在他們取得獨立後，（相當多非洲國家的獨立並非依靠、或主要靠武裝鬥爭）也沒有停止相互爭鬥，甚至政變頻仍。

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外交上的極“左”思潮達到了極致。我們的宣傳也達到極致，在全世界極力宣傳毛澤東思想，輸出革命，要將紅旗插遍宇內。這種幾近瘋狂的外交，反映了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北京新華社總社曾向國外分社發指示，要求報道外國人學習《毛選》、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情況，要非洲人為毛澤東思想唱贊歌。國外分社勉為其難，奉命行事，我們不顧新聞必須真實的原則，竟玩弄一點小手段，拿出《毛選》四卷的英文本中有關武裝鬥爭的論述，請非洲人閱讀，然後談談“學習心得”，我們就據以作為新聞發表。

1967年亞非記協在北京召開書記處擴大會議，領導上要求把這次會議開成一個“‘左派’的會議”。我被邀參與其事。會前，我奉命去亞非若幹國家，選擇“左派”記者與會。結果，阿爾及利亞、埃及、馬裡、巴基斯坦等國新聞界都拒絕與會。我回到北京後，又奉命說服亞非記協總書記查禾多（原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要他接受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亞非記協的總綱領，擁戴中國文化大革命。我拿著一份擬在會議上通過的報告稿，到交道口南二條查禾多的住所，就檔與他磋商。查禾多感到很為難。他認為亞非記協是個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的亞非國家的新聞工作者的組織，不可能接受毛澤東思想、反對蘇聯修正主義，作為記協的總綱領。當然，會議還是“通過”了這份文件。這又是我奉命參與的一件強加於人的蠢事。

當時極“左”外交路線的總體表現是：“打倒帝修反”。這是個“世界革命”的口號。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固在打倒之列；已經取得獨立的亞非拉民族主義國家，其領導者不是無產階級及其代表共產黨人，都歸於“反動派”，都在打倒之列。毛澤東在1965年《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的詞作中，就盛氣淩人地唱道：“要掃除（五洲四海）一切害人蟲，全無敵！”在這種“世界革命”風靡之下，支持亞非拉國家左翼政黨開展推翻當權派的武裝鬥爭，公然干涉別國的內政，輸出革命，成為一時之尚。在新華社的報道中，極力宣揚馬來亞、緬甸、柬埔寨、泰國、印度等國的左翼政黨開展武裝鬥爭。其中有些東南亞國家的左翼政黨，是中國支持的以華人為背景的共產黨。這類支持武裝鬥爭的報道也擴及某些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可是，這樣輸出革命的結果，紅旗沒能按照巨人毛澤東的意志插遍全世界，而中國卻一時陷於孤立於世界的困境，直到尼克森總統訪華後才有所改變。

毛澤東主席的晚年，中蘇對抗發展為武裝衝突，蘇聯被認作是最危險的敵人。毛澤東把打倒蘇聯修正主義作為爭雄世界的主要戰略。為此，要建立將蘇聯孤立起來的統一戰線，打造一個“反蘇一條線”，即聯合美國、日本、東南亞、南亞、中東、直到歐洲各國的反蘇一條線。可是，直到他去世之際，這“一條線”也不曾有效地建立起來，而蘇聯卻在毛澤東離開這個世界14年之後崩潰了。但這並非毛澤東思想把蘇聯打倒了，而是蘇聯的極權專政制度埋葬了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