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不是平庸，而是惡 NYT 20140918

【Comment】

文章中「西德官員不太願意將艾希曼和其他前納粹分子繩之以法」。為什麼？

因為，佔領會將過去的納粹黨人逐出公權力之外，但是，納粹黨太多了，假使從政府逐出納粹黨人，政府就空了，無法運作。所以，只能現實的留用多數納粹黨人繼續。

怕自己的黑暗過去走光，所以，前納粹黨人不敢起訴納粹黨人。

中華民國也是。

艾希曼不是平庸，而是惡    NYT 20140918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出版50多年來仍具有爭議，許多批評者猛烈抨擊她對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描述，她說他是「平庸的惡」的典型代表，是一個沒有感情的、幾乎沒有思想的官員，「從未意識到自己做了些什麼」。

這個星期，阿爾弗雷德·A·克諾夫(Alfred A. Knopf)出版社出版了《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大屠殺者未被仔細審視的人生》(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的英譯本。該書作者貝蒂娜·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無意加入那些批評家的行列。斯坦尼思是漢堡的一位獨立哲學家，她感興趣的是謊言的本質。2000年左右，根據近幾十年出現的資料，她開始撰寫關於1961年在以色列接受審判的艾希曼的著作，艾希曼是第三帝國猶太事務主管。

艾希曼戰後在阿根廷藏身時寫了大量回憶錄和其他文件。斯坦尼思在通讀這些資料時發現了他寫的一大段筆記，這段筆記駁斥了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的道德哲學，與阿倫特所謂的「沒有思考能力」的艾希曼形象截然相反。

「我在書桌前坐了三天，思考這個問題，」斯坦尼思在家中接受電話採訪時說，「我完全震驚了。我簡直不能相信這個人能寫出這樣的東西。」

斯坦尼思在書中引用了那個文件以及其他大量資料，證明了一些學者們心目中最為關鍵的一點：1962年被絞刑處死的艾希曼絕不像他自己在審訊中所聲稱的那樣，只是一名服從命令的公務員，而是一個狂熱獻身納粹事業的納粹黨人。

埃默里大學的歷史學家黛博拉·E·利普斯塔特(Deborah E. Lipstadt)說，如果說之前的研究者們嚴重削弱了阿倫特的論據，那麼斯坦尼思「粉碎」了它。利普斯塔特2011年出版了一本關於艾希曼審判的書。

利普斯塔特博士說，艾希曼在阿根廷的一些真相已經陸續傳開了，「但她寫得生動具體」，「這傢伙不是碰巧幹了一份骯髒的工作，而是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全身心投入」。

斯坦尼思認為阿倫特是被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表演愚弄了，但她不認為阿倫特不重要，而認為她是個不可或缺的智慧夥伴。阿倫特於1975年去世。

「我沒打算從歷史學家的角度寫一本書，只是想用史實與阿倫特辯論，」斯坦尼思說，「想了解艾希曼這樣的人，你必須坐下來，從他的角度思考。那是哲學家的工作。」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是在研究了30多個檔案館的資料後撰寫的，其中當然有很多令人瞠目的事實，比如，1956年艾希曼曾起草過一份致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的公開信，提議讓自己回國受審。那封信是斯坦尼思在德國國家檔案館保存的艾希曼文件里找到的。

斯坦尼思還提到，戰後情報關係網的公開程度有時令人驚訝，這保護了艾希曼；西德官員不太願意將艾希曼和其他前納粹分子繩之以法。根據德國小報《圖片報》(Bild)2011年公布的機密文件，西德官員早在1952年就知道艾希曼的藏身之處。

2011年是艾希曼審判50周年，斯坦尼思的書也於這一年在德國出版，她揭露出來的這些事很快成為報紙頭條，再次引發關於戰後德國政府是否與過去一刀兩斷的爭論（德國情報機構聯邦情報局[BND]仍未公布關於艾希曼的3400頁的完整文件）。

但是《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英譯者露絲·馬丁[Ruth Martin]）的核心是詳細描述艾希曼在阿根廷時的情況，以及當時圍繞在他身邊的前納粹分子和納粹支持者。它的主要依據是學者們之前就能看到，但是（據斯坦尼思說）從未被完整或系統挖掘過的資料。

「我們浪費很多時間等待驚人的新資料，」她說，「而沒有坐下來仔細查看已有的資料。」

那些材料真的能夠堆積成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證詞包括成千上萬頁筆錄、筆記和手寫文本，包括他在審判後寫的1200頁的回憶錄。

斯坦尼思以他人的研究為基礎，同時也把所謂的阿根廷文件拼湊到了一起，它包括1300多頁手寫回憶錄、筆記以及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荷蘭記者、前納粹分子威廉·扎森(Willem Sassen)1957年對艾希曼的秘密採訪的筆錄。

扎森的筆錄分散存放在德國的三個檔案館，殘缺不全，頁碼混亂。學者們很早之前就知道這些筆錄，其中一小部分作為證據被提交到艾希曼的審判中，他把那些筆錄斥為不可靠的「酒吧胡言」（其中兩段經過編輯的剪短節選曾刊登在《生活》[Life]雜誌上）。

斯坦尼思在貼錯標籤的文檔中發現了幾百頁之前不為人知的筆錄。她還發現有些學者也在扎森的圈子裡，而之前人們並不知道，比如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的前助手魯道夫·馮·阿爾文斯萊本(Ludolf von Alvensleben)。斯坦尼思說，之前人們沒有察覺他也參與了其中一些採訪。

根據斯坦尼思的描述，這些人組成了一種墮落的讀書俱樂部，幾乎每周都在扎森的家中會面，閱讀公眾對猶太大屠殺的最新描述，討論他們能找到的每一本書和每一篇文章，包括「敵方」作者所寫的內容。他們的目標是收集資料，寫一本書，揭露大屠殺是猶太人的誇張，是「600萬人的謊言」（阿根廷一本戰後納粹出版物的說法）。但是艾希曼有另一個相反的目標：確立他在歷史上的地位。

在艾希曼敘述自己所謂的「殺手工作」（斯坦尼思指出這絕不是諷刺）的嚴酷時，他也在提供無數能證實屠殺規模的確鑿事實。斯坦尼思引用了艾希曼描述自己「天生使命」的長文——「如果真有1030萬敵人（他指的是猶太人）被殺，那我們也算完成了使命」——這讓同情他的聽眾們感到不安。

「別的我無可奉告，因為這就是事實！」艾希曼說，「我為什麼要否認它呢？」

斯坦尼思寫道，對扎森的圈子來說，這篇長文標誌着幻想的破滅，他們不再指望艾希曼會幫助他們為「純粹的納粹主義」辯護，幫助他們否認敵人的誹謗中傷。對艾希曼來說，扎森的採訪只是應對耶路撒冷的極佳演練。斯坦尼思寫道，以色列審訊者發現艾希曼在回答史實問題時得心應手，不過這次是為了給自己塑造一個完全不同的形象。

有些史學家說，如果阿倫特像其他很多人那樣被矇騙了，那麼他的表演仍讓她洞察到很多當時在現場執行屠殺的人們的心態，這很有價值。

「她說的那類人的確存在，但他不是那類人，」史學家克里斯托弗·R·布朗寧(Christopher R. Browning)說。他1992年的著作《普通人》(Ordinary Men)很有影響力，該書調查了波蘭的一個德國警營，成千上萬猶太人在這裡被害。「艾希曼所假裝的那種人的確存在，各種各樣的人都是那樣的。所以他的策略才能奏效。」

聽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陳述，阿倫特看到了一個「不能思考的」人。聽着艾希曼在赴耶路撒冷之前的講述，斯坦尼思看到了一個非常擅長操縱的大師，擅長讓理性來反對它自身，而理性原本是敵人的武器。

「作為一名哲學家，你想維護思考，認為它是一種美麗的東西，」她說，「你不願認為一個有能力思考的人不喜歡思考。」